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主义里觉醒——读鲍尔金娜《良夜尽头》
《良夜尽头》描绘了一场现代主义盛景，紧凑，顿挫，地道。男女主人公是两位质地纯正的现代人，身体力行着现代主义。他们读的是苏珊桑塔格，听的是Kendrick Lamar，看的是特吕弗，吃的是芝麻菜沙拉；保时捷、江诗丹顿或许只是给金钱几分薄面（现代主义与资本的亲近关系），关乎灵魂的部分却绝不含糊，是纯正的波普、未来或超现实主义（周兰波就是个现代派画家）。他们用博尔赫斯调情，用存在主义悲伤，他们模仿快乐，创造颓废，那带泪的轻笑的眼皮都是现代主义的——单眼皮的现代厌世美。
对比那些歪歪扭扭一知半解的现代主义文本，《良夜尽头》奉献了当下目之所及最纯熟的现代性——最精彩的荒芜，最饱满的绝望。把空虚写得淋漓尽致，把徒劳（性幻想）写得百转千回，把百无聊赖写得风生水起，“赛博蒸汽波的精髓不是看谁身上更闪，而是看谁能表现出真正的虚无”。周兰波是现代主义知行合一的专家，她再清醒不过地知道，在“良夜”之前，那个如今让她惶惶不安的现代主义，也正是曾经让她脱颖而出的现代主义。不是吗？她如今面对它的坏，却也得认账它的好。现代主义曾经让她获取过丰富的思想，锃亮的自信，以及货真价实的财富。曾经的现代主义正是她要的，她正是因着对它的拥抱、吸收而脱胎换骨，变成啜饮理性的时髦艺术家，变成住在大别墅里的人上人，可以居高临于腥臭廉价的爱情，可以捕捉“一种微妙而了不起的东西”。现代主义让她显得那么酷——冷酷。对现代主义的纯熟非常必要，由于深谙它的根基，小说不会进行简陋幼稚的田园诗幻想——草原救赎都市——纵然这个明智也是现代主义的。
现代主义曾带给我们明智，而它在颓废虚无里修炼至此。他们困在“开放性婚姻里”疲惫不堪，“草原少年”、“俄罗斯少女”都只是饮鸩止渴，送给爱人的画也无处安放。草原显然无法撼动完备而自给自足的现代主义。
但作者的另一种品质击碎了这个钟形罩。也许并不自觉——一定不是自觉，人可以自觉地虚无，却不能自觉地真诚。真诚的品质让小说生出了利刃。这份得天独厚的天性任凭学来的现代主义多么强大，也无法被泯灭。真诚也正是文学永远可以走向极端，又拈花一笑，柳暗花明的秘密武器。
真诚让这片现代主义盛景里有了薛姨妈的身影。虽然她为了配合现代主义俏皮话，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在失去“真诚”的现代主义小说里，她只能是一个符号，一个“好玩的土包子”，但在真诚的《良夜尽头》，她虽然仍旧谦卑懂事，却宁可丢了工作也要丢掉“边界感”（现代主义的饰品），勇敢地直指病灶；宁可“不可爱”，也要去“爱”，“反正我早就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更有甚者，薛姨妈欢快地劳动，并在劳作后舞蹈。周兰波在别墅之外（现实世界），观看了她的演出。虽然她仍旧要“当我没来过”，但她毋庸置疑地真实地去了。这种犹犹豫豫，来来回回，这种“热乎乎的哀伤”，是现代主义惧怕的超级病毒，它足以让虚无的宫殿毁于一旦。
在“掐头去尾”的时间里狂欢，是张爱玲小姐给出的虚无主义者的人生方案。然而在焦虑的尘埃里开出花来，那花也仅仅是摇曳着的焦虑。除了时髦的现代主义，我们还拥有先知的学说和经典的奥秘，在思想飞行和现实耕犁中，拥有真诚的我们实在不必被虚无和孤独撕得粉碎。杀掉小羊的春山（男人）已经无可救药，但周兰波（女人）一定会离开良夜，走出虚无。面对“养蚕人”，她早已发觉“自己不对，他们挺好”，她只是短暂地“卡住了”。
周兰波离开良夜，是这个时代的拉娜出走，是离开华丽冰冷的颓废洞穴，是在现代主义里觉醒。在遭遇第一口“浓痰”的时候，她或许会折返，但薛姨妈的怀抱已经不可救药地将温暖传递，来回之间，她一定会懂得，离开“我”，才看得到风景。“秘密而奇妙的事情即将发生”，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