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礼》：致敬人间正道
甘南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有着较好的传统与丰硕的成果，是甘肃乃至西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重镇，张存学、安少龙、朱永明等都曾对甘南当代多民族文学做出理性总结与科学评价。
文学果实结自文化沃土，从历史文化看，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甘南的三河一江（黄河、洮河、大夏河、白龙江）流域繁衍生息，之后多民族共同开发这片土地，留下了和谐相处的史前遗址、古代建筑、民俗风情、文献典籍等文化印记；从地理环境看，甘南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在上述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因素的厚植下，形成了“神性甘南”“文化甘南”“生态甘南”的书写母题。《甘肃地理概论》指出，从行政建制看，甘南属于《禹贡》所载雍州之域，由于气候寒冷海拔高，以农耕为主的汉族到达较晚，甘南各县的建制晚，除洮河上游各地的洮州（今临潭）始建于六世纪外，其余各县镇均建立于二十世纪初，而且绝大多数县镇建制于1949年以来的五十至六十年代，这形成了“红色甘南”的重要书写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认同”等自然流淌在甘南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血液之中，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具有了或者说在追求一种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味道”。“红色甘南”的浩荡气质在文学表达中代代不绝、与时俱进，是前述“神性甘南”“文化甘南”“生态甘南”书写母题的定海神针。
甘南文学多面手扎西才让涉猎各个体裁，著有诗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多部，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扎西才让早年以西北师范大学“校园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以诗名蜚声西部，之后回归故乡华丽转型，构建文学故乡“桑多镇”。扎西才让深耕细作，以自觉思考表达对甘南多元文化的热爱与忧思，以多文体创作实践进入故乡，又离开故乡，试图在反复的文化咀嚼中为故乡精准把脉，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现代甘南的重要文化代言人。
作为“70后”作家，扎西才让受到了更为系统的汉语文学教育，从宏观的文史哲理论视野到具体的小说写作技巧，都有了更为丰厚而开阔的储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自觉信念，更为看重小说记载社会历史的重要功能，即希望通过小说反映丰富的具有历史具体性的甘南多民族地区的真实生活，而不是概念化、标签化地去延续老一代作家对“神性甘南”的既定书写。同时他也不愿仅仅满足于“红色甘南”的单向书写，而希望文学具有文化与政治合成的丰富品格，甚至希望能够以文字的力量影响社会。当风格已经相对成熟的藏族诗人扎西才让转型开始小说创作时，我们也许多少会觉察到他的文学雄心：他用长于叙事功能的小说去丰富和超越故乡甘南在诗歌中惯有的文化标签“神圣性”，也就是说，用小说的方式阐释甘南的“世俗性”特点：这片土地上分属于农耕文明与牧业文明的多民族人群有互补也有融合、有共识也有纠葛，它和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在现代性进程中被裹挟前进，从没有一刻被抛下。那些善良且容易满足的人们带着缺点在不停地向前奔跑，国家社会的发展和有的放矢的帮扶政策为他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理念、观念、信念等精神层面的复杂问题又让他们的心灵世界复杂多元、曲径通幽。在农耕、游牧、商业、手工业等文明的冲突与互补中，在金钱、欲望、传统、信仰的交织与挣扎中，古老落后的各种精神痼疾正在接受新时代的荡涤，一切都在向阳而生、逐梦前行，这些思考正是小说《敬礼》开始的地方。小说讲述的是具有象征意味的现代甘南故事，折射出甘南自古就是内地通往藏族地区的主要通道这一开放而多元的地域文化属性，表现了比较明确的现代性追求与主旋律意识。
扎西才让善于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设计复合多重身份，这样的设计既便于承载更为丰盈的主题，也有效地防止了人物形象的“扁平化”弊病。《敬礼》中的“我”具有双重身份：一个有文化会用汉语写作的出租车司机，他的灵魂属于知识分子“羚城雪”，而肉体属于体力劳动者“阿哥苏奴”。于是，一个丰富而痛苦的灵魂在小说中以近乎全知的视角讲述：因为争抢客人，“我”和粗鲁野蛮的棕发青年同行刀吉产生了过节，刀吉便用胶带把“我”捆绑在电线杆上，只留出右手，强迫我向来来往往的车辆“敬礼”。在“我”受伤住院治疗期间，记者扎西来采访“我”，令人气愤的故事细节被一一还原。然而，这种气愤甚至屈辱感最终却在一遍遍的讲述中、在对刀吉父子的生活境遇抽丝剥茧般的认知和共情中逐渐消解：刀吉年迈的父亲龙布带着赔偿金来向我道歉，“我”在了解了龙布婚姻波折等“破烦”（方言，烦恼）故事后，最终还是选择原谅了刀吉年少轻狂的鲁莽行为。人物的双重身份带来了表达主题的两个视角——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作为业余作家“羚城雪”的“我”用知识分子悲悯的外部视角俯瞰大地上的芸芸众生，对他们在平凡生活中的各种奔波心生包容；作为出租车司机“阿哥苏奴”的“我”用劳动者本能的内部视角观察龙布和刀吉父子，为鲁莽年轻人的意气用事愤愤不平。双重身份、内外视角赋予小说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结合的“复调”效果：新时代藏族地区城镇生活在思辨与直觉、信仰与金钱、善良与丑恶之间得到了丰富呈现。
扎西才让的小说喜欢讲述生活表层之下的波澜起伏，善用多种叙事手法结构全篇，小说因此充满以悬疑感为特征的故事性，在这种举重若轻的叙事策略调和之下，团结向善、自律自省的规劝不再生硬和难以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作品不仅有了“故事性”，而且有了“哲理性”。《敬礼》就以记者扎西在医院采访“我”的方式倒叙了整个“敬礼”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在渐渐还原的故事界面中，“我”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理性）同记者扎西进行了一场直抵心灵的真诚对话，在对话中，不仅讲述了曲折的故事，而且逐渐勾勒出老龙布所代表的老一代牧民表面散漫而内在自律自省的形象：他们善良隐忍，天性追求自由又同情弱者，循着人性善的本能行事做人。龙布对儿子的指责睿智而通透，代表了一种自律自省的民间哲理：“龙布指了指我，继续说，‘你以为是苏奴抢了你的生意？我告诉你，搞坏了你生活的，不是他，也不是我，是你自己！’”记者扎西的官方话语、“我”的作家话语与龙布的民间话语自然衔接，形成了一种小说所要着力彰显的“精神念想”——众生在平凡甚至苦难的生活中依然应该坚守真善美，依然应该坚持自律自省。“以事释理”使小说内涵如山水之扇面徐徐打开，主题便有了比较好的层次感，人物心理结构的复杂性也得到了渐次展露。
扎西才让的小说结尾常有追求多元意蕴以产生余音绕梁之效的主观努力，《敬礼》亦是如此。表面上，《敬礼》的结尾似乎是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手法：“扎西说：‘会上宣布了好多决定，其中一项，是打算联通地方旅游的全境线路，为此，要成立专门为旅游服务的车队，专门来跑旅游线路，到时候就有稳定的客源，不用再抢客了。’”政府制定的文旅交通等利好政策最终疏通了“我”和刀吉之间的矛盾点，即客源不稳定，使得运营司机不得不争抢客人的“痛点”；进一步深入分析，便会发现这样的笔致也涉及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即作家仍然在用生长于甘南大地上的生态主义来对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反对以单纯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渴望达到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的和谐。所以，结尾处“我”钟情于多年前老电视剧里人物利他包容的生活哲学：“我个人觉得，在过好自己想过的生活的同时，懂得让步，做出必要的牺牲，就像刘慧芳、宋大成他们常做的那样。也许这样的人聚在一起，才能慢慢形成理想的社会。”
鲜活的人物形象、充满质感的生活呈现、朴素的生态意识……《敬礼》以一种地域色彩鲜明的原生态方式较好讲述了现代甘南的故事，又以审美现代性与主旋律意识表证了作品的时代性特征，在必须面对的现实嬗变中作家依旧坚定地向人间正道致敬，这正道属于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府制定的利好政策，亦来源于传统民间的共识与包容，一个历经曲折终至温暖的新时代西部多民族地区的典型故事就在娓娓道来中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