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网文资讯

江飞:“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

发布时间:2023-06-23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

人们戴着口罩,心有余悸地走出家门,走向广场、公园、商场、电影院等城市各处,或不远千里万里回到故乡。重归久违的熙熙攘攘、众声喧哗的生活世界,一如置身于信息爆炸、真假莫辨的互联网世界,不免让人恍兮惚兮,今夕何夕。这人间烟火似乎从未静默过,也从未改变过,过去的三年,仿佛海市蜃楼的幻象,谈笑间便灰飞烟灭。说“从未改变”或许也并不准确,至少那确定性的、同一性的世界越来越分崩离析,那艺术的灵光正在机械复制和人工智能的威逼利诱之下加速衰退甚至消逝,至少人们变得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热爱这平凡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这是经历生死考验之后心照不宣的真相。

如今人们不得不把情绪放在真相之前,由情绪来引导认知,而在认知域中,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一切信息的载体,在精心编织的叙事结构下,都可能成为“射向思想的炮弹”,达成常规手段难以企及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日之文学是以语言文字拼接而成的“真相碎片”,以精心编织的叙事建构某种真相,把握和传达某些特定的时代信息,从而影响人们的情绪心理,改变人们的思想认知。这里的“文学”,我指的当然是那些优秀的、有灵光的文学,而不是那些完全碎片化的、游戏式的“文学”。

何谓“灵光”(Aura)?本雅明把灵光定义为“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比如想象下自然事物的“灵光”:“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瓦尔特·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许绮玲、林志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5页)。”现代人俨然丧失了对“遥远之物”的兴趣,他们更在意“切近之物”,“眉睫之前,卷乎风云之色”,眼前的利益,眼前的快乐,比远山和灵光更能抚慰身心。时间邈远,一去不返,唯有将事物在空间里更人性地“拉近”自己,才能接近或把握独一存在的事物。然而,身处机械复制时代的现代人,似乎也泯灭了对艺术品的独一价值的追求,对美的仪式的崇拜,他们更乐意接受让人“震惊”(shock)的现代艺术,揭开事物的面纱,破坏其中的灵光,这正是新时代“感受性”审美的特点。换言之,在机械复制、信息过剩的时代,文学要想不被千篇一律地复制、不被铺天盖地的信息同化和淹没,就必须“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显现“遥远之物”,且“语语都在目前”;就必须凸显独一无二的艺术个性,传达唯有文学才能传达的时代信息,这样的文学才是“有灵光的文学”。

由此,先说说葛亮吧。他是一位善于在历史的缝隙里和时代的洪流中“捕风捉影”的作家,也总是能带回当下所需的历久弥新的文化信息。对“遥远之物”的沉潜缅怀,对旧时代流风余韵的审美升华,是他的写作特色,犹如暗夜里的“灵光”,灿烂而迷人。自处女长篇《朱雀》(2010)始,他便专注于思考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以及不同文化对人产生的冲击。其后《北鸢》(2016),以家族记忆写民国文化性格,表现民国文化想象,“一时一事,皆具精神”。最感动人心的,还是普通人的人格操守和道德底线,是作为民间世界通行法则的“仁义礼智信”:四声坊风筝艺人龙师傅当年受卢家睦嘱托,每到虎年便扎一个虎头风筝送给卢文笙作生日礼物,此“老例”已传到龙家第四代,仍然在坚持着;郁掌柜雪夜苦谏文笙回家,卢文笙不惜破产援助姚永安,如此等等。及至最近的《燕食记》(2022),更是灵光异彩,令人赞叹。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表述的:

如果说《北鸢》是关乎民国文化的想象,那么《燕食记》则是关乎近百年中国文化的想象,葛亮把传统文化精神弥散在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中,其基石自然是岭南饮食文化。正如书封上的英文所示,“FoodisHeaven”,也即“民以食为天”。在我看来,与其说人民是把食物当作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不如说是在美食之中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学会“中国人的道理”,体味文化传统对个体精神心理的滋养,在“物的迷狂”中把苦痛的人间变成幸福的“天堂”。在传统文化里浸淫已久的葛亮,所擅长的正是“格物”,将“物”作为文化传统的代言者,托物言志,借物抒情,书写“物”的意义。在《燕食记》中,粤菜也好,上海本帮菜也好,“熔金煮玉”也好,红烧肉也好,食物已不再是“物”,它突破了其物理界限和规定性,而成为意义的言说,成为“人”的不在场的在场,成为情感的寄托、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表征。(江飞《葛亮的气氛美学》,《北京书评》2022年第3期,49-50页)

诚如陈思和先生所言,“关乎民国文化的想象,多少饱含着对传统中国礼仪道德式微的追怀”。而关乎饮食文化的想象,同样蕴藏着对中国传统礼仪道德的盛赞。福柯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这种反向的追怀和礼赞,对“遥远之物”(有形之物与无形之道)的格致和拉近,恰恰是葛亮“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的独特姿态和特殊贡献;而他所赞赏的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道”(人情世故与民间伦理),正是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转型的关键,也是使中华民族显现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基因信息”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怕也是新时代文学理应追寻的某种“灵光”吧。顺便说一句,无论《北鸢》,还是《燕食记》,葛亮似乎也在暗示这样的信息:“遥远之物”或“道”从不会消逝,只会被遗忘或遮蔽,等待被“带近前来”(海德格尔语),正如大时代从来不是大人物的大时代,而是小人物的大时代。什么是“大时代”?葛亮说:“这就是大时代,总有一方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现时的人,总应该感恩,对这包容,对这包容中铿锵之后的默然。”(葛亮《北鸢·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VI)

大时代能否孕育“大小说”?对此我不能确定,能确定的是,今天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如果说时代之“大”意味着物质之丰盈、信息之繁盛,那么小说之“大”难道只意味着篇幅之长?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当下的作家们越来越热衷于以“编年史”“个人史”等展现“史诗般”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动辄几十万字甚至几百万字,恨不得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所有人类信息都一网打尽,都梦想着要创作一部无所不包、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其结果,成功者鲜有,失败者数不胜数。借用昆德拉的说法,小说家大体有三种:复制世界、解释世界和创造一个新世界。复制世界是讲述一个故事,解释世界是描写一个故事,创造一个新世界则是思考一个故事,这“思考”是对世道人心、人性人情以及存在的思考,这“创造”不仅是创造一个物质世界,更创造一个精神和心灵的世界。由此可以说,“好小说必须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即“必须有结实的物质外壳和对生活世界的描绘,同时也必须是精神的容器,能够装下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所想、所期待和所盼望的”(谢有顺《成为小说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13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之“大”不在于篇幅之长,而在于容量之大,不仅体现在物质容量之大,更体现在精神容量之大,二者虚实相生,相得益彰,从而构成文学对时代信息的整体把握与独特显现。对于读者而言,生机勃勃的物质世界让人获得知识性和经验性的满足,而探索人性的精神世界则让人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共振,由此在量与质上获得对丰富而深广的时代信息的双重接受与领悟。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信息。时代,永远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其中永远包含着构成时代的所有人具体的现在和生气勃勃的未来。从前慢,古典时代的信息,藏在口舌里、绳结里、烽火里,刻在龟甲上、石头上、钟鼎上,写在竹简上、布帛上、宣纸上,二言、四言、五言、七言,以一当十,言简义丰;现时块,现代、后现代的信息藏在电流里、相片里、广播里,流传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电子网络里、赛博空间里,千言万语,千兆亿兆,言丰义简。今日之全球,是信息之全球,技术之全球,数字之全球,娱乐之全球,是无所不在的大熔炉,每个人都身在其中,都因拥有“自媒体”而成为信息生产与传播主体。信息网络提供给我们上帝般的“无限生命的全面的、瞬时的、完美的拥有”,“电子高速公路将迄今为止躺在沙发上吃着土豆片、着迷于看电视、懒得动弹的电视迷改造成生龙活虎的‘沙发司令员’,调遣着无穷无尽的互动信息库存和娱乐的可能性”(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235页)。信息网络真正构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电子场”,一种貌似自由的乌托邦,仿佛无边无际的海洋,又好似深不见底、深不可测的黑洞。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通过电子媒介,不仅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实现了人与物和宇宙间的信息大交流。

然而同时降临的还有,“在一个媒体轰炸的现代社会,我们被媒体所控制,只有信任媒体,从而全身心地依赖媒体,因而媒体本身以及媒体剪辑、制造、组合的事实就成为最‘真实’而对个人来说又是最具有意义的事实”(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625页)。面对波德里亚所说的各种拟像共同组成的“超现实”,面对信息、形象、意义与所指关系的破裂与重构,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大众传媒给予我们的往往并非“真实”或“真相”,而是信息的迷雾、技术的神话、飘浮的能指、符号的幻影。同样吊诡的是,信息处理器越来越快,但是人类的感受、运动和心理能力并没有加快;电脑的处理能力与日俱增,ChatGPT越来越智能,但是人类的生命时间、反应时间以及综合时间一如既往。今日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这两个貌似对立的奇境(电子虚拟世界和日常现实世界)中,感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经验。如果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黑格尔语),那么今天的文学则是“把握在信息中的时代”,这也就意味着,虚构的文学要积极地把握时代,而不是消极地反映时代,要在愈来愈虚拟化、人工智能化的信息时代自觉担负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使命,在电子虚拟与日常现实、飞快与缓慢、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之间构筑起亦真亦幻、亦快亦慢、亦动亦静的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美丽新世界”,正如在感官蒙受无休无止的视听轰炸之时,我们需要一些间歇地带,需要有明确的停顿和安宁。

毋庸置疑,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如何获取信息,而在于如何辨别、利用、生产和传播最有价值的信息,如何精准、深入地把握与以往不同的“现实”——在电子媒体的联盟中,过去的和现在的所有现实,都变得可求可得起来,所有可以想象的创造形式,都在互动互联中变得可能起来——以及如何守住自己的内心并使文学真正显现为“信息时代的内心史诗”,创造一个精神和物质同等丰盈的新世界?

早在2014年,徐则臣便感受到海量信息带来的“无力感”,但他仍然要把这种无力感和面对海量信息时复杂的东西真实地带给作品,“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有没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们解释不了的那些东西,不能纳入逻辑链条里的东西,偶然性的、旁逸斜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否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人心、跟我们的时代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可能有关系”。如何处理这种无法解释的、偶然性的存在与时代和人生的关系?徐则臣给出的回应是怀旧和审美、出走和信仰。

徐则臣一直有着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意识,“在这个喧嚣、慌乱、茫然的加速度一统天下的时代,能点上根烟聚在一起怀旧和审美,多少让我对我们这一代还有了一点信心:我们还有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108页)。这种怀旧和审美似乎成为“70后”(包括葛亮)一代对抗加速度时代的某种“停顿和安宁”,尽管他紧接着就揭示出一个真相,那就是在怀旧和审美时,精神中隐匿着一种无力感。不得不说,“无力感”是加速度的信息时代和深度智能时代人类所共有的精神病症,关涉每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关涉每个人内心的焦虑、苦闷与空虚。面对难以把握的现实和遥不可及的历史,我们只有不停地出走,拓宽自己的地理和心理边界。用徐则臣的话来说,就是“到世界去”,以行动激活认知,以空间延长时间,以经验获取体验。越是在加速前进的过程中,越容易迷失方向和自我,就越需要盯住脚下,并不时地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因此“信仰”变得至关重要。信仰是什么?信仰是秦环(花街上唯一信奉上帝的人)的一个人的宗教,是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战争,“她的所有信仰仅仅源于一种忠诚和淡出生活的信念,归于平常,归于平静”(徐则臣《耶路撒冷》,227页)。信仰是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追随祖先马可·波罗的足迹,沿运河逆流北上,哪怕最后死在通州运河的一艘船上(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339页)。如果说“文学是一种或然而非应然,文学寻找的是一种可能性”(徐则臣《信与爱的乌托邦》,樊迎春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376页),那么信息时代无疑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无数可能。而作家或我们的问题,也许正如《耶路撒冷》中的那句话不经意所揭示的:“我们还缺少对现有生活坚定的持守和深入;既不能很好地务虚,也不能很好地务实。”换句话说,我们只有更加坚定地持守和深入日常生活,在“生活世界”中重建精神信仰和“内心史诗”,才能实现“务虚”与“务实”的结合,才能在狂风暴雨的信息时代扎下根来,占有信息而不被信息所占有,作为活生生的“全人”而非数字化的“虚拟人”(VirtualHuman)或异化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Man),既能面向过去心有戚戚地怀旧和审美,又能面向现在和未来义无反顾地“到世界去”——这恐怕是“文学的信仰”所在!

最后要说的是,文学与现实之间也并非天堑鸿沟,正如赛博空间和真实空间之间既没有必然的也没有确定的区分,那些在信息网络中相遇的人们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再次相遇,从虚拟现实到日常现实,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归根结底,我们徜徉于相互渗透、彼此补充的两种现实、两种经验之间,就像硅谷的那些网络怪才们,一边奔赴一号公路,享受落日的余晖,“在真实生活中”(inreallife)体味自然经验和审美愉悦;一边巡游在信息高速公路,享受“人工天堂”的美妙。在我看来,那些观看落日的人正是能够享受第三种现实、第三种经验——文学现实、文学经验——的潜在读者,更何况随着文学性的蔓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普遍,“像文学一样生活”或“人生的艺术化”正日益成为现实。既然如此,大时代的作家们,不妨继续相信并努力创造新时代文学的“灵光”,将那些面向未来、批判现实而带给我们“震惊”体验的“遥远之物”就交给科幻文学,将那些面向过去和现实而带给我们“审美”体验的“遥远之物”就交给现实主义文学吧!

(编辑:moyuzhai)
推荐资讯
最新内容
精品推荐
热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