再造“神圣”：为俗世的婚姻赋义
近年被“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和郑执）所定义的“东北文艺复兴”，提醒着文学和地方的关系不应该仅仅是类似“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种文学标签。提出东北或者沈阳之文学的多样性，也不应该仅仅是罗列更多的作家和地理景观（比如不局限铁西区，扩张到东北诸城市的细微差异以及东北自然地貌的丰富），将文学研究简单置换成数量统计。
其实，文学研究可做的工作很多。在讨论“铁西三剑客”的延长线上，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徐坤和她的“我城”沈阳之间的精神关联性。
徐坤是在沈阳出生和长大的。沈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五”计划工业化建设的重地，有着“共和国长子”“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之称。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国家和时代这些大词会自然转换成日常生活的生态和心态。徐坤的“时代”敏感不是偶然的，她的时代意识是与生俱来的。与此同时，至少到徐坤离开沈阳的20世纪80年代末，沈阳老工业基地的颓势还没有像其后的90年代那么明显。可以举例的是，艾敬的民谣专辑《艳粉街的故事》发行于1995年，王兵导演的著名长纪录片《铁西区》拍摄的是1999—2001年世纪之交的铁西区。虽然也就差这短短的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徐坤的沈阳记忆可能更多是老工业基地辉煌的最后光影。自然，我们熟悉的工业场景，往往是火热的工业建设与青春的同频共振。这也许可以解释徐坤所说的“‘青春万岁’的情结深深植根于我少年时的心中”。因而，徐坤的小说充盈着一股热烈的青春气。即便涉猎严肃的文学命题，徐坤总是能妥善地平衡好形而上与形而下、大雅与大俗、先锋与日常、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舒展爽快的叙事节奏和速度。
徐坤在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文学时期，多写“近己身”知识分子题材，至《八月狂想曲》则是“近大时代”的题材之“变”。但无论如何变化，其叙事的个人风格一以贯之。徐坤从不讳言与时代同行，但徐坤的与时代同行又不完全等于有一套成熟的定制模式的“主题写作”。与时代同行，涉及谁与时代同行。谁这个主语的精神结构和审美立场直接影响到他所感知和表达的时代经验和审美呈现。而且，谁这个主语，是单数的，也可以是复数的。与时代同行的徐坤，是单数的徐坤，也是有着20世纪“新生代”写作前史的徐坤。
贰
可以先谈长篇小说的技术问题。谈长篇小说的技术问题，不能不涉及当下的媒介生态、受众以及一时代之典型的文艺样式等。一方面，基于网络新媒体的技术支持，从140字微博到30秒短视频占据了我们时代国民主要的视听时间；另一方面，“纸媒传统的长篇小说，似乎依然是新世纪最具典型性的文体。年均几千部的长篇小说出版量已然成为文学出版的主要格局”。（1）这里有一个事实需要被揭示：长篇小说和微博、短视频共享着视听过程中视觉焦点漂移的碎片化快读、跳读的现实。一定意义上，网络长篇叙事“爽文”化正是适应读屏时代快读和跳读的现实。而纸媒传统的长篇小说基本很少回应新媒介所带来的快读和跳读的视听变化。当然，纸媒时代的“遗民”并未全部移民到网络，肯定应该考虑到网络和纸媒并存时代，从网络切换到纸媒可能的自然降速。
我们今天纸媒长篇小说的叙事速度基本匹配的是网络崛起之前的读者阅读速度。如果我们不能强制读者从屏幕切换到纸媒的自然降速，纸媒传统的长篇小说叙事是不是在速度上也要做适应今天时代读者的调整？关于《神圣婚姻》，徐坤在创作谈中坦言：“有意识地通过‘快闪’‘留白’‘移步换景’等戏剧式写法，快速时空转换，以牢牢抓住读者阅读兴趣。”（2）其实，这可以追溯到更早，2000年，首届冯牧文学奖就对徐坤的叙事策略有过评论：“注意把握先锋精神与读者审美传统和本土文化的辩证关系。”（3）“读者审美传统”不是一直不变的，它应该包括新媒介时代的新传统。我们读《神圣婚姻》，除了穿插了诸如诗歌、流行歌曲歌词、东北二人转、检讨书、述职信等诸多副文本外，小说还着意删减掉了修辞性的语言，突出强化人物的肢体行动以及言语对话。对话推动着行动，行动反过来又推动着情节向前，虽无激烈的叙事波澜，但小说内部涌动着狂飙突进的叙事速度。
叙事速度的调整，不仅仅是迎合媒介革命改写读者阅读的新传统，而且关涉徐坤对新时代精神症候的把握。小说开篇写道：“许多年以后，程田田仍会清晰回忆起2016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个晚上，她行色匆匆追到北京，就为听孙子洋亲口说一声结束他们之间的恋情。”（4）这个貌似致敬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经典的开头，既不一本正经，也不戏谑。考虑到它不是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汉语小说，徐坤以这个舶来的、已经耳熟能详的汉语小说开头，是否因为她意识到我们时代的速度和时间？“许多年以后”，对《神圣婚姻》小说叙述时间而言，其实也就是区区五年而已。不是岁月悠长，只是因为程田田经历了“许多事”，五年等于了“许多年”。而叙事速度的产生一定意义上也正是一件事和一件事之间的切换。如果我们耐心去细数，《神圣婚姻》不同人的事、家国的事，纷至沓来，相互交缠。但在今天长篇小说格局中，多“事”的《神圣婚姻》却是字数相对少的篇幅，自然需要提速来完成事和事的切换，来保留叙事的密度。
距离制造陌生化产生美感，几乎是一个审美定律。故而，一般而言，小说家往往都往历史纵深处勘探得多。徐坤20世纪90年代开始小说写作，是“新生代”作家的代表。当代文学史有一个常见的研究思路，就是关注作家的转型，比如我们谈论得很多的先锋作家转型。在我印象中，徐坤写出《八月狂想曲》的时候，也被认为是“新生代”作家的转型。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认为“新生代”作家的典型样貌是所谓的“个人化写作”。不仅是个人化，而且是隐微的、内倾的个人化。问题是，作为“新生代”作家代表的徐坤，她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接通了个人和时代之间的通道。我们研究徐坤90年代中期前后那些“近己身”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小说，是不是应该考量到当时知识分子在市场化来临时代的精神症候？是不是应该辨识徐坤的小说和90年代同时代知识分子议题之间的关联性，比如“人文精神讨论”？有作家曾经反思过“宏大叙事”在新时期文学之后的命运，认为：“在我们新时期文学之后，所谓的‘宏大叙事’，被我们像一盆脏水一样倒掉了。说谁的小说是‘宏大叙事’，更像是一种嘲弄。”（5）“宏大叙事”的评价标准是不是被摒弃过也许值得讨论，但有一个事实必须充分注意到，徐坤，还有几乎和她同时出场的“新生代“作家邱华栋，他们的写作处理的都是宏大的时代前沿议题，比如知识分子和青年道路，城乡之变，等等。也许需要指出的是，“宏大叙事”不等于“国家叙事”。徐坤和邱华栋这种基于个人立场对时代整体性认知的文学表达无疑也是一种“宏大叙事”。
在不同的场合，徐坤都将《神圣婚姻》的写作视作“与时代同行”。“时代”和“时间”的差异在于“时代”是被定义的“时间”。《神圣婚姻》小说时间被选定在2016—2021年的五年。这五年即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以五年为时间计量单位规划国家目标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它不仅是对经济发展的量化，而且包含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国家期许。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点。（6）而《神圣婚姻》从2016年“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开始叙述，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百年目标的时间节点完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国家规划时间如何转化为有审美意味的小说时间？如小说的历史溯源给出的答案：“以国家‘五年计划’为时钟来给一个研究所、一个科研团队计时和纪年，这种计时方法，应该首推作家王蒙。他在19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小说里用国家的‘五年计划’来给人生计时和纪年了。”（7）将国家时间接引到个体的生命史，时间计量不只是个体日常生活的物理单位，它建立起了微量个体与宏大时代的关联性。这是一个有意味的颠倒。现代性为了凸显个体的价值，往往以个人时间僭越国家时间，这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反抗性话语和小说叙事能量和结构。在《神圣婚姻》中，徐坤则反其道地将国家时间重新召回。毫不避讳地把“十三五”、“十四五”、元宇宙元年、数字化时代、转企改革、脱贫攻坚、支教、乡村建设等时代性命题召唤并安置到小说文本之中，在宏大的国家规划之下思考个人规划的可能。徐坤充分地注意到国家规划可能引发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和人性的变化。小说虽然许给了于凤仙和炮三儿一个合于江湖儿女爱欲的终场，但对他们有违伦理和人性遇合的起始，徐坤持有的态度却是现代的批判理性。同样的，孔令健推动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的转型和改革，遭遇到暗算，最终取得成功，也是80年代基于现代性传统改革文学延长线上的。在此前提下，徐坤思考的是，存在不存在另外的可能？也因此，《神圣婚姻》提供了国家规划之下个体生命解放道路的可能。程田田、萨志山，因为国家规划，他们各自有了事业的转机。这也为程田田、萨志山告别既往生活，重新获得爱的能力赋予能量。进而，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在中国语境里片面强调个人反抗的能量反而可能是一种“不真实”，而《神圣婚姻》尊重国家规划的时代逻辑对个人的塑造则可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
除了对当下国家时间的尊重，《神圣婚姻》的空间想象也很“时代”。小说标志当下城市地理空间的挪动是一种有历史记忆的空间，比如位于张志忠路3号的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与清末陆军部和海军部所在地、袁世凯总统府、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鲁迅“三一八惨案”纪念碑的关联，比如潘家园旧货市场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职工福利房。在这里，空间即时间；时代之变，即空间改写。可以顺便提及的是，《神圣婚姻》尊重国家时间并不意味着以国家时间取代小说叙述时间。《神圣婚姻》的叙述时间有一套由国家时间到小说时间的转换术。小说上部，从元宵节到中秋节不到一年的时间，却占据了一半篇幅。小说下部对比上部占有五分之四的物理时间，自然带来叙事的加速。上部的不到一年时间，核心事件是为买房而假离婚闹出的种种连锁事件；下部11至16小节，中秋至大年三十这一段时间的主体事件是研究所的改革实践以及孔令健的二婚家事；17小节，萨志山安岭市挂职，时间一年多；18小节，程田田在坝田村建成5G信号基站时，已是2019年；20小节，程田田回到北京，跳转到2021年秋天。也许是有意为之，小说随着程田田和萨志山走出狭隘的两人世界和家庭生活，走向北京之外的广阔的“外省”，小说叙事也随之加速，小说人物也跃动着澎湃的生命激情和爱欲。
叁
《神圣婚姻》的与时代同行，“婚姻”可以看作是徐坤的一次对时代的取样。需要留心的是，徐坤写的是神圣婚姻，而不是神圣爱情。五四新文学，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是挣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自由爱，而且自由爱，往往连带着个性和人性解放的时代议题。因而，我们会发现五四腔调的爱情故事，大多数充满着浪漫主义激情，甚至巴金的《家》中，少爷觉慧与仆人鸣凤的爱情悲剧也带着浓郁的浪漫气息。革命时代的爱情亦是如此。爱情从家族桎梏解脱后与社会革命结盟，爱情同革命一般，曲折但光明。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爱情的第二天”——婚姻——这一议题的热度远远不如爱那样为文学所青睐。鲁迅的《伤逝》算是一次比较具有原型意义的实践。子君和涓生在“爱情的第二天”所遭遇的是婚姻生活的倦怠、琐碎、无聊和犹豫。
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和文学议题，婚姻和爱欲同样值得重视。在社会层面上，《神圣婚姻》借小说樊梨花点题：“婚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是关系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千秋万代的大事。”（8）回到《伤逝》，鲁迅提出一个时代命题：“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9）“生活着”不同时代、不同生命阶段有不同的现实。婚姻则是“现实一种”。《神圣婚姻》中，海外留学归来的程田田与孙子洋投身“北漂”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从东北老工业基地沈阳迁移至北京，面临的第一问题就是如何住？（10）这是程田田和孙子洋北京“生活着”的现实。房子成为“京漂”年轻人从爱情走向婚姻的首道门槛。《神圣婚姻》的解决之道是：“他（孙子洋）妈跟他爸假离婚，又跟一个有北京户口的人假结婚，买到了房子。说是几年以后再离婚变更给他妈。”（11）海外爱情生活虽然在时间上并不遥远，《神圣婚姻》硬着陆到“生活着”。孙子洋一家意识到程田田一家既没有提供经济支持，也不能提供户口指标，称不上是合格的婚姻对象，于是彻底掐断了两人的交往。“生活着”的权衡改写了“婚姻神圣”。经济取代爱情成为当代婚姻的关键指标。婚姻被赋予了经济价值，可以如同物质商品一样根据现实需要投入市场交易之中。除去资本市场对人的异化以外，更为荒诞的是，异化被接受得自然而然。受害一方的程田田母亲毛丹对此事评价是：“这种事也不是没有过，社会上多了去。”（12）而年轻如孙子洋的解释则是：“你家人都太无情了。咱们两家，过不到一块去。干脆，就别让你进新家的门了……”（13）如果说毛丹和于凤仙们囿于智识水平，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取婚姻，有其自洽逻辑，那么留洋归来的年轻人孙子洋呢？在小说中，屈服于旧观点和屈服于新现实合流。让京籍纷纷逃之夭夭的潘家园，却成为非京籍的孙子洋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才可能企及的起点。这是畸形却常态的城市图景，物质经济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可能性。国家规划当然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具体到城与城、城与乡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类似程田田和孙子洋的新生代群体可能只能被迫割舍掉属己的感性情感体验，服膺于单一的世俗物质逻辑。
岁月静好的中产阶层们自然不会遭遇孙子洋式的买房危机，他们早就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但无一例外，他们的神圣婚姻也都在瓦解。富足的经济生活无法成为婚姻的保障。毛榛的前夫陈米松突然留下一封信出走；孙耀第骗于凤仙假离婚后顺理成章地和出轨对象——厂里的会计孟小惠结婚；萨志山与顾薇薇隐形离婚；于凤仙为兜底异乡独身生活，也是不惜色诱老北京人炮三儿。当经济的困顿不是“生活着”的危机，如何再神圣婚姻？《神圣婚姻》的下部“星星点灯”探讨婚姻神圣的再造之路。富有意味的是，小说的上部和下部的地理空间也有了明显的转移。上部聚焦于城市空间，涉及北京潘家园、CBD商务中心、SKP、北京张志忠3号段、铁岭曼哈顿国际庄园小区等，“大马路上财富金融大厦鳞次栉比，与小胡同引车卖浆热气腾腾民生相映照，这片地区，构成了当代这个最富活力的现代化景观区”。（14）现代城市空间的想象所揭示出来的，徐坤不是一个虚伪的乡愁病患者，而是清醒地认同城市化的事实。小说下部，地理空间从京籍转移到国家的“边缘”。萨志山离开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的虚位，到安岭市挂职锻炼，带领地方脱贫攻坚；程田田则到坝田村乡村学校支教，建起了村里第一个5G移动通信基站。毛榛之眼的萨志山“就像一朵枯萎的花忽然开放，在高原阳光下、雨露滋润下，一个男人，一夜之间绽放了。……皮肤的肌理，自然而然散发出的雄性气味，美不可言，美不胜收”。（15）这自然有心理作用的感官夸饰，但亦是为了凸显“人民”的力量。萨志山自己解释道：“以前在研究所里也讲‘为人民服务’，‘人民’可能只是我创新课题组的几个同事……而‘人民’在这里，却是广大的老百姓，能触摸得到，能看得着的……我能实实在在从物理空间感受得到自己做的工作有意义。”（16）萨志山的挂职经历可以说是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转企改制工作的一大收获，纵使孔令健在动员会、研讨会上动情地鼓舞“我们文化研究者的任务是改变世界”，可惜的是，高昂的启蒙者姿态最终降落的实处是“转企后，咱们要争取员工年薪普遍达到30万”，（17）看似“破圈”，实则仍是理论上的热闹。脱贫攻坚真正落到实处，需要的则是萨志山式的实干与劳作。
在收获事业的同时，萨志山遇到了吕蓓蓓，程田田遇到了潘高峰。萨志山和高原大地相联系的爱情也许并不以一纸婚约为终极目标，甚至搁置了具体的物质生活需求。小说强调的是，即便在当代社会，稳固的婚姻实质上仍需要先建立起对对方精神尊严的尊重基础之上，唯其如此，才能通向时代再造的神圣。很难说萨志山对顾薇薇和吕蓓蓓的爱孰轻孰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顾薇薇的强势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萨志山内心的自由，这种压抑是以否认萨志山社会价值的方式渗透的。而吕蓓蓓的爱之所以能够抚慰萨志山，也恰恰是建立在尊重萨志山社会属性的基础之上。与萨志山婚姻神圣感强调个体的情感体验不同，程田田的神圣感弥合，则借由乡土中国的基层社会实践。程田田在大姨毛榛的建议下到坝田村体会乡土中国，在与潘高峰合作组织5G移动通信基站的乡村建设过程中产生神圣情感。二者均是从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联动的角度赋义新时代的神圣感，而于凤仙和炮三儿误打误撞的婚姻则是对于江湖侠义的感召，在民间维度上拟想了一条市民大众探寻神圣感的可行方案。
在徐坤看来，神圣婚姻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古典时代保守的婚姻，而是宪法赋予的婚姻自由对个人选择的尊重。珍藏着红壳子结婚证书的毛榛如此，大着肚子的吕蓓蓓如此，被弃后自我救赎的于凤仙亦是如此。顾薇薇曾感叹“婚姻杀手可真是太隐蔽了，我要给婚姻和爱情这种变化莫测的东西，找到对冲风险的恒价物”。（18）何为“恒价物”？小说下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所谓的神圣感并不是外在荣誉的赋予，而是基于精神性情感体验的自我认可与对他者的接纳，当代人只有先眼见他者的存在，爱具体的生活，爱具体的人，才有可能抵抗虚无，“对冲火热生活中的浮躁”。（19）因而小说的最后，2021年程田田结束支教，和潘高峰在潘家园会合了。5年前，程田田行色匆匆追到潘家园，为向孙子洋讨一个分手的说法。从潘家园出发，最后回到潘家园，小说形成了一个环形叙事形态，但这一环形不是封闭，而是螺旋上升，是无限敞开的。
当然，婚姻不过是徐坤体察同时代肌理的一个样本。婚姻危机是当代人精神危机的一个缩影，但危机在徐坤看来这只是暂时性的，不仅仅在婚姻问题上，属己的神圣感的建立也许是突破当代困境的一剂良方。婚姻这条显性线索以外，还由毛榛勾连研究所转企改制的线索，带出当代知识分子的风俗研究图景，比如副所长菲利普的地中海发型和假发套。研究东方哲学的老黄黔驴技穷被迫接受“中国女宇宙学会副会长”职位，写卑琐的知识人是徐坤擅长的文学领域，90年代“新生代”作家徐坤附体于写《神圣婚姻》的徐坤。孔令健则作为与之镜像的对立面，兼具廉洁与道德、实干与勇气，成为小说的理想人物之一。孔令健之所以能够成为不确定时代中“唯一的确定性”，（20）很大程度上与其对于研究所事业的敬畏有关。面对体制转型，孔令健思考的是如何将数字化成果普及化，将诗“挂满远方山林的每个枝头”。（21）也就是说，转企改制也好，知识分子责任也罢，物质经济的追求之余，还应有更为神圣的道德感和理想追求，从而与具体的大时代建立稳固的结盟关系，这才是可能“唯一的确定性”。
在《神圣婚姻》中，俗世中的神圣隐约听到王蒙《青春万岁》的回响。以破裂起，以弥合终，程田田失孙子洋，得潘高峰。孙子洋和潘高峰的身份归属，一个体制外，一个体制内。小说里，程田田的两次感情经历都是因爱而起，但是结果却不同。变量是什么？值得深思。需指出的是，徐坤对再造婚姻神圣的出路或多或少有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浪漫主义的纯情。比如，她对大地和人民的浪漫想象。无论是程田田，还是萨志山，只有撤退出城市，进入乡土空间，才有自我疗伤的发生。这意味着乡村/土地依然被文学性地想象成为一块理想净地，虽然让萨志山们脱胎换骨的“人民”在小说中还是虚化的模糊面孔，但和城市乡愁病不同，徐坤毕竟给她小说的人物和人民共命运的身体力行，探索个人的精神出路，尤其是青年道路，汇流到中国道路的可能性。当程田田和潘高峰携手走进2021年的“十四五”开局之年，亲历天安门广场国旗冉冉升起之后，他们离开天安门以后，还会不会遇到买房问题？小说未有言明。如果会，潘高峰和孙子洋又将有何不同？或者，程田田和潘高峰是不是获得更高精神意义的爱情，足以克服房子的问题？小说同样未曾言明。情感固然带来神圣体验，但神圣之余之后，当代人又该如何有尊严地面对世俗生活的生存困境？
这些都是小说写给“十四五”的未来议题。
注释：
（1）岳雯：《21世纪文学20年：长篇小说的“世界”》，引自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923/c433140-31872701.html。
（2）（3）徐坤：《我们都是在相守相敬相爱中走向神圣》，《青年报》2023年3月26日。
（4）徐坤：《神圣婚姻》，第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书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5）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第1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宣布从2016-2020年，我国进入“十三五”时期，拟定的国家发展目标包括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
（7）（8）（11）—（21）徐坤：《神圣婚姻》，第32、203、14、15、29、19-20、225、228、135、61、48、46、145页。
（9）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第1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10）2010年，北京出台“国十条实施细则”，其中规定：不能提供1年以上北京市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北京市居民暂停发放购房贷款……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保或个税的非本市户籍家庭限购1套住房；2013年，“北京国五条”楼市调控规则出台，“禁止京籍单身人士购买二套房”。为了调控房价，“北京人”被人为地区隔为京籍与非京籍。据《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5～2016），2015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高总价楼盘成交金额均出现同比增长……北京和深圳高总价楼盘金额同比增幅也分别达到64%和86%。从成交金额占比来看，京沪高总价楼盘成交金额占比较2014年上半年显著提升，分别达到32%和27%，较2014年上半年分别提高9%和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