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 《美人蕉》手指的方向
《美人蕉》手指的方向
文/水巢（科幻小说家）
杨夙的《美人蕉》在往哪个方向“生长”？只读一遍是无法把握住的。随着阅读这篇小说的次数增加，《美人蕉》的意蕴色彩也愈加丰富迷离。作为一万四千字左右的短篇，它的笔触深入进了一个小女孩的内心世界，但没有困在此处，而是让我们跟随着作为主人公的这个女孩巫南，去探寻离开文中村镇的道路方向。村镇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外部世界又是什么样，这些从文中都难以一窥究竟。不过，通过作者的笔墨挥洒，我们不难发现文中的几名角色都无法融入到村镇生活。有的选择逃离，比如女孩的母亲们；有的选择困守，而主人公巫南，在努力用幼小心灵生发出的幻想去弥合亲人离开的空洞，去填平与他人交流的沟壑，去探寻成长的正常方向。
女孩巫南也许是渴盼爱与自由的，或者是渴盼早已离开的母亲，所以她才会在梦中看到女人、狮子和美人蕉，看到“朱红色花苞，像一根呵斥的手指，大胆地指向夜空”。这根“呵斥的手指”没有指向任何一个具体对象，它只是指向上方，那里也许存在着一层无形之幕，笼罩着目之所及的整个世界，将充满可能性的远方隔绝在外面。而这根手指凭借它的“大胆”，就有了与之对峙的力量。而巫南因为她自身的缺失，才会渴望拥有这根“呵斥的手指”，拥有一棵美人蕉。她仅有的只是一根徒劳地抓挠黑痣的手指。作为一名还在上小学的孩子，巫南和其他人的语言交流存在障碍。她无法与父亲、班主任甚至同龄人交流或为自己辩解，无法将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形诸语言，表达给他人。另一方面，随着巫南的成长，她的内心日渐丰盈敏感。内心活动和语言表达之间的落差，将她与周遭世界撕裂出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作者杨夙在这里独具匠心，通过用词的重复、句子的重复、意象的重复，这些语言上的不断强调重复将小女孩的心理和感情充分表达，在我们的内心中营造出现实感很强的形象，与这个有些孤僻的小女孩产生共情。
文中唯一理解巫南的人，是同伴好友赵梓君。赵梓君的家庭背景与巫南接近，她的母亲也同样离开了这个家，前往远方。同病相怜让两个小女孩的心走得更近，但她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有着区别。从文中可以看出，赵梓君的生活条件要比巫南更优渥一些，她的身体生理和心智也要更加早熟。她在面对人生困境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是身体成长带来了情感上的爆发，推动她与困境直面对峙：“我必须要去，我有事要找他弄清楚。这是我身体的秘密。”
巫南则使用天真的想象力，在结尾让自己产生一种超离蒙昧的顿悟：“她知道火斑鸠飞行的方向，是母亲消失的方向，也是赵梓君寻找母亲的方向。”生离死别，在这里有了诗意的飞升，从中体现了作者与众不同的观察和想象。与杨夙以前的作品相比，这篇《美人蕉》在文字技巧上的运用更纯熟老练，情感也越发动人心魄，令人心折。
高举的剑——杨夙短篇小说《美人蕉》解读
文/厂刀（青年作家）
看过数遍《美人蕉》，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在极其简约的人物关系中，掺杂诸多信息含量，内有无数的阡陌小径，无疑是文学性的，幽深的，悬疑的，一不小心就容易迷失方向。
为什么巫南如此痴迷美人蕉？为何巫南总是梦见母亲牵着一头狮子？两位主人公内心，又藏着怎样的自我意识？对她们而言，有着什么样的宿命感？
起初看，让我惶惑，最终，又让我叹服。作者全部的笔墨看似在写巫南，实则是构建出一个镜像，用巫南的视角，注视着赵梓君，看到她在懵懂时期所经历的复杂，无处可倾诉，无处可伸张，最终一步步走向自我的孤立，而那些意象终究成为具有伤害性的实质，读罢不能自已。
最后我想说，巫南总是不由自主地抠着手腕处的痣，这是巫南的惯性。《美人蕉》整体小说也有一种惯性，飘逸的语言、迷离的小说氛围、悬疑性的故事、微观的社会性调查最终合成强大势能，如同一把高高举起的剑，虽尚未劈下，但已然能感知其力量，剑将以它的绝对锋利，一往无前，劈开人性的隐秘。作者也在这一劈砍之下，建立属于他本人的文学探索的坐标系。
人变植物的“童话”——杨夙短篇小说《美人蕉》解读
文/寇挥（小说家）
湖北年轻的小说家杨夙这篇小说是他几年前就完成的，当我要他给我提供一下它的内容简介时，他说“这个小说我下午看了看，但时隔两年，我面对自己的小说，似乎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了”。这说明两年来他在小说智慧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对于旧作失去了激情和兴趣。这样，我就得重新阅读这篇小说。两年前作为《大益文学》的编辑，我提审过这篇小说的，但时间毕竟太长，其间又阅读了非常量的稿子，记忆毕竟有限，有些地方还是模糊了。重新阅读之后，我深感还是值得的。小说中的两个年青女孩巫南和赵梓君既是好学友，又是经常闹矛盾的对手，其实这两个人物是作者的“一心两面”。年轻作家在塑造某个人物时，会再塑造出这个人物的“影子”，有了两个人物，对话和场景的展开就变得容易了。假如塑造出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小说的结构就会失去均衡，作者就会不能把控，那么就会写成另外一个小说了，所以说这种人物与影子的小说结构，在年轻小说家的大脑里是必然会历练的一个阶段。但这篇小说并不因人物的相似和单一而逊色，它追求是其开放思维的“大童话”境界。巫南和赵梓君对生活和学习环境中的“美人蕉”有着极其神秘的亲和力。这两个女孩的妈妈都神秘地“走了”，传说是被“狮子”带走了，女孩纠正说是牵着“狮子”走的，她们两个都在努力地寻找妈妈。在思索、想象和寻找的过程中，她们最关注的是植物世界中的“美人蕉”，最后连赵梓君也失踪到寻找妈妈的“远行”中了。其实，她们的妈妈连同赵梓君都变成了“美人蕉”。赵梓君既然是巫南的影子和镜子中的她，那么，主角巫南的“美人蕉”化是在内心深处完成的。不管这篇小说的意义如何，它都是一部美丽的童话，完成了小说美学意义上的创新。
杨夙《美人蕉》阅读笔记
文/赵文广（作家、编辑）
阅读是主动的。被动的阅读会让人失去耐心。为了拿到阅读的主动权，我把杨夙《美人蕉》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改了名字，女主角改为A，女配角改为B，地名改为M街，A父的名字改为A父。这么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好处：人名抽象化——它不再无时无刻、时强时弱地放射着读者难以确定的、带有呼吸节奏的柔光。
当我进行这样一个简单的复制替换操作后，整个小说的结构异常清晰地流动起来。阅读这篇小说的另一个不算大的难度，是A会把她在意念中看到的东西当成真的，至少在表达方式上，A会把意念所见当成真的传递给B以及A的老师。这种表达方式，对小说家而言，有时也是带有迷惑性的，对日常生活里的人来说，就会被认为是精神有些问题——而这恰好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很高效的手法，避免了直给硬塞式的交代。
当一个忍不住抠痣的A，还喜欢把梦话当真说出来时，A的形象被清楚地刻画了出来。此外的一些细节，比如对木屑香气的陶醉，独处时对声音以及雨夜光线的注视，都迅速地勾勒出主角。这是好的小说作者能给读者带来的享受之一，就像看着一个画家用他独特的手法，几笔勾勒出一个形象，给人无中生有的惊喜感。
关于A抠痣这件事，还有需要补充的细节。一个人习惯性地做出一些肢体动作，比如吃手（乔姆斯基和福柯都有这个毛病，他们当众对谈时，不发言者轮流吃手）。这里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有人会把抠痣这件事想当然想象成，手上有一个疙瘩，没事老想捏巴两下。但A的抠痣要更强烈，虽然在作品开头，杨夙描写A抠痣时用了“钻心的痒”、“脸上激起一层层褶皱”，但未必能让读者及时了解到A的抠痣是怎样的形象。第二次A和老师谈话后，从学校出来，在雨中抠痣时，杨夙写道：“蓄着长指甲的拇食指剌破表层，而后缓缓嵌进肉里，冰凉的皮肤组织液从指尖涌出，随着外涌的液体变得温热，她的面部线条出现扭曲，眼睛和鼻子拧在了一起。”这时读者没有理由不感受到A抠痣的强烈的、丰富的感观呈现，如果到这时仍无所感知，则读者应反思自己的阅读敏感度或阅读环境了。
此时再回看A与父亲和老师对话时，杨夙选择的一些细微的词汇，“用一种受疼的声音对父亲说”，“A低头作可怜状”，这时，A的人物的内在空间就已经撑开了，她不是一个在表面上堆砌涂抹的玩偶，而是在书写之前就已经有完整的呼吸和心跳。对小说写作而言，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它的“实际操作”方面的价值在于，读者可以回味，并且不用担心自己在阅读中被作者用一些堆砌的花活戏弄和羞辱。
上面提到的抠痣的细节，给人带来一种隐痛。痛无论显隐，都是强烈的感受。在杨夙笔下，美人蕉的的红绿对比，以手指怒斥天空的形象，以及在雨中A眼中所见的老人，黑色的老人、花白的猫、猫口中咬着金黄色的天人菊（此处我也专门去查了一下天人菊长什么样子，我是植物盲），这组老人、猫与天人菊的组合画面，也在晦暗的环境中呈现出隐约的强烈的冲击力和不安感。说隐约，是在于猫本就小，天人菊又在猫口中咬着，但咬的动作又暗藏破坏力和控制力。以及后文出现的玉带蜻（没错，我也搜索了它的形象），这些形象，与A的抠痣形成一种结构上的对应，或互文，或重复——这些形象反复重复着鲜明的对比，重复着惊人的美丽。而伴随强烈的形象正在离去（借由搜索功能，我知道在这篇小说里，仅“消失”这个词便出现了二十次）、或被追逐、或意外遭遇，神经因此被触痛。这是杨夙这篇小说的隐晦所在，它对读者的接受而言，并不十分友好。
最近恰好看到拉什迪在写作课中谈到了重复的技巧。用在此处，我其实不是很相信杨夙在刻意地使用叙述技巧，而是恰巧，感觉生形象，形象生感觉，感觉再生形象。
对环境的关注，对环境描写的进入，是索引小说作者写作心迹的有效方法。这同时也是一个读者可以确信自己是否相信作者和相信作品的途径。
当这些确信得到肯定后，可以让读者愿意读下去，也会期待阅读的价值。虽然这样的阅读很神经质，但读者应该对自己的阅读材料挑剔一些不是吗？这样也许能让你的阅读环境变好些。
这是阅读至全文三分之一处，我能确认的信息。这些信息指向一个作者写作的深层动机，我不想用具体的话来勾勒、来概括这是怎样一种信息，我只能凭自己的阅读和写作倾向来判断，这是写作对作者和对某些读者而言的价值所在。在《美人蕉》这篇小说里，它涉及到小说最为重要的一个价值，就像童话里写的，巫师们会把自己的灵魂分开，藏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巫师也是有所恐惧的。可能是凑巧了，主人公A的本名里，就有一个“巫”字。
小说过了二分之一，带猫的老人从虚实不定的形象变成了真实的形象，接着引起一系列的历险和对话。B的消失成为小说后二分之一的主要情节。A从主角变成了观察者。这意味着看世视的视角的转变，一次由向内转而向外的转变。在这次转变中，读者可以发现，她们对外界有巨大的迷惑感，甚至连方向都难以准确辨清，而需要通过一系列相对概念来解释。
从叙述节奏上看，小说后半部分的跳跃感很强，从工笔近乎果断地转为大写意。由前半部分的静，到后半部分的动。在这个转化中，美人蕉的形象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前半部分，许多高对比的形象，都是安静的，带有唯美感；包括暗含危机感的老人与猫，在描写时也更测重了静态美的呈现。到了后半部分的冬季，前文中的狮子、向天呵斥的手指就开始出现带有狰狞感的转变，金色（茶色）毛发的狮子具象为黑色的向北而去的汽车，童年好友B梦幻般发育成妇女的形象，而狮子的金色实化为B私处毛发的颜色；执晦涩伞的黑衣老人，在飞舞的火星下，其面孔显出坚硬的攻击力，猫也变得凶险。A母离去时手中的美人蕉，被批量置入雨夜泥泞和带有恐怖色彩的宅子围墙外，与遍布危机险情的夜路整合进统一的环境氛围中。
这样的强烈转化，让人回味到小说从开篇就暗藏杀机。于是后半部分，变成了小说产生的原因，小说自身完成了对自身的解释。迅猛、非理性、破坏力、侮辱、堕落、危机……当小说度过前面段的被谨慎包裹的静谧，走入它出发时所在的真实中时，读者才知道前面的安静是什么，也明白安静与美好的同时，让人隐隐心惊的是什么。
A的本名叫巫南，她的妈妈向着北方消失了。A父本名巫建军。B本名赵梓君。M街本名茅茨畈街，是杨夙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地名。
《美人蕉》故事发生的地方是茅茨畈街，茅茨畈街真实的形象，在小说结尾前被具体地描写了出来，这里的“真实”，也许是作者眼中的真实，也许是巫南所见的真实，或者是作者认为的巫南所见的真实，或者是作者为巫南塑造的真实。在真实的茅茨畈街，值得注意的一个形象是，往冰窟窿里扔石头的人，他是个少年，穿醒目的红色衣服。少年如此地确信，往冰洞里丢一块石头，就知道赵梓君有没有死在那里。
杨夙曾问过我对他的小说的看法，我希望这样的阅读笔记，会让他知道，一篇小说好不好，这个结论是留给另一些读者的，对他们来说，一篇小说好不好，说到底也没什么重要，就像那个红衣少年，丢一块石头，进不进洞，进去了又怎么样，没进去又能怎么样呢？真的丢进去了，他的结论就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