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交响与叙事变奏——读鲁敏的《金色河流》
摘 要
在《金色河流》中，鲁敏直面人性、灵魂、财富和物质，让故事、人物、情节发生叙事变奏。让物质与灵魂相互交错，进而让其在精神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主人公穆有衡这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形象，以“圆形”饱满的丰富内涵，扭转了传统的财富观，让我们认识到其精神价值的维度：我们不能把人性异化、灵魂漂浮或其他的丑恶都追加到财富本身，而忽略财富带给我们的诸多精神、心灵慰藉。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色河流》无疑勾勒出一个关于财富的新的思维图示，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代创业者的灵魂旅程。
关键词
鲁敏；《金色河流》；人性 ；叙事变奏
一
大约十年前，我曾经读过鲁敏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这部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无疑，这部小说的叙事目的，就是试图捕捉到一直处于转型期的当代社会现实中那些被裹挟与压制的现代人的欲望、精神、灵魂与情感，并且努力呈现小人物在命运面前内心的荒原图景。在这里，小说叙事的趋向，就是要充分地肯定爱的价值与意义，描摹出人在特殊境遇里精神的突围和抵抗宿命的现实可能性。小说中有两个人物令我难忘。其中一位是主人公晓蓝，她在历经人生及其命运的抗争之后，虽然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所谓理想生活，但是，却也终于体味到精神的虚妄和存在的虚无。另一个人物丁成功，不断地牺牲自己并且竭力地维护着那种并不平等、默契的爱情。在情感、爱情和精神层面，以其隐忍和坚守，抵御着似乎永不可违的宿命。让我触动最深的是晓蓝，在历经人生磨砺和煎熬之后豁然醒悟，从而开始对生活重新考量、体悟和定义。可以感到，鲁敏格外注重在文本中呈现在一个意义最容易缺失的时代人性的变异，发掘、破译生命的玄机。在社会巨变的时代，一切事物的发生似乎都显得异常突兀，生命个体的乏力、无力感，常常令人焦虑，灵魂亦无归属感，孤独流浪于荒原之上。那么，作家如何在一部作品里，呈现个体生命的性格、内心、灵魂的状态，凸现人的主体力量以及他的强大、韧性或无奈、柔弱，就显得特别重要。我记得在《六人晚餐》的结尾，鲁敏曾引用里尔克的一段话：“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被艰难包裹的人生，对于这个人生，回避是不行的，暗嘲和堕落也是不行的，学会生活，学会爱，就是要承担着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切，然后从中寻觅处美和友爱的存在，从一条狭窄的小径上寻找到通往整个世界的道路”，就是说，鲁敏的写作，始终将自己的心力用于对人的存在状态和人性、灵魂的深度挖掘并极力去呈现人如何承担“人生最艰难的一切”，在对“美”和“爱”中抵达全世界。这一方面的趋向在后面的写作中日益明显。
可以说，鲁敏是一位个人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力极强的作家。除了女性作家的细腻、敏感、柔性之外，她审视生活和存在世界的洞察力也特别深刻。“他们在苦熬，如同吃土豆的家人，围坐在一起，沉默地吞咽他们的艰涩与饥饿，忍让着彼此的自暴自弃，晦暗中相互取暖，并痴心向往着光明的高尚的生活。”这是《六人晚餐》封面的腰封上的一段文字。画家梵高的《吃土豆的人》，描绘在异常灰暗的油灯下围坐于餐桌旁吃土豆的一家人。他们个个形容憔悴，瘦骨嶙峋，在阴冷的晚上，相互地谦让着，共同进行着单调、没有滋味的晚餐。就是这样一个刹那被定格的静穆的情境，或者说这个画幅所营构的底层俗世生活氛围，孕育、构成了鲁敏这部小说的写作发生学。鲁敏文本所流溢出的经验、生活刺激出的极富想象力、创造力的生活情境，刻骨铭心的体验，也成为她近些年小说创作一直追求、坚守的尺度和叙事构成。所以，以感受、情感为引线或燃爆点展开构思，已然成为鲁敏小说叙事基本的启动方式。在谈到《六人晚餐》的创作时，鲁敏深情地描述她的内心感受：“多年来，我一直默默惦记着这幅画。每次走到画面里，就好像到一个不太熟悉的远方表亲家作客，乏善可陈的房间，有点冷的灯光，土豆冒出的热气，互相探寻着那些变形的脸。我从第一眼就喜欢这画，它像是多年来我一直在竭力寻找的，是值得信赖的调子。我总不安，盲目的想，应当为它写个小说。”鲁敏历时三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与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一样，她所要表现的就是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那种激情且激烈的对撞，不同情感相互交融、共生的角度，对存在可能性的缅想，一起形成“值得信赖的调子”，正是这个“调子”决定了鲁敏叙事的格局，气象渐显。这个“调子”，也是诉诸文本之中人与人灵魂交响的精神基调。作家惟有找到自己叙述的腔调，才有可能演绎出最接近生活原生态和存在本相的真实。鲁敏就是要让自己的艺术个性，在对存在世相的发现中实现文本与灵魂深刻而内在的精神契合。
我之所以在此回溯最初阅读《六人晚餐》的感受，主要是想表述我对鲁敏创作“初心”的揣摩和审视，包括她的叙事，她的写作发生和她处理生活、经验的冲动等等对于文本形态形成的作用，进而想进一步梳理、延宕、过渡至我对这部长篇小说《金色河流》的理解和阐释。读罢这部长篇小说，我相信，这是鲁敏最为用力的一部长篇，因为我看到其中诸多写作元素和风格的延续，都在新的叙事文本里获得了有力的扩张和延展。
二
《金色河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财富的故事，也是一个有关精神、人性和灵魂的故事。其中，悬疑、家族矛盾、死亡、爱情、性、财产继承等一系列叙事元素，都构成这个文本不折不扣的“吸睛”亮点。但是，鲁敏并没有将这些元素拼接成一个有关豪门恩怨的庸俗故事，也没有“肆意”讲述所谓金钱导致人性异化的“警世通言”，而是从1980年代第一批私企创业者身上，审视财富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由此，以镜像的方式，映射出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惊人变化。鲁敏在谈到《金色河流》的写作缘起时曾说，最初是一位在宜兴做通讯配件的小老板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宜兴小老板当时那个表情，这么些年过去了，却越来越清晰，总让我一直有种不断加强的抱愧与压力感，我能感知到，他快要离场了，他和他的生意伙伴们，那些斑驳的冒犯式的来路，饱浸金钱气味的大胆思路，左手物、右手贝的利来利往，身体力行、千山万水所推动起的商业齿轮与高速轨道……他们这一代人正成为时间里的背影，创造者们离去了，但留下了巨大的物质与财富，万流归一，汇入大江大海，泽被着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作为一个间接的，其实也是直接的受惠者，作为此时此在、目力可达的同代人，我觉得应当写点什么，申张些什么，为所有这样的创造者及其所创造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写作缘起，鲁敏将财富作为贯穿文本的叙事动力，当然，其中也蕴含着深层的象征意蕴。文本在“题记”中引用罗素的话为小说题目“金色河流”破题：“人的一生就应该像一条河，开始时涓涓细流，被狭窄的河岸所束缚，然后，它激烈地奔过巨石，冲越瀑布。渐渐地，河流变宽了，两边的堤岸也远去，河水流动得更加平静。最后，它自然地融入了大海”。从涓涓细流到汹涌奔腾，再到趋于平静，最终复归大海，不就是我们每个人出生、成长、高潮、回归的人生路径吗？这是具有普世性的自然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实际上，财富的创造过程亦是如此。可见，鲁敏将“河流”赋予“金色”，正形成对财富人生的隐喻。
毋庸置疑，在大多数人的认知视域里，财富似乎仅仅是物质王国的宠儿，可一旦进入精神通道，便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质地和样貌。中国传统社会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贵义贱利论，早已隐形地搭建起两个互不干涉的平行向度。一方面，肯定财富富国强民的社会价值取向，尧对舜说过“四海困穷，无禄永终”，把民众的贫困看作是决定一个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由此可见对富国、富民的重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将财富与人的精神品格紧紧捆绑到一起，认为“利”是破坏人纯净心灵的罪魁祸首，会导致庄子所说的“纯白不备”，在伦理维度将物质财富与高尚人格划清了界线。这一观念，千百年来似乎已经沉淀于人们的思想深处，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至于追求金钱财富，更是走向了美好品格的反面，“利欲熏心”“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纸醉金迷”“利令智昏”……所有这些与物质利益相关的词语，无不充斥着贬义。即便在现代社会，尽管日常生活生层面，财富是地位与荣耀的象征，但在文学创作中，依然很少歌颂物质财富。在文学世界里，人们眼中的金钱和欲望就像孪生兄弟，手拉着手奔向的是人性异化的深渊。
从这个角度看，鲁敏无疑做出了一次大胆的精神突围。她不仅在物质层面肯定财富的价值，还要在精神领域为财富“立言”。当然，“立言”并非单刀直入的赞誉，而是通过一个个悬念和反转，在千回百转中让我们看到财富的精神价值。文本的主人公穆有衡，被人们称之为“有总”，他是1980年代白手起家的第一批创业者，“是斩草劈蛇的开路先锋，也是乱中取胜的野路子，三四十年冲杀下来，固然是吃了很多苦头、流了不少血汗，但毫无疑问，最肥厚的那一勺猪油都给挖到他们碗里了，有的碗大，有的碗小而已”。在开篇第一章“红皮本子”中，鲁敏便通过有总“幕僚”谢老师的视角，向我们展示有总的财富：良渚玉、老玉、紫檀、蜜蜡、鼻烟壶、佛造像、珊瑚、潦河奇石、潮州老雕、紫水晶隔断等文玩收藏，还有两只硕大的藏有重要票证珠宝细软之类的笨重保险箱，令人目眩。不仅固定资产数量庞大，有总的花销也是一掷千金，注射号称能够年轻10岁的60万一次的“乌克兰针”，花费38万克隆一只狗……然而，与这些璀璨的财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斜躺在夕阳下，两腮挂着泪水的有总。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中风偏瘫的老人。面对如此对比度强烈的画面，不由引发我们的好奇：有总是怎样发家的？他有着怎样的奋斗史？鲁敏为什么要避开有总人生中的大好拼搏时光，将目光聚焦到他垂暮的病榻上？
可以说，鲁敏正是站在河流入海口，回溯这条财富之流的走向，静观这条河奔流入海的方式。这似乎是一个“盖棺定论”般的视角，由此也注定了《金色河流》书写的不是一部创业者的奋斗史、发家史，而是一部对近40年中国社会财富来龙去脉进行思考的沉思录。从财富的起点来看，有总的发家史并不十分光彩，夹杂着丑陋的贪婪和私欲。朋友何吉祥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导师，在何吉祥的多次引导下，他踏上了创业之旅。然而，他的第一单生意就发生了意外，何吉祥阴错阳差代替他去签合同，路上发生车祸。何吉祥在大出血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财产和盘托出，并嘱托有总如果自己死去，要将财产交给他未出生的孩子。面对巨额财产，有总内心隐藏的贪婪魔鬼出动了，他在心中暗暗祈祷何吉祥死去，甚至动了罪恶的念头，“我瞟瞟何吉祥身上那一大嘟噜的玩意儿，输血的，输液的，给氧的，监测心电图的，也许扯下哪一个，就不行了？”很难说，有总是不是导致何吉祥死亡的直接凶手，他故意出去拖延时间，而内心“更加迫切，更加虔诚，更加坚定：何吉祥真还不如死了的好”，“他再不死的话，活该我永远翻不了身了，不仅一辈子要做他的小弟，还要一辈子做牛做马报这一份大恩”。正是他在外逗留的时间里，何吉祥突发呕吐，窒息死亡。虽然医院为推卸责任，声称窒息不是死因，而是死于滞后性脑部大出血。但何吉祥真实的死因到底是什么，这个“致命”的细节，不仅成为永远的谜团，也如“原罪”的幽灵般紧紧缠绕着有总。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梁晓声《人世间》讲述的平民窟光字片儿里的故事。周秉昆身边的一帮穷哥们儿，虽然也古道热肠，但他们之间的帮衬仅限于“穷”这个“共同体”内部，一旦有人超越了这个“共同体”之上，妒忌就会如影随形，甚至心生仇视。所以，可以断定，这是贫穷导致的心灵扭曲和变形，也是底层贫民的劣根性，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贫困是滋生恶的一块土壤。尚未发迹的有总也是如此。在何吉祥帮他创业前，他陷于极度困顿的生活窘境，儿子有病，老婆跳楼，厂子倒闭，面对这几乎令人窒息的生存境遇，有总的内心，实际上是极其不平衡的。他怨恨老天对他的不公，长期积压的愤懑遮蔽了他内心的善良，兄弟伦理、知恩图报等人伦道德，屈服于生存的压力，暴露出人性的丑恶。然而，当有总摆脱贫困获得财富后，他看到了高处的风景，心胸变得宽广起来，内心中的柔软和善良开始苏醒，忏悔自己的罪孽。他找到何吉祥的女儿河山，想要满足河山的一切愿望，他要用金钱换回良心的安宁。必须承认，在有总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人生历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人性堕落，而是在自我救赎中唤起的对亲情的依恋，财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亲情、友情、爱情的催化剂，正如有总在生命最后渴望看到一张全家福，或许，这才是财富应该抵达的最终归宿。著名经济学理论先驱理查德·坎蒂隆说，财富的本质是能满足人的欲求。人的欲望包括四个层次：生存欲望，群体依恋欲望，自我实现欲望和精神欲望。可见，财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精神追求和亲情关怀，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把财富作为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总在生命的终点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单“生意”，他虽然以财富为起点，但最终通向的却是被财富唤醒的爱。
如果说，有总的财富之路是原罪与救赎，那么，有总的孩子在争取财富的过程中，则获得了爱的能力和家的温馨。大儿子穆沧是自闭症患者，每日像儿童一样按部就班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身心皆无传宗接代的能力；二儿子王桑，是家庭的叛逆者，对规划他人生的父亲充满敌意，拒绝父亲给他安排的“仕途经济”，沉迷昆曲，做起毫无“用处”的艺术展览。特别是对父亲给他安排的婚姻也极为抵触，结婚多年尚未生子。所以，濒临死亡的有总，不得不面对“无种”、无后的危机，他人生的最后一单生意，就是要打破穆家“有钱而无后的不幸笑话”，以财产为诱饵，逼迫两个儿子生育。他宣布两个儿子惟有在他死前生下儿女，才可以继承穆家的财产，否则，他就要将财产悉数捐献。从表面上来看，这份遗嘱充斥了铜臭气，将人完全商品化、物化，但这背后却潜藏着有总的良苦用心，同时，也彰显出作为手段的财富的力量。
面对财富即将流失的家庭危机，有总的孩子们妥协了。王桑重新回到世俗的链条中，与妻子丁宁经历了漫长而极尽屈辱性的备孕。他们俩像两个木偶一样，被医学程序毫无尊严地操纵着，俨然一台生育机器。但人格的屈辱也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他们隐忍、坚持，最终不仅换来备孕成功，还意外重整了两人的感情。在丁宁生育前，王桑俯在丁宁的肚子上真切地感受到了婴儿的心跳，伴随着生命的律动，他与妻子完成了婚后第一次真正的做爱。血缘的亲情不但恢复了他爱的能力，也让他变得更加宽容。在听完父亲的录音后，他由衷感慨：父亲是懂得爱情的人。继而，他对自己多年一意孤行的叛逆进行反思，“想起自己多少年来的轻商不言利，一根筋地蔑视穆有衡和他身后那堆砌的真金白银，对那过程中的冷酷、污秽与杀戮，有着精神高地式的不肯原宥。‘人非经事不得熟’，时至今日，反复刷洗中，他才慢慢想明白一点他早该知道的道理。应当公正地看待金钱，像看待阳光和水。应当爱慕商业，崇拜经济规律，像爱慕春种秋收，崇拜季节流转。由此他与父亲达成了完全的和解，他觉得这是一种觉悟。他从没像现在这样，理解和敬重父亲。……他们都是前仆后继创造财富的人啊，是了不起的”。王桑正是在争取财富的过程中，真正理解了财富的社会价值，也理解了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可见，财富一旦被作为正当的手段，不仅不会导致人性的堕落，相反，还有可能够帮助人抵达更高的精神境界。
至于穆沧，尽管他在身心上都已不具备生育条件，但有总还是为他做出安排：他要让河山嫁给穆沧。这桩婚事表面上看起来极其荒诞，完全是一场交易，似乎是有总对自己多年的付出在索取回报。然而，这场“交易”却让我们看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穆沧的自闭症表现为一种社交恐惧，他无法与人沟通和交往，但他的这一病态，也恰恰为他提供了一种保护，使他保持着天然的纯真。看到穆沧第一眼的时候，河山就在想，“他就是个无知无邪的大天使吧，那笑嘻嘻的样子，让你惭愧，也有点儿安慰，又好像要挺起身来，全心全意地去守卫他的纯真世界”。从小在福利院野蛮生长的河山，早已历练得刀枪不入、铁血无情，她相信物物交换的等价原则，亲情的温暖对她几乎是陌生的。所以，她坦然接受有总的捐赠，也大胆提出自己的各种要求，因为她知道她接受的所有馈赠都是要回报的。在她看来，穆老爹“就跟养猪崽似的，慢慢把你喂大养肥，就等着哪天洗洗涮涮一口‘啊呜’下去”。是穆沧的纯净无暇唤醒了她内心对善良美好的信任，而在与王桑、穆沧共同努力的“财产保卫战”中的齐心协力、相互关怀帮助中，她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有了家的感觉，将“沧桑兄弟”看作家人，最终在穆沧那里找到最终的情感归宿。
可以说，有总用财富换取子嗣的最后一单“生意”获得了完胜。他为奋斗一生所获的财富，找到了“入海口”，成就了家庭的和睦、伦理亲情的复苏，也完成了自我的心灵救赎。财富与子嗣，尽管是交换，但并非物物交换，其中，蕴藏着有总对爱的理解，对亲情温暖的渴望。实际上，绵延子嗣、继承财产和捍卫亲情早已以整体的方式进入到有总的策划中。从他得知丁宁无法生育的时刻起，就一再劝慰她：“别多想了。会有孩子的，我相信”“会有孩子的，你也要相信。”这看似宽慰的话语，实则包含着胸有成竹的策划。同样，他对于河山那些貌似荒唐行为的宽宥，或许潜隐着原罪的动机，但是，他要将原本属于河山的财富归还给她。他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料想儿女们不可能在他死前生下孩子，所以，在他最后录音中，他将他所有的财产交付给河山，让她创建“吉祥”互助会机构。河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要让河山用这笔财富造福于社会。有总把财富作为他最后一单生意的筹码，“把他那货真价实的一生，幻化成无影无形的生产力，沉重往事化作春风扑面，原罪与救赎并作花朵枝头乱摇”。就这样，在《金色河流》中，鲁敏直面财富和物质，让故事、人物、情节发生叙事变奏，即让物质与灵魂相互交错，进而让其在精神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穆有衡这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形象，以“圆形”饱满的丰富内涵，扭转了传统的财富观，让人认识到其精神价值的维度：我们不能把人性异化、灵魂漂浮或其他的丑恶现象都追加到财富本身，而忽略财富带给我们的诸多精神、心灵慰藉。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色河流》无疑勾勒出一个关于财富的新的思维图示，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代创业者的灵魂旅程。
三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将小说“叙事”分为三个层次来解析：一是讲述一个故事，二是叙述一个故事，三是思考一个故事。在鲁敏的《金色河流》中，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这样三个层次在文本中的存在。显然，鲁敏的思路十分清晰，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谈到：“但在《金色河流》里， 我在写有总的物质财富创造之外，更想写的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这是我的一大潜在主题。所以这次的小切口基于两点，一是我即使做了那么多功课，它们也不足以涵盖四十年，采用“断年史”的写法非常笨重且不够有创造力；二是有总这一年十个月的回望更具有叙事策略和文学性，又能够服务于我的潜在主题。这个选择其实也回答了：在完成素材搜集之后，你如何尽可能把它变成一个好的文学文本。”这种对文本深层意蕴的发掘，正暗和了乔治·桑塔耶纳关于审美表现的时候所讲到了对审美的“第一项”和“第二项”问题的认识：“在一切表现中，我们可以区别出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我们意识到，这部长篇小说文本的表层结构之后，就隐含着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隐形结构”。“讲述”“叙述”“思考”三个层面，形成审美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并且有机地蕴藉其间。
就是说，鲁敏《金色河流》的写作，其“内在隐形结构”里，深刻地隐含着写作主体有关当代人灵魂真实状态的考证，特别显示出人性探索的深度和锋利，“点击”到的社会、现实、存在的隐痛和“穴位”。在这里，从作家写作主体方面看，我们必须要认真地思考作家的写作、审美及其道德感的关系问题。桑塔格说：“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更好或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和令人赞许的。这并不是说需要在任何直接或粗鲁的意义上进行道德说教。严肃的小说作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的。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像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可以肯定地讲，鲁敏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出色道德判断力、并倾心用叙述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的“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在兢兢业业地写作中，道德感一直在激发或刺激着鲁敏“持续性写作”的韧性和不竭的想象力，它始终推动着叙述的前行。作家究竟为什么写作？叙事者为什么会如此信赖文学以及充满自信的传达？这沉潜其间的灵魂、精神守成意味着什么？我敢肯定，这一定是鲁敏的写作与她的灵魂结合得极为紧密的缘故。余华认为，作家的写作是源于自身与现实的某种紧张关系。这固然是作家叙事的动力之一，但是，这对于鲁敏来说，或许并非如此。我想，从她的大量文本表现形态看，她很少感到自身的焦虑，而是智慧地将内心的冲突，转化成对存在世界和人性的包容与情感承载。正是这样的内心状态，决定了鲁敏选择小说叙事的方向，也决定其直面存在真相的勇气、气度和处理经验的尺度。在一定意义上讲，作家如何在“生活”和现实之间，重建超越“道德幽微性”的生命伦理、灵魂敬畏和对于命运的认知逻辑，是衡量一个作家叙事深度的重要标尺。因为，它是作家整饬生活、把握世界和结构故事的才华外现，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方式、审美方式、自觉书写发生不断变化之关键。我感到，这部《金色河流》鲁敏越写越温馨，越写越温润，强烈的伦理感和道德感，将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个性迥异的人物、无数异象的生活细节、芸芸众生的世相，都描摹得意味横生，沉淀出深广的意蕴。我感到，贯穿这部小说整体的精神内蕴和叙事走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一束道德红线牵动和统摄。实际上，最终决定一部作品层次高低的因素，早已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取决于作家的精神的层次、心理的结构、灵魂的高度和崇尚美好、善良而真实的情怀。而鲁敏试图解决现实、存在和人性悖论的勇气尤其令人触动与赞叹。
如何状写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生命存在及其个人历史、人性的真实状况，如何考量每个人的“生之荣辱”和生命个体的尊严，业已成为当代文学叙事不可回避的责任。我相信，鲁敏充分地意识到时代的精神缺失和灵魂权重的大幅度降低，她深知我们的生活和存在需要有灵魂的重构。面对这样的叙事诉求，便需要作家让文本生成审美化的语境，以真切地呈现现实的情境。我认为，这里的“看”和“被看”的叙事，是鲁敏“主动”的叙事策略选择。在这里，这种选择决定了整部小说的叙事情境、格局和气象。若从细处着眼，无论是遍布穆沧居所的摄像头，还是“爱心驿站”的魏妈妈送给河山的各样镜子，成为人与人相互展开观照的“利器”。而“镜像”这个词语，也在鲁敏这部小说里衍生成折射、洞穿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核心意象。它是一种自我和“他者”之间灵魂博弈的表征：“我有个独门秘方儿，不妨告诉你。其实你刚才也看到的，就是照镜子——你使劲儿盯着自己看，往镜子深处看，你会看到的：你愿意活成什么样儿，你应该活成什么样儿，而绝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儿。真的，镜子会照出你来。”而谢老师的那个“红皮本子”，更是贯穿叙事始终。媒体记者出身的谢老师，作为有总的“近侍”，他对有总的个人史始终怀有虚构和“非虚构”书写的冲动，时时刻刻搜寻和“猎取”素材，设计传记文本的大纲，试图真实地记录有总的一生。这也是谢老师想以自己的方式“看”“有总”——穆有衡一生的角度。谢老师想“叙述”的冲动、初衷和夙愿，随着对“有总”的内心“剥洋葱”式的发掘，让他意识到一个人的真实影像实质上就是尚显模糊的“映像”，所有溢出灵魂边界的编撰都必定都是虚幻的、自以为是的人事浮云。而谢老师、河山、王桑、丁宁、木良、穆沧，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内生性维度，都具有人性的多重性。他们都竭力在一个极度同质化的存在世界，追寻着属于自己的异质性多重空间。这个空间，必然充满了悖论性的存在，也一定超越了自我指涉的封闭性，并且向着生活纵深处不断延展，让自我融入其间。
有总一生最后的念想是什么？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世界和人高度警觉起来？对于这些，前文已经有过一些考量。值得注意的是，有总在文本叙事中甫一“出场”，就因“中风”而卧于病榻之上，直至离世也从未独自站起过。他感知现实生活和传达思想的主要途径或手段，都是借助“摄像头”和录音笔。可以说，这是有总一生与现实、时代和亲人们最后的尴尬和错位。图像和声音，成为他与世界交流的全部物质载体。也可以说，这是人的最无奈的“交流”方式，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意识到录音笔之于“有总”的意义。虽然，摄像头和录音笔，对“原生态”的“现场”已经构成某种“转场”的意味，但这完全可以视为作家探勘生活本质的另一个路径。
可以说，当一位作家进入写作状态时，他实际上已经进入叙事的多种可能性选择过程之中。这也是一个将叙事对象人格化的过程。无疑，作家试图利用“叙事者”“隐含叙事者”“作家写作本体”等层面获得表现丰富的存在世界的自由，同时，也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把存在对象自我化、心灵化的自由，放大作家叙述的“能指”功能，使存在时空衍化为多重的叙事维度、阅读时空和文化时空。就是说，只要作家决定选择一种视角，就等于放弃了其它若干个可能性视角。而叙述就成为具有一定限制性的“镣铐”意味的叙述，即叙述排斥或拒绝了对存在其他可能性的某种选择。鲁敏在《金色河流》里，刻意调动不同的叙事视角，目的就在于要立体化地审视人，尽可能地避免叙事中的生活、事物与人物出现“死角”和盲点。这样的多维视角，破除了单一视角的局限性，避免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的武断和粗粝。
穆沧作为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他很难和他人发生“强交流”，逻辑、认知、心理、神经等诸多系统都无法与常人同处于一个频道。这就需要一个家庭摄像头对其进行“窥视”，让他和人们一道进入故事。这就构成一种“看与被看”的状态和异常的空间维度。而录音笔和摄像头一样，都是最具有当下时代特征的“器物”，都是由现代科技建立起来的既日常又直接的“物证技术”。它们几乎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最大广角。
河山，她从小在爱心救助站长大，很难找到一个特别信任的人分享心事。“第二人称”这个视角说来容易，鲁敏让河山与一个影影绰绰的镜中自己展开对话。心理学上的一个理论，也验证了这个面对镜子倾诉的视角：河山对着镜中河山诉说自己，同时也是让镜中河山陪伴自己，审视自己，评判自己。这是孤儿或孤僻者常见的自我相处。
在这里，我体悟到鲁敏对人物的把握，以及叙事结构、细部修辞的近于谨严的设计，洋洋几十万言，叙述毫不枯涩，行文灵动，充满智慧。坚实的叙述框架，几个不同的叙事视角，相互交叉，形成一种“对话”的状态。不同的声音制造出的回响，恰如某种隐喻装置，对应着时代生活的内在结构和形态。我感到，鲁敏的叙述，就是在悉心寻找或建立某种结构，它由时间和空间、记忆和联想等过滤、沉淀出灵魂深处真实的原生状态，从表象中穿透实质。“《金色河流》让我意识到，我好像成为了一个时间中的写作者。就是作为一个经过这些岁月的人，你可以写一个东西证明你和它共同生活过，共同成长过。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作品让我努力把眼光打开，超乎我个人的经验，去展现一些人如何在时间的长河里搏击与奔走，如何在更大的世界中确立个体的价值。”的确，我在文本中看到穆沧的“沙漏”时，立刻会不知不觉涌动起有关时间的联想。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这部作品更是一部关于生命、命运、记忆的时间之书，也是一部公众史、心态史和“口述史”，呈现出社会、时代的“集体记忆”及其精神形态。它极写俗世人生中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传宗接代，而这背后潜隐着当代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剧变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意蕴。
坦白说，有总的经验世界和我自己的相差甚远，所以我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功课，那为什么我还是有勇气和信心写它？因为我也真真实实地活了三四十年，耳闻目睹了那么多物质生活的蓬勃发展，效率、速度、娱乐、建筑、产业，一件件新事物接连诞生，这些都在无形中刺激了我。一个人一定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是有反应的。我甚至觉得我到五十了，再不写就白活了这么多年。
这段话，无疑道出了鲁敏写作的初心，让我们体会到鲁敏的叙事的雄心和勇气，以及她的坦诚和无限感慨，当然，更让我们对于她未来的写作怀有更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