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中的细流——《河图》读札
摘要：《河图》关注到有关山东辛亥革命文学书写的空白状态，小说选取济南城及泺口镇作为叙事对象，既勾画了生动多姿的民间生活图景，又细致讲述着济南城独立成果的获得与失落这一核心事件，通过对革命内部矛盾与人物复杂心理的描述揭示了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小说富于诗化色彩，叙事温缓舒徐，理性地探析辛亥革命如何在民间激起波澜。
关键词：山东辛亥革命；民间视角；人物心理；诗化特征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一时间流派林立，风起云涌。在距离武昌千余里的山东，革命发展同样如火如荼。常芳的长篇小说《河图》以二十世纪初黄河南岸的济南城和泺口镇为背景，将诸多民间生活场景连缀成一幅“黄河百景图”，娓娓诉说着济南城从闹独立、宣布独立再到取消独立的一波三折，以生动的文学想象填补了山东辛亥革命文学叙事的空白。小说剥落了主观色彩浓厚的情感外壳，以见证者的姿态客观书写历史记忆，小处落笔，斟酌选材，用温和的叙述语调讲述着辛亥革命时期山东民间的众生相，于诗意盎然的笔触中传达出浓郁的地域色彩与理性气息。
一
武昌起义后，山东革命派响应全国革命形势，积极争取山东独立，诸多革命人士聚集于省城济南，与顽固派以及立宪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历史研究者对山东辛亥革命给予充分重视，将其视为全国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考察。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对于中国近代史、对于辛亥革命的书写，则会发现相关的文学叙事通常以武汉以及京沪广等重镇为叙事对象，济南这座北方城市似乎从未进入历史和叙事的版图，有关山东辛亥革命的文学创作长期呈现空白状态。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需要互相应和，而《河图》的价值正在于此。为了更加真实地贴近山东独立的历史本相，常芳曾多次进行实地采访与考察，广泛搜集资料，考证历史细节，使《河图》这部文学作品富于历史理性，获得了“文”与“史”的双重价值。
《河图》并未正面铺写独立与帝制、民主派与立宪派的激烈对抗，而是选取一个远离革命漩涡的小城镇泺口作为叙述中心，通过民间视角重述“山东独立十二天”[1]的历史风云。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中国社会移风易俗的影响毋庸置疑，但对于距离济南城尚有二十华里的泺口，这种影响如同落石在水中激起的最后一圈涟漪，几不可查。常芳凭借敏锐的文学感知定格住大时代浪潮中这朵细小浪花，将之放大、细化、润色，用飞腾的想象辅之以扎实的调查取材，建构起了泺口这座兼具中式传统与山东地方特色的小城镇。《河图》以二十余章的篇幅详细描摹泺口的世态人情，于革命主线的叙事间隙中自然穿插此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奇闻偏方以及乡土迷信，构织成一部饶有兴味的地方风物志，真诚书写着此地粗粝却淳朴的民风民俗。
泺口远离城市，背靠黄河，历来少有天灾人祸，即使是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这些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它也未曾遭受炮火波及，维持着近乎永恒的和平。在这方桃花源般静谧安宁的土地上，居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己地过着平凡而稳定的日子。泺口可以被视为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缩影，其百姓心态也正是彼时中国民族心理的凝练。有研究者在谈及鲁迅的《阿Q正传》时，提出了“据说的革命”与“暴君的理想”，意指民众对于革命的幼稚认知以及被压抑的暴君潜质[2]，我们不妨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观照泺口民众面对革命所表露出的心理倾向。泺口人未曾亲眼目睹城中独立游行的沸腾场面，仅能凭借来自城里的零碎传言捕风捉影，而诸如周约瑟之类的转述者其本身对革命一知半解，所能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因此泺口民众所接触到的正是一种隔了两层面纱的革命，他们无法凭借已有经验构想独立这个抽象的、模式化的物象，在民众朴素的认知中，这场独立风潮与古往今来的革命并无显著不同，不过是新一轮的朝代更迭与皇位易主。“据说的革命”限制了泺口群众的认知阈限，使之对于革命的认知近似于儿童式的懵懂状态。《河图》几次借小孩子之口高呼自由与独立，从孩子的视角观察革命，如同旁观一场过家家的游戏，而大人们对于革命也同样止于儿童式浅显模糊的印象，看不真切革命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暴君的理想”则于杂货铺主人来家祥身上得到印证，在他关于泺口成为独立国的遐想中，他主要幻想了三桩美事：率众拆毁德国人修建的铁路桥，将泺口的漂亮女人占为己有，以及大肆铺张地欢庆三天三夜。他将独立后的泺口设想成一个秩序崩解的世界，而自己则成为规则的主宰，随意使用暴力，发泄欲望。兼具“据说的革命”与“暴君的理想”的群体意志在短时间内难以动摇，国民启蒙之路道阻且长。“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外国宣教士吟诵的这两句诗为泺口人塑造了一幅活灵活现的肖像。泺口民众正如同传闻中被水鬼变成人的鱼，困在水泡中，庸庸碌碌，混沌度日。时间与黄河一同奔流不息，泺口却仿佛踏出了时间之外，停滞在一场长久安宁的梦境里，不知今夕何夕。
《河图》选取的两处地理坐标——济南城和泺口镇的空间设置产生了革命叙事的错位效果。独立风潮在城里热烈发酵，示威游行之风暴迭起，而小说的叙事镜头对准的则是泺口大街小巷的平淡生活，于表面似乎不见革命之踪影。起初，革命尚处在酝酿阶段，“独立”像是从济南城折射到泺口的海市蜃楼，对泺口而言朦胧而遥远。百姓们依旧每天捕鱼，打铁，开杂货店，安于生计。当武昌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到济南，巡警局连夜召集铁匠打造铁链，用以拴住泺口的所有刀具，防止因独立而导致的暴动。震天动地的铁锤声敲醒了泺口人的酣梦，也给泺口一成不变的生活敲开了豁口。革命的足迹悄无声息地踏入泺口，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新的生活习惯，以微弱却清晰的姿态投射到泺口的社会图景中，小说所述银价哄抬的情节正是一例佐证。辛亥革命后，军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困难大量发行纸币，造成纸币大幅贬值，加剧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银贵钱贱”的态势[3]。济南城里的银行挤满了用纸票兑换银子的人，就连“从来不肯让自己手里的剃刀安歇上半日的”泺口剃头匠老罗，也难得关了半日铺子，匆匆赶往银行换取银圆。民众们无须洞彻社会变革的复杂政治经济政策，他们凭借本能的生活直觉捕捉社会新变，及时回应着革命释放的信号。
革命在变革生活风习的同时，也激活着民间斗争意识的生成。济南城的独立宣告失败后，衙门加紧对革命者的搜捕，致使巡防营权力膨胀，官兵滥用职权，抢劫烧毁泺口沿街店铺。来家祥因为自己的杂货店铺被烧毁，愤怒之下砍倒两个巡警，此举虽携带着暴力互搏的原始械斗思想，却也迸发出了民众的反抗力量，可视为一种新的社会因子。济南城独立的爆发与破灭消弭了泺口维持千百年的乌托邦幻梦，迫使泺口直面急遽变动的社会现实，但这场革命带给泺口的究竟是灾难抑或是新生？常芳没有给予回答，只是客观地书写着革命年代里的生活图景与民间百态，为历史留存一段值得探索的文学凭证。
二
《河图》以“山东独立十二天”作为叙事背景事件，但有关济南取得独立的情节在整部作品仅占寥寥几章，如黄河决堤般飞腾而过，只留下几幕狂欢化场面。常芳运笔自如，张弛有度，刚提及济南城未动用任何武装就顺利实现独立，旋即又借玛利亚之口暗示这场独立“仅仅只是一个序幕”，从而将更多的理性思考倾注到独立取消后人与革命所共同面临的复杂命运，从热火朝天的气氛转向即将来临的漫长寒夜。这种篇章构思凸显了革命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独立成果仅维持十二天便付之一炬，令人惋惜。保守派的阻挠，民众的麻木，无不是束缚住革命的层层枷锁。但从内部着眼，革命的自身矛盾同样不容忽视。革命的内部矛盾性可以从宏观社会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得到解释。
《河图》精心描绘了五方杂处的社会场景，其中人物大致可归纳为四个形象系列：无革命意识之群众，外国人，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生活在此地的外国人多扮演着亲和友善的人道主义者形象，诸如苏利士神甫和戴维夫妇，他们热情地传播着科学、医学、宗教这些西方现代文明成果，而对中国的政治事变则坚持不介入的态度，以见证者的身份客观记录着近代济南城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反革命势力在小说中以衙门为统称，作为革命的对立面存在。常芳并未提及保守派群体中的具体人物姓名，对之进行了弱化处理。而尚未明晰“独立”为何物的普通群众不会轻易投向革命或反革命的阵营，对革命进程影响甚微。因此，《河图》所聚焦的恰恰是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仅一个谘议局的人，便分成了黑派白派红派绿派”，流派林立之下掩藏着的是各人暗流涌动的私心，代表民意的说辞也许只是矫饰自己钻营于权力的借口。在这种情形下，革命势力如同一盘散沙，缺乏坚实的内部基础，具有无法弥合的先天缺陷，难以凝聚起改变时局的强大能量。
革命的内部矛盾不仅见于流派纷争间，也寓于主要人物的复杂心理之中。王汎森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的序言中提及近代中国的心灵危机：“从晚清儒学解体开始，中国社会/思想产生了心灵（或精神）革命/危机。一方面是革命，同时是危机，是无所适从；是解体也是创造、启蒙也可能同时有困扰，这些现象往往同时发生，有时候甚至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4]一种思想需要经历从创生、发展到“可行动化”的渐进过程，才将与生活相互交织或形塑。辛亥革命所提倡的民主共和思想正处于这一下渗生活的动态过程中，新思想的跃动与旧思想的惰性尚处于同一个内心构造，于是人物的心理便容易生出诸多彼此矛盾甚至相悖的价值判断。《河图》以南家花园为中心，围绕南家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展开广阔的生活画面，细腻观察人物对于革命的迎拒态度与心境波动。二老爷南怀珠是串联起泺口与济南城的核心人物。作为共和派革命党人士，南怀珠拥有革命的热情与赤诚，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动向，意识到济南实现独立之必要。但他思想和性格上的弱点也都是显而易见的，他缺乏成熟的革命经验，未能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在济南城宣布独立后盲目沉湎于狂欢，在独立被取消后又日日夜夜地深陷于情爱之中，以此麻痹内心的恐惧与绝望。当他侥幸逃脱衙门搜捕，试图在泺口筹备独立，却因革命力量薄弱而寸步难行，只能以延长德国人在胶州湾的使用权限为筹码换取德国领事馆的帮助。南怀珠是一个有缺陷的革命者形象，他的自身矛盾也正是初步成长的革命者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拥有坚定信念却缺乏行动能力，最终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中，寻找不到革命的出路。
巡警局长谷友之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矛盾形象。作为南明珠的丈夫，他与南家花园联系密切。他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较深，眼界开阔，前期对革命持正面态度，并深得南怀珠等共和派革命者的信赖。而当他目睹革命失败后的诸多残酷现实，念及自己心爱的妻子和尚未出世的孩子，心态陡然转折，意识到独立和自由都远不如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为了消除革命带给泺口的风险，谷友之举枪杀害妻兄南怀珠并嫁祸于哥哥冯一德，亲手埋葬了泺口独立的可能。谷友之这一形象承载着革命的不确定性，他并非受外力压迫而选择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而是受自我内心驱使、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这个决定。谷友之的转向具有其现实逻辑：人性本能趋利避害，当革命无法契合个人愿望，一己之幸福的欲望便可能压过革命的整体利益，迫使革命摇摇欲坠，难以立足。
三
一般而言，革命叙事常常伴随着暴力、杀戮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印记。常芳同样没有回避由革命催生的残酷场面，但她灌注在文字中的温情使得《河图》的整体叙事语调显得舒徐委婉。在从事小说创作前，常芳曾从事诗歌创作十余年，诗的创作思维浸润于她的小说创作之中，形成了清逸纡徐的风格特色，如清泉击石般轻灵流畅。例如下面这段文字：
“热乎猜测它们是钻进了不同颜色的梦里，而那些梦，就是它们裹着睡觉的棉被。他把喜鹊的梦想成了是天空的蓝颜色，一群喜鹊里，最多有一只喜欢大红大绿的颜色，或是粉红桃花那种颜色。而麻雀，他则把它们的梦全部想成了小麦和谷子的金黄色。”
充满童真的稚嫩想象给寂静的夜晚附着上了几分鲜活与生动。此刻，时间似乎片刻定格，我们可以暂时遗忘革命的紧张气氛，而与热乎一起徜徉于喜鹊和麻雀奇光异彩的梦境里，侧耳聆听鸟雀在梦境中发出的琐碎呓语。流动于篇章中的诗意冲淡了革命的血腥气息，延宕了紧张激烈的叙事节奏，给革命叙事笼罩上一层朦胧的面纱。
《河图》的诗化特征不仅表现为词句段落的灵动温润，也内蕴着诗歌般朦胧深邃的象征意味。时序作为《河图》的隐形线索自然贯穿于始末，它不仅交代着时间的流逝，更与人物的生命、独立的命运同频共振。故事开始于露水正酝酿着变成白霜的季节，在那时，“真正的寒风还没有从西北方向刮过来，蛮横地跨过黄河，恩威并施着，收走树上生长的所有树叶。”而当故事行至尾声，“泺口所有的树木都落光叶子了”，一派萧条气息迎面而来，不由使人联想到独立穷途末路的惨淡情形。在寒风如利刃、如牙齿的冬夜里，南怀珠与冯一德殒命于谷友之的枪口，热乎受惊吓变成哑巴，周约瑟也在不久之后坠落于火车道意外死亡。生命之烛火接连熄灭，人如凛冬里的树木一般枝叶枯萎，凋落殆尽。在革命战争的大时代里，普通人便是飘摇在飓风中的一片落叶，无法掌控自我命运，更无力改变社会局势，这正是有限人生的无尽悲哀。
与舒徐的叙述语调相契合，《河图》在整体结构上也呈现出平缓流畅的特征。就全文而言，整部小说以顺叙为主，叙事从容，脉络清晰。但预叙手法的使用，将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拉开距离，增强了小说的悬念感。常芳无意建构复杂错乱的“时间迷宫”，而是借助预叙再度深化人生命运的无常感和不可知性这一命题。在南怀珠被枪杀之前，叙事者就已对其命运给予了预言式的宣判：“面前的黑夜并没有告诉他，他刚才‘看见’的一切，还将是他在这天夜里，在他人生里最后那次闭上眼睛时，看见的情景。”读者借由这全知视角俯瞰南怀珠的命运走向，提前获知了其不幸结局，因而在读至南怀珠死亡之时不至于过分意外或悲伤，而是生出一种尘埃落定后的遗憾之感，为其无处可逃的命运与革命理想的破灭深深惋惜。暗语式的隐性预叙则更具神巫色彩和玄学意味。神婆有莲花曾隐晦地提示南明珠“该给您那盏灯添些油了”，“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这些零散的谶语听来如堕云雾，不知其解，而当行文至南明珠怀孕、谷友之枪杀南怀珠之时，读者便会豁然生出明朗之感，领悟到有莲花并非故弄玄虚，或许意在告诫南明珠看清身边亲近之人。宿命之网笼罩住南家醋园，每个人都陷在生存的困境中走投无路，只能静默地接受终将到来的命运。
故事在南明珠的喃喃自语中缓缓收束：“您得相信，世界上万物都会被冻住，大地被冻住时，天空也会被冻住。”常芳无意于夸大苦难，依然以其温柔节制的诗化口吻为故事拉下终幕，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弥漫着令人难以释怀的哀伤，“在时代大变局的巨大轰鸣声中，如一滴雨水，从屋檐上轻轻地滑落。”[5]但书中还于此前两次预叙了未来场面：十年后，南海珠的大儿子归国，因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被捕；二十多年后，侵占济南的日本兵炮轰泺口镇，南家花园被夷为平地。站在“现在”这个时间基点上遥望“将来”，使得小说保留了向“将来”继续延伸的众多可能，如同那暂时冰封的黄河流水，它将于充满纵深感的时间中继续向前流淌，见证着新的历史篇章。
《河图》时间跨度仅一月左右，既没有塑造典型英雄人物，也没有刻画宏阔的斗争场面，但其选材精当，叙事流畅，意蕴丰厚，呈现出区别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另类风貌。常芳怀揣着对济南真挚的情感，用心构思、采访、考证，还原了山东民间最平凡的人生世相，为山东辛亥革命历史填补了严谨而丰满的文学想象。
注释
[1] 聂梅,孙誉宵. 常芳：讲好中国故事 为时代和人民放歌[N]. 联合日报,2022-01-04(003).
[2] 丰杰.“阿Q革命”与“二重思维”——论鲁迅《阿Q正传》的辛亥革命叙事[J].中国文学研究,2018(01):142-148.
[3] 唐伟锋.辛亥革命前后的物价上涨及其原因探析[J].中国物价,2014(01):89-91.
[4]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
[5] 常芳.长篇《河图》创作谈：世界在无边长夜里左冲右突.《收获》公众号,2022-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