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金娜《良夜尽头》：为什么世界还这么美
初读小说时，我们就能感受到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感，表面上看是来自人物形象的锐利、故事情节的紧张、环境氛围的压抑，但仔细回甘，却会发现它还来自富饶有机、充满质感的生活经验。
从“乌珠穆沁草原七月末的傍晚”，到帝都“窗外的夜色很美”，小说马不停蹄地走过了校园、公园、出租屋、高档公寓、广场、夜店等众多城市空间。这些城市空间或开放，或封闭，或半开放半封闭，有的躁动，有的惬意，有的局促，有的慵懒，有的松弛，有的放纵，形态不同，功能各异，是小说人物与故事得以全面展开的充分条件，也是小说主题和思想得以自由生长的肥沃土壤。面对这些城市空间，小说并不是用三言两语的勾画轻轻带过，而是用极其精细的笔触进行雕刻。
“家里一楼的开放式大客厅空间宽敞，旋转楼梯看着也没有压迫感，但四面墙被涂成深幽的孔雀绿，看起来有向内收缩的微妙气息。妻子是个西洋复古家具迷，家里差不多是按照莫泊桑小说里法国贵妇家庭的沙龙接待室布置的……”这是蒋春山夫妇位于朝阳公园附近的高档公寓。小说接着对客厅里的家具、摆件、绿植进行了一一特写，其中包括羊皮沙发、白色巴洛克壁炉、教堂花窗式玻璃屏风、薄荷绿木茶几、高背黄铜椅子、高大的橡皮树和龙血树、萨利安海芋和散尾葵、施坦威三角钢琴，等等。富丽而古典的家居环境，是主人公开放又保守的矛盾心理的象征。
对空间的描写只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已；事实上，小说对颜色、声音、气味、质地等物质性景观的刻画，无不显示出斑斓璀璨的光彩。三文鱼色的天光、腻绿的湖水、淡祖母绿色的杏核眼、散发霉味的卫生间、玫瑰荔枝味的电子烟、青柚色的丝绸……小说好像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形容词和名词，它们简单而锐利，形象而准确，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击中现代人最微妙的情绪和心理。确实，小说的感官已全部打开，感官与感官之间的通道也极为通畅，感官对情感与世界的感知通透、敏锐且细腻。就连那种处于胚芽状态，朦朦胧胧、随隐随现、细若游丝的心绪，也能很轻易地被捕获：“软绵绵的惆怅”“热乎乎的哀伤”“迷人的坏蛋”。尽管使用的词语都颇为寻常，但组合在一起时却产生了玄妙的效果。这样的表达，自有其迷人之处。
小说可以是单语世界，也可以是杂语世界，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似乎更加热衷于建构后者。在称谓上，蒋春山称呼安娜斯塔西娅为“阿绿”，阿绿称呼蒋春山为“山”，蒋春山称呼周兰波为“小鸟”，周兰波称呼蒋春山为“老伙计”，这些称谓或是简省，或是亲昵，或是爱称，或是戏谑，总之都非常肖似各人的口吻。与此同时，它们也是双方彼此之间显在的亲密关系和隐在的权力结构的符号性表征。进入到各人的词汇生态和话语方式时，小说则特别注重有区分性的模拟刻画。昂沁的语言贫瘠而滞涩，结结巴巴，断断续续，符合老实的牧羊人形象；阿绿的语言甜腻而缠绵，符合她作为对蒋春山有一定的情感和经济依附关系的情人身份；海归艺术硕士蒋春山和周兰波的语言，华丽、缜密且锐利，对事物的本质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薛姨妈的语言粗俗但充满生机，常常寓洞见于浅白，像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保洁阿姨所能达到的智慧高度。丰饶多姿的话语描写，好像一场语言的狂欢，又像一场词语的盛宴，它们是作者充沛而烫手的生活经验的物化。它们超越了各自所在的有限上下文语境的功能性表达，互相呼应、勾连、指涉，并串联在了一起，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符号部落，这个部落强劲有力地参与了对小说整体精神意涵的本质性建构。
蒋春山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他的房地产商父亲，“在这座住满了亿万富翁的城市里虽算不上风云人物”，但在物质上已经足够支持他对生活和事业的一切梦幻想象和浪漫实践了。“读大学时，他是第一批穿阿美咔叽的人物，车子开的是保时捷，大二就开办了个人画展。”“弃画从商后，他又搞过一系列的大手笔生意：英式马术场、露天汽车电影院、黑暗餐厅、雪茄吧。”一番胡折乱腾后，“终于赶上了北京刚刚兴起的精酿啤酒的浪潮，跟着一个精明的德国人合伙开店，一举成功”，成了三家连锁网红酒吧的老板。时年，蒋春山三十六岁，已婚数年，家住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高档公寓，养着三辆跑车，日常只开特斯拉，另外两辆放在车库里吃灰……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裕，为人生的自由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然而，蒋春山并不快乐。这种不快乐，或许一开始是因为他从小就经历了家庭破碎。他的母亲曾是一个忧郁的美妇人，年轻时候的爱好之一是赌钱。后来得了乳腺癌，虽然康复得很好，却喜欢躲进赌场找寻专属于自己的青春快乐。父亲呢，早就在外面有了自己的儿子。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被送到了美国读高中，据说是棵哈佛商学院的苗子，“早替春山承担了光宗耀祖的使命”。在这样一个裂痕巨大的家庭里，无论是跟父亲的关系，还是跟母亲的关系，他都感觉“淡淡”的。这种“淡”，整个渗透进他的生命体验之中，成为他看待人生和世界的重要心理基础。
“你今天看起来不快乐。”“我从来都不快乐。”“听起来真让人伤心。”“没那么糟糕。我擅长模仿快乐的人，没人能发现。”在与阿绿的对话中，蒋春山懒洋洋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没关系。人活着要保证不崩溃，恶习总得有一两样。一直清醒活的人多可怕啊。”我们会发现，这位漫不经心、躁郁粗鄙、性情不定的年轻人，其实是一个对世事有着极高洞察力和智慧的人。然而，正是这种尖锐的清醒和透彻，导致了他始终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充盈。他不断刷新的人事、面孔和经验，给他带来了短暂性的愉悦和自由，但这种愉悦和自由，物质性太强，且又过于粗粝，并不能拯救他的精神疾患。
对妻子周兰波的理解，可以从蒋春山夜晚念给她听的催眠小说《宝贝儿》入手。“退休的八品文官普列米扬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讨厌地盯着人，不飞走……”小说的开篇，作家契诃夫通过一段白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面目模糊的女孩形象。面目的模糊，正表明了主体性的暗弱，而它恰恰是奥莲卡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当她的第一任丈夫库金咒怨连绵不绝的雨天，痛骂观众的无知和庸俗时，她就边听边流泪，同时学着看不起观众。嫁给木匠普斯托瓦洛夫后，奥莲卡就跟着连做梦都会梦见各种木材——它们彼此相碰，发出嘭嘭声，并且她会很庄重地附和丈夫对戏剧的看法：“我们是工作的人，我们可没有工夫去看那些胡闹的东西。看戏剧有什么好处呢？”又守寡后，奥莲卡穿上黑衣服，缝上白丧章，但很快又爱上了兽医……就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可以想见，奥莲卡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主要来自爱的缺失。“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不行”，且不论这种爱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譬如爱她的爸爸、妈妈，爱她的法语老师，爱她的演员丈夫、木匠丈夫，爱她的佣人厨娘、兽医住客，甚至于爱那个与她并不相干的兽医儿子，等等。她好像每天都会分泌出无穷无尽的爱，这种爱必须要有所寄托，有所附着，她才会感到平静和安宁。一旦这种爱踩了空，她就会陷入惴惴不安。
比起奥莲卡简约明了的孤独，周兰波的孤独要沉重和复杂得多。对于爱的需求，她在小时候没有从亲人身上获得，婚后也没有从丈夫身上获得。那种爱的缺失感，伴随了她从童年到成人的整个成长历程，使她在精神上积累了过多的压力。她的精神崩溃，第一次发生在婚后第三年的小产事件以后，第二次发生在婚后第七年得知丈夫隐瞒疾病以后。两次崩溃之间，她曾尝试通过跟不同人的“精神性”接触来抵御孤独的办法，但都一一宣告失败。
肉体性的突进，尚且能在物质性的消融过程中脱落痛苦；精神性的探索，只能在一次次貌似宁静与平和的心态下碰壁。小说描写周兰波与蒋春山在家中欣赏夜色的时候，这样写道：“凭什么我马上死了，但世界还这么美？……”这显示出周兰波虽然看起来很理性，其实很浪漫；看起来很现代，其实很古典。“挺多人一辈子也找不到可以分享一片奇怪树叶的人，但我和小蒋找到了。”她对蒋春山的情感需求散发着田园般的诗意，这种诗意在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对牧羊少年的幻想迟早是要破灭的，因为这位在草原上光芒四射的牧羊少年，进入现代的都市后，总是手足无措惴惴不安。从这个意义上看，蒋春山似乎要比周兰波清醒得多，现代得多，这就像他对周兰波的绘画所做的判断，“你总是下不了狠心消灭立体”。
婚姻是物质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制度，它在维系社会的稳定和促进历史的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具体到微观的婚姻单元下，夫妻二人身临其境的感受，是需要做精细和动态分析的。就本质而言，婚姻作为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样一种形式的底色，还是应该值得强调的。在小说中，蒋春山和周兰波在婚后三年经历了那场重大的婚姻危机后，并没有选择马上分手，而是继续维持他们的亲人般的二人世界。这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探索，更是对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人性的进一步考验。那么这个考验成功了吗？好像成功了，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保持了相对的和谐状态，尽管其间也经历了信任危机，但最终走向了和平的局面。但好像又没成功，因为他们尽管看起来始终保持了和谐，却终究没有摆脱各自的精神困境：窒息感与孤独感。
实际上，这两种感觉并不是他们二人特殊的体验，它们是弥散性的、普适性的，是存在主义层面的，它们的无法排遣，是现代人普遍共有的。不过，正是这种现代人特有的精神困境，才更加富有讲述与探讨的价值；而对它们的揭櫫与书写，或许正是这篇小说重要的意义所在。
中篇小说《良夜尽头》，刊于《当代》2023年第1期。作者鲍尔金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紫茗红菱》、小说集《摸黑记》、散文集《用野猫一样漆黑发亮的眼睛注视人间》等。曾获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冠军、第十届十月文学奖新人奖、第六届辽宁文学奖。
（作者简介：叶桂杰，从事小说、评论的创作和研究。小说、评论、散文等作品见于《文艺报》《青年文学》《西湖》《野草》《绿洲》《美文》等报刊。入选第三批浙江省作协“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库，著有小说集《恍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