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与完整的，隐秘的与日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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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碎片
读罗伟章的乡村题材小说，常常有“破碎”的感觉，同样是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种语言，在其他人的小说中可能是一个典型、一个问题或一种特色，但在罗伟章的小说里，你会感觉这是一个“碎片”。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回到阅读的经验，罗伟章“三史”中最直观的破碎感莫过于《声音史》。“声音”不同于“语言”，尽管我们常常将不同的声音表述为语言，譬如动物的语言、机器的语言、自然的语言，等等，语言的边界可以超越人类表意的范畴，但只要是语言，就经过了人类思维的过滤和编码，就不是纯粹的声音。声音属于感性，如同人类探测器从宇宙中传递回来的电磁波，虽然经过现代科技还原为声音，但我们无从知晓它的内涵，也无法对之进行重新编码，它们是纯粹的声音。因此声音是语言的前史，是混沌世界的自然状态，罗伟章以“声音史”来结构乡村，它首先打破的是意义，失去意义整体的乡村自然就成了破碎的片断。这个道理不止于乡村，当我们用“声音史”来结构一切事物，都会有破碎的感觉，因为它击碎了我们认知的意义基础。
在《声音史》中，杨浪通过模仿还原的声音是“声音史”的基础，“他会学干雷撕裂天空的声音，湿雷击碎云彩的声音，果子掉落和芝麻炸籽的声音；会学各种家畜叫，藏在土里从没有见过样子的虫虫叫，山里的十七种鸟叫；会学风走竹梢和树杪时发出的不同哨音；会学阳光穿越林子时金黄色的细响；会学千河口男女老少说话、叹气、哭泣、大笑和怒吼，或者假装的叹气、哭泣、大笑和怒吼......”[1]如果调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乡村书写，这些声音其实已经转变成了“语言”，它们并不混沌，且有着独特的意义。我们试举几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瞑》）、“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黄河流过的地域/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手推车/以唯一的轮子/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穿过寒冷与静寂/从这一个山脚/到那一个山脚/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艾青《手推车》）[2]、“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蛊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穆旦《春》）[3]。这些被编码成语言的声音，构成了中国文化中乡村的意义整体，它们包含着诗意与苦难、文明的源头与民族的化身，但这些意义的基础依赖于乡村的生命力和完整性，尽管它们有诸多不堪，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不断衰败，但它们顽强地存在并承载了一大批人的生活。在《声音史》中，这些语言变成了声音，是因为乡村实实在在地解体了，很多乡村变成了“空村”，留下的都是像杨浪一样即将被社会淘汰的人。此时的乡村，虽然各种声音依然能够勾起人们的诸多想象，但因为它不再寄托乡民的理想，诗意和苦难都丧失了意义。概括地说，是当代乡村现实击碎了乡村的文化意义，让乡村的声音失去了变成语言的基础，而单纯的声音就是碎片。
如此看来，“三史”中的很多对象都具有碎片的特征。《寂静史》中的土家祭司林安平就是一个碎片式的人物。土家祭祀的身份和功能，如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溯源，关于这个角色在乡村社会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内容，但这不是《寂静史》的重点。《寂静史》立足的是当下，在林安平的经历中，我们能够感受祭司这个身份在乡村残存的意义。一方面是乡村的信仰。林安平成为土家祭司的经历，既证明了乡村信仰的衰落，也证明它的存在。林安平成为土家祭司是被迫的，她被家庭抛弃才走上这条道路；而她在成为祭司后，不仅没有受到村民的尊重，反而成为所有人欺凌的对象，它反映了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的一般状况。然而，林安平被家庭、社会抛弃的过程中，乡村信仰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被认为是“灾星”、她眼睛能摄人魂魄的传说，都说明乡村信仰虽然仪式衰落了，但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却始终存在。另一方面是乡村的补充。林安平被乡民认可为祭司后，也在乡村社会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功能，譬如从事一些巫术的活动、充当乡村医疗的补充等，这反映出乡村信仰仪式衰落后祭司的存在现状，他们被迫世俗化，成为乡村世界可有可无的补充。
回顾现代以来的乡村书写，类似林安平这样的祭司(及其包含的乡村信仰）所遇到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的常见问题，如《祝福》中祥林嫂面临的困境、《小二黑结婚》中“吃不饱”“小腿疼”、《爸爸爸》中的“丙崽”，包括一些文化人类学著作所关注的现象，都反映了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乡村信仰的处境和现状。譬如在《祝福》中，乡村信仰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它是祥林嫂精神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也成为她自缚的枷锁，这让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在《小二黑结婚》中，它们成为“封建残余”的象征，是革命需要改造和清除的对象。而在《爸爸爸》中它成为乡村的“根”，是乡村社会能够延续的神秘力量。在一些文化人类学著作中，它又变成了主流文化需要正视的“地方性知识”。
在《寂静史》中，林安平之所以在“寂静”中，是因为她的讲述、她的一生已经无法构成问题，她不能像祥林嫂一样成为一批人的代表，她的问题只属于个人：她无法成为“封建残余”的象征，因为她本来就是孤例，不出意外，不会有人重蹈她的覆辙；她的一生尽管历经挫折但极其平凡，因此也不会有人相信她有神秘力量，包括她讲述的“神话”世界，虽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但也没有人关心。她唯一可能存在的意义，是在文化旅游项目中充当像神农架“野人”一样的符号，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但林安平是个真实的存在，她实实在在是个祭司，更实实在在是当下乡村社会中的一员，因为乡村社会的瓦解(或者说进步），她生命中承载的乡村信仰和乡村暴力都统统让人漠视。然而问题是，这些事物真的在中国消失了吗？林安平成为一个碎片，是她生命意义的破碎和紊乱，而这正是当今乡村社会变迁的缩影。
《隐秘史》中桂平昌的口头禅“撞你妈的鬼哟”，是乡村社会另一种形式的碎片。这个口头禅是”农民的语言，，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农民的语言”已经成为经典，譬如：闰土的“老爷”，这是封建宗法制度下农民社交语言的形式；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4]，这是社会最底层农民对于生活不幸的表述方式；李有才茶余饭后的“板话”，这是阶级斗争中农民“群众”的语言形式[5]；梁三老汉遇到宝娃(梁生宝）和他娘时说“当成我梁三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吗？我还要创家立业哩!”[6]这是农民表达自己梦想的语言；顺德老汉对失败的高加林说“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7]这是智慧农民理解人生的哲学语言；等等。
但“撞你妈的鬼哟”与这些语言都不相同。首先，它的形态是“独语”而不是“对话”，这句话发生的语境没有听众，而且就其语言形式来说也不需要听众。之前列举的农民语言，不管是怎样的形式和语境，都是对话，如果没有听众，就不会存在这些语言。其次，这句话具有多重表意功能，上述农民语言所表之意，结合桂平昌生活的实际，多数都可以浓缩到这句话中。桂平昌第一次说这句话，是他歇脚时被山风卸了力气、走路打趱趄的时候，这句话与祥林嫂说“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具有相似的特征；他再次说出这句话时，是当他在熟悉的地方竟然发现一棵巨大的麦冬，此时这句话和梁三说“当成我梁三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吗”有相似的功能。只有他在挖麦冬过程中发现神秘山洞，并看到里面有死人的骸骨时，他的这句话才具有了叙事的功能，因为真的撞到“鬼”了。
桂平昌的“独语”并非没有来由。首先是乡村社会的瓦解，他几乎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他的孩子以及那些对生活还有希望的村民都搬到了城镇，和他一起生活的妻子也没有了共同语言，即使他想诉说，也没有人愿意听。这是客观的事实。其次是讲述欲望的丧失。桂平昌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其中有梦想、不平和怨恨，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只能选择隐忍，隐忍邻居苟军的欺凌，隐忍妻子对他的冷漠，隐忍乡村不可避免的衰落，长期隐忍形成了虚无、悲观且带有神秘色彩的价值观，面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他不会去思考背后的科学原因，更不会想到上天的垂怜，只会理解“生活恶鬼”的捉弄。所以，“撞你妈的鬼哟”是一个乡村坚守者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浓缩，而随着他的老去，连这种语言也会消失。
除此之外，在“三史”中还有其他碎片形式，如夏青匍匐在土地上不知疲倦地劳作的姿态。在《声音史》和《隐秘史》中，夏青都有出场，她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沉默和勤劳，这可以代表一个农民的优秀品质，但如果了解了她的生活状况—她有个常年不归、不履行家庭责任，且传言在外已经再婚的丈夫符志刚，就明白她的不知疲倦有苦涩的一面，那是为了缓解精神空虚和内心痛楚。她不能让自己停歇下来。《声音史》中小学生杨浪的一个玩笑，也是一个碎片。他用口技捉弄学校老师，这并不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但它触碰到了乡村隐秘的伤口。这个事件最核心的要素是“饥饿”和“尊严”的冲突。李老师是代课老师，家庭负担比较重，在伙食问题上受到歧视，但他并不想因此在人格上受到凌辱，这是人之常情。但在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饥饿可能会让人丧失尊严，如小说中的“偷肉”事件，一旦查实就会让一方堕人万劫不复的境地。如果不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杨浪不会受到那么严重的惩罚，他的命运也可能不同。
概括起来，罗伟章“三史”中的碎片，可以理解为乡村社会的残留物，当乡村逐渐被城镇取代之后，尚未完全归化的乡村尚有一些东西延续着残存的生命。它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对乡村的重新理解。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术还是文学，理解“乡村”的基础都是由人构成的社会，无论它呈现出来的知识结构、社会问题还是乌托邦想象，离开了这个基础，都将不复存在。然而，这个基础在今天成了问题，因为乡村中人的出走，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几近瓦解，此时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乡村？如果把这个问题和时下的“乡村振兴”结合在一起，它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今天“乡村振兴”所要基于的现实。综合罗伟章小说关于当代乡村问题的发掘，其核心是乡村世界意义的缺失和错乱，当我们面对没有听众的乡村声音，没有敬畏的乡村信仰，没有对话的乡村语言，没有尊严的乡村美德，一切关于乡村书写的固有范式都将失效。不管是“乡村书写”还是“乡村振兴”，都需要完成乡村世界意义的恢复和重构。意义的恢复，首先需要完成乡村生活情景的恢复，如果乡村都变成了“空村”，不管是《祝福》式的乡村，还是《边城》式的乡村，都将失去生命力。意义的重构，是让乡村的声音和语言重回公共的视野，乡村不仅是审视的对象，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参与者和评判者。回忆现代中国的”乡土小说”，其实很少有“乡村声音”能够进人当代社会的视野，如梁三老汉、孙少平等人一样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而振兴之后的乡村，则一定需要具备表达自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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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隐秘
“隐秘”是《隐秘史》中的核心词语，也是阅读“三史”的普遍感受，在这些小说中你能感受到“隐秘”带来的离奇、震撼和酸楚，因此如何理解罗伟章的“隐秘”，是认识他小说必须探讨的问题。“隐秘史”的说法，会让人想到巴尔扎克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被写入《白鹿原》扉页后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它的原文大概出自《幻灭》，其中有这样一段：“历史有两部：一部是官方的，骗人的历史，做教科书用的，给王太子念的；另外一部是秘密的历史，可以看出国家大事的真正原因，是一部可耻的历史。”[8]这段话也基本符合《白鹿原》的创作精神，结合巴尔扎克和陈忠实的创作实际，其中的"秘密"指秘密的事件、情感和逻辑，是官方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如此说来，任何一部有独立思想的小说都应该是“秘史”。在作为一般意义的“秘史”的基础上，罗伟章还要写“隐秘史”，他的认知逻辑是什么呢？从《隐秘史》创作实际来看，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更重视人物内在世界的挖掘，很多历史在外在世界并没有真的发生，但在人的内心世界中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种历史可以概括为“内在史”，它们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因此是隐秘的；二是重视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这里的“边缘”既包含社会现实的边缘，也包含社会认知的边缘，这些人处在社会的主流之外，或者没有受到过关注，因此也具有隐秘的意味，这种历史可以概括为“边缘史”。这两种特征在《寂静史》和《声音史》中也同样存在，构成了罗伟章“隐秘史”书写的整体。
(一）内在史
“内在史”通常意义上的说法有很多，譬如“精神史”“心灵史”“情感史”等，但因为这些专门史在学术界和文学界都已有基本的认知，稍有不慎，就会落于某种认知体系不能自拔。为了避免理论辨析的烦琐，此处就用“内在史”来概括。“内在”相对于“外在”，它之所以“隐秘”，是因为它发生于人的内心世界，并没有直接转变为行动或事件，因此如果不对一个人(群体）有所关注，“内在”就是一个虚空的世界。《隐秘史》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内在世界：桂平昌在山洞中意外发现一具尸骸，它是谁？是否真的存在？小说没有给出答案，因为这不是故事的重点。由此引发的是桂平昌对于谋杀邻居苟军的回溯，谋杀的细节以及动机等整个过程让人惊悚且震撼，因为桂平昌是一个懦弱本分的人，他每迈出杀人行动的一步，都是一次精神的冒险。这是小说故事的主体，也是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它让我们注意到乡村平静之下隐藏的创伤和仇恨。
小说两个细节让人记忆犹新。一是桂、苟两家的冲突。蛮横的苟军常年欺负桂平昌，并因为在一次冲突中与桂妻陈国秀发生身体接触，进而根本改变了苟、桂、陈三人的关系。其中争斗的场面相当震撼：
陈国秀并没有被杀，她只是被苟军掀翻在地，仰卧着，苟军面向着她，骑坐在胸脯以下的位置。她的上衣纽扣已崩掉几颗，胸脯上的两团白肉，颤巍巍的露出大半，苟军屁股底下的肚皮，也露出来。陈国秀不胖，但有胖意，因为被压，喘得急促，胸脯和肚皮都一闪一闪的，圆如酒盅的肚脐眼，也嘴唇似的翕动着。苟军的上身微微伏着，两只手悬在陈国秀的奶子上面，就那么悬着，十根弯曲的指拇，像将死的蜈蚣，战栗着。抽搞着。[9]
这是桂平昌动了“杀念”的起因，是隐秘中的隐秘，它同时击中了三个人的内心缺憾。对桂平昌来说，是软弱，因为软弱，他需要妻子出头，这伤害到一个男人的尊严；对苟军来说，是创伤，因为妻子孙月芹抛弃了他，与陈国秀的身体碰撞同时激发了欲望和怨恨；对陈国秀来说，是绝望，因为无法获得丈夫的保护，进而对暴力产生了崇拜。这个事件的结果是陈国秀拒绝与桂平昌产生身体接触，如果更深层次来说，是对于桂平昌男性身份和家庭权威的双重否定，这自然激发了桂平昌的仇恨和杀心。
另一个细节是桂平昌与苟军尸体的对话。当桂平昌完成了复仇之后，他与苟军作为同学、邻居，包括因男性身份缺失而同病相怜的情感都浮现了出来，他们都渴望获得安慰和弥补，但最终只能选择付诸暴力。
然而，当读者确定桂平昌谋杀了苟军时，苟军出现了，虽然他只出现在别人的传言中，但它提醒了读者，“苟军死了”也是在传言之中，它们都是苟军失踪(离开乡村）的若干可能。再到小说的结尾，神秘山洞里的尸骸也不见了，这是桂平昌出现的幻觉，还是他善后的结果，小说没有给出解释。作者这么处理，无非说明小说中的一切事件都只是“可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桂平昌极尽平淡、行将逝去的生命背后潜藏的愤怒和不甘，这种愤怒、不甘与他的生活如影随形，以至于让他分不清何为现实。
从旁观的角度看待“桂平昌现象”，它反映了当代乡村同时存在的两种面貌。一方面，它是平静的，甚至是闲适的，一如现实生活中的桂平昌，“大山再贫瘠，也足够养活他，即使再来一场四十九年前那样的大旱，一时也饿不到他，因此他有理由把日子过得舒心顺气”[10]。另一方面，它又充斥着怨恨和怒火，当桂平昌不由自主臆想着杀死苟军时，那种深人骨髓的怨气也是乡村真实的存在。桂平昌的臆想世界并不能说是他精神或情感的全部，也不能说是他的潜意识，甚至作品也无意窥测桂昌平的全部精神世界，而是以他为裂口，展示出乡村的“内在”。
以这种眼光来看《寂静史》和《声音史》，我们同样能看到乡村“外在”和“内在”的两面。中篇小说《寂静史》的故事中，“外在”是一个当代土家祭司的生存现状。因为祭司身份，主人公的“外在”也具有隐秘性，但更为隐秘的内在是她如何被家庭抛弃、受到村民的唾弃、得到师父救助、被抢婚，以及如何重新回到正常社会，背后的个人情感、乡村意识都是外部世界不易觉察的内容。在《声音史》中，杨浪“堕落”的背后也有值得体会的“隐秘史”。他是乡村最忠诚的留守者、观察者和记录者，但他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出卖和欺辱，这反映了当代乡村社会的“内在”，即不断抛弃和背叛乡村历史，直到乡村变得空洞。
(二）边缘史
前文已述，“边缘史”包含两层内涵：一是现实中的边缘，一是认知的边缘。因为“边缘”，所以“隐秘”，这并不难理解。先说第一个层次，“三史”的写作对象都是边缘地区的边缘人物，故事发生地主要在罗伟章的故乡川东大巴山山区。如果说将一个具体地点确定为边缘显得有些主观，那么城镇化过程中人走房空的村庄显然是社会边缘；主要人物如被社会遗弃的土家祭司林安平、坚守在“空村”中的杨浪，以及桂平昌、夏青等，毫无争议，也是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
仅仅“现实中的边缘”这一层内涵，还不足以说明罗伟章小说的“隐秘”，因为如果从“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角度看，自现代以来，关注边缘人群是小说普遍的特征，在不同的时代里，“现实中的边缘”一定具有变动性。于是要说到“认知的边缘”，对于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体，学术界和文学界都有过关注，就社会影响来说，“乡土文学”建构的乡村印象已经深人人心。相对于这些文学作品，“三史”中的“边缘”更关注乡村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在已有的乡村书写中，作家更关注的是能够成为乡村问题的人，这些人往往在乡村中并不普通。譬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在鲁镇的确边缘，这是社会地位造成的，但她能够发出关于灵魂的“祥林嫂之问”，这又让她与大多数人拉开了距离，与那些嘲笑、漠视她的人相比，她已经是个出类拔萃的个体。再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他是新、旧社会交替中农民的代表，但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勤劳能干、富有理想的品质，这已经让他从一大批农民中脱颖而出，并不是所有农民都能够且有机会怀揣创业梦想。还有《边城》中的“爷爷”，《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等，也都不能算是乡村社会中的边缘人。而“三史”的边缘人，却如同鲁迅笔下的闰土和看客，如果不加以凝视，就会消失在茫茫人海且面目模糊。这其中，除了林安平的特殊身份让其还有可能进人社会关注的视野(作为文旅创作的素材），杨浪、桂平昌、苟军等完全生活在被社会遗忘的角落。但他们真的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吗？通过“三史”，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隐秘史》中桂平昌的臆想复仇之所以令人震撼，是因为其中隐藏着真实的情感，而对这些内容我们往往置若罔闻。
之前“乡土文学”“农村文学”之所以没有充分关注这类群体，是乡村问题变化的结果。在现代，乡村是知识分子“外化的自我”[11]，它整体成为问题，只有那些可以进人公共视野的现象和群体，才可能成为书写的对象，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乡村社会的沉默者。进人当代之后，乡村现代化的主题掩盖了乡村本身，只有那些在现代化道路中成为问题或榜样的人，才能成为书写的对象。在大量乡村成为“空村”的背景下，像林安平、杨浪、桂平昌这样的乡村留守者，才成了“乡村问题”的中心，他们自身的问题也才浮出水面。
通过“三史”，我们可以检讨过去的乡村书写，这并不是说过去写作存在缺陷，而是说我们固有的乡村认知方式存在不足。譬如，当我们用“麻木”来形容闰土的时候，闰土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吗？当淳朴鲜活的少年闰土变成沉默沧桑的中年闰土，当他碰到异乡归来“身份不明”的少年玩伴，他的内心难道没有掀起与鲁迅同样的波澜？如果他的叙事能够进人公共视野，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和故事？在《故乡》中，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了留白的处理方式，他自知无力也无暇进人这个世界，但他对形象和行动的描写已经让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再如《边城》中的“爷爷”，他的善良、豁达与细腻，是自然“保留”的结果，还是历经沧桑“成长”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的是，他曾经面临过女儿、女婿殉情自杀的悲剧，受到过巨大的心理创伤，他如何自我治愈是值得探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现代文学的世界中便是边缘，而它们在罗伟章的小说中得到了还原。
结语
综合考察罗伟章“三史”对于乡村隐秘的书写，它的总体特征可以用“被漠视的日常”来概括，不管是“内在史”还是“边缘史”，进入乡村的内部看，它们都是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它们没有进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共视野，因此成了认知的“隐秘”。对于乡村日常的漠视，如果仅仅停留在知识学的范畴内，它只是造成了文化缺陷：如果出现在社会实践领域，就可能导致乡村的荒蛮化。“三史”中的隐秘，也包含着乡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暴力问题，这当中除了《隐秘史》的身体暴力，还包含语言暴力、权力暴力和道德暴力等其他形式，以及人对自然的掠夺，它们共同的指向便是荒蛮。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1] 罗伟章：《声音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2] 艾青：《手推车》，《艾青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3] 穆旦：《春》，《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页。
[4]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5] 周扬认为：”赵树理的特出的成功……另一个方面也是得力于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又是经过加工、洗炼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0页。
[6]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7] 王干主编：《1978—2018中国优秀中篇小说》(上），现代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
[8] 巴尔扎克：《幻灭》，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01-602页。
[9] 罗伟章：《隐秘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58页。
[10] 罗伟章：《隐秘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8页。
[11] 罗志田认为：”五四后想要认识已处外化的自己这一努力，并没有改变乡村在很多人心目中处于化外的现实，更多改变的是对化外者的表述(从早期的褒贬兼有转为对农村的同情和鄙视共存）。’重视‘农村逐渐成为时代思想的一股主流，却也越来越多地以负面为主。于是逐渐发现(甚至发明出）农村的问题，进而把并未崩溃的乡村说成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农村。”罗志田：《认识被化外的自我：后五四时期对乡村的关注和农村的问题化》，《四川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