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代个人史底看江南
《桃源柳》，书名一看就明白，一是指桃源是个桃花盛开的的地方，一是指在那里安居的柳姓人家。本书是以柳大荣、柳立鹤父子生平为中心构建平台、展现故事的。这两个人物的活动，既是前后相承又是彼此套在一起的。随着时间推移，柳大荣渐渐淡出，立鹤渐渐登上舞台，并占据舞台的中心，直到柳大荣的身影消失。
《桃源柳》的情节设定和结构经营，两者抿合得很自然。纵观全书，很能看出作者在结构经营和情节组合方面的努力。明代剧作家李渔说过：“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作品以柳李姻亲、血缘关系为线索，以柳家命运为主线，李家命运为副线，时而平行发展，时而交错而织，针线绵密，不着痕迹。
要为《桃源柳》这部长篇小说定位，律定其存在价值，就得将其回位，置其于乡土小说的书海、群落和当代小说史的长河之中，寻找出其独造之处。
《桃源柳》和既存的乡土小说相形，有着以下几个特色：
其一，涵盖的时间绵长、空间广阔，赋予了作品以宏伟、飞动的气势。从《桃源柳》开头的柳氏母子为婚姻问题的谈话起到李氏重修家谱，立鹤归宗，尾声中立鹤与生母、初恋情人相聚为止，前后长达127年，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值得注意的几个历史阶段。小说将这场关乎民族前途的亿万人的斗争，浓缩为一个个小场面，聚焦到距离横塘市不远的桃源村普通农户柳大荣、柳立鹤父子两代人的身上，将他们独特的个人史、家庭史、家族史，立业兴家富村的追求和我们民族争生存、求发展、谋复兴的百年大业，紧紧地扣在一起。此外，小说将人物置于跨越时段和地域，在更为绵长和广阔的三维时空中，作者以姻亲和血缘将桃源小村与滨海这个大都市绾带到一起，将横塘市和苏北雅宁县绾带在一起，显现出社会变革在乡村和城市进行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与相互影响，并显示出随着农村城市化、乡村振兴，两者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趋势，揭示推动中国农村前进、发展的动因。
其二，直面历史，正视人生，抒写出江南一段繁荒变化的历史和几代农民的心曲。学人夏志清在论及中国现代小说时，曾将一些较优秀的小说和一般流行小说作比较，认为两者的区别点，是“其立意与观察重点都不相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对中国当代生活认真而清醒的检讨”。（《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个论断中，夏先生强调的优秀作品的特质——认真、清醒，是指向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态度。就《桃源柳》而言，认真，不必说了，清醒是相信自己的亲历、亲见、亲为，自己听到的和体验到的农民诉求。作者写出了真实的人和事，比起《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柳大荣并没有什么英雄气概；在描写敲锣打鼓入社的背后，还渲染了农民内心的忐忑不安；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从兴办乡镇企业到体制转制，从苏南模式转为温州模式，作品所写到的也并非是遍地阳光，在写制度改革生产力得到解放后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也注意表现由于制度不完善和人心险恶、贪婪形成的种种问题，引发人们从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
其三，道出中国农村深藏在骨子里的情味，让人们读懂江南。小说中的横塘市处于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是较早的，但是乡土中国历史积淀还是久久留存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把这种留存概括为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前者，只要想想“熟人好办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俗谚就能明白；后者，费先生曾把这种格局比喻为同心圆，比作一粒石子扔到水里，激起的自中心向外扩展过去的波纹。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家庭，特别是以当家人为中心，按血缘关系的生疏扩展开去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桃源柳》中人物的命运变化，往往都与此有关。体味到这点可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历史和现实的江南。
其四，小说人物形象具有相当的现实基础和典型意义。以小说的样式留存作者过往的人生经历、家庭变故的，并不少见，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自传体小说。不过既然是小说，就不同于自传（存之于档案的），经过了作者的想象和虚构，人物、情节与生活原型必然会有所不同。从严格意义上看，一切小说，即使是写与自己生活经历毫不相关的人和事的，也分明打着作者灵魂的印记。退一步说，即使是写真实存在人物的历史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也未必处处能与实相、历史相吻合。《桃源柳》尽管有着作者和家人以及周围人物的投影，但那是典型化的、可能存在的人物，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作者系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