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中篇小说集《不凡之镜》：生活之镜映射出生命的大陶然
《不凡之镜》，王方晨 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09月
安徽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当代名家精品珍藏”系列丛书，收入了王方晨先生的中篇小说集 《不凡之镜》。与几年前备受好评的《大马士革剃刀》和《老实街》一样，《处处金枝》《不凡之镜》《女病图》《大陶然》《神马飞来》等五个中篇，写的还是作家轻车熟路的济南故事。
陶然者，欣悦欢喜之状貌，“大陶然”者，自更当“陶然以乐”乃至其乐融融。然而，读过《大陶然》，却不由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心中泛起阵阵寒凉。《大陶然》对世道浇漓的观照与思考、内蕴的批判指向却又辐射广阔，超逾地域之上，成为王方晨写给当下时代精神病况的又一份精准病案。
《大陶然》的故事中，老狄和老怀是同住陶然小区的上下楼邻居，两人一起结伴去某产品体验馆路上，横跨马路护栏时，因老狄照顾老怀不周导致后者摔伤骨裂，两人生活也因此发生变化。在老怀儿女的撺掇下，她讹上老狄，吃住他家，而倍感无奈的老狄在隐忍敷衍多日之后，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报复。
相信读者在读这篇小说时一定会有会心之感，毕竟彭宇案、许云鹤案尘埃未定，坊间所谓“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调侃又甚嚣尘上，为老不尊所引发的议论纷纭，大概也最能表征我们这个道德危如累卵的时代畸形的伦理状况和由此衍生的人际焦虑与信任危机。王方晨以“老人跌倒”为由头并将之细细铺展的用意，显现了他对时代之疾正面强攻的担当。当然，作为一个聪明的写作者，他并未在小说里重复一个“撞与未撞”、“有责与担责”的道德罗生门的新闻迷局，而是将老无所依的空巢之困与人性之幽暗关联在一起，更体贴也更内在地拷问了中国式老人之“恶”的根由。
小说中的老狄与老怀一为鳏夫一为寡妇，王方晨藉此巧合来构筑一个典型情境，以对生活的提纯和放大，达至使作品具有更寓言化的涵盖力的效果。所谓“鳏夫房顶炊烟少，寡妇门前是非多”，在传统语义场中，鳏寡之人的家庭残缺最易引起众人对他们私人生活泛道德化的关注，并且议论“是非”的言语暴力也因掩盖在礼防的道德面孔下从而具有了某种合理性，这使得丧偶老人正常的情感问题也变得敏感和不正常起来，并在事实上加重了他们社会交往的困境。
小说开篇从老狄打镲和与老怀斗嘴写起，看似闲笔实则笔笔关情。老狄沉迷打镲是老有所乐，镲是“苍茫无际的世界”还给他留着的“两个揪头”，是对他情感亏欠生活的转嫁和代偿；老怀嘴上不饶人，与老狄你来我往地斗嘴近于调笑，这样的嘴上缠斗又何尝不是排遣孤独的良药？小说写到，老怀四十岁就守寡，而老怀也丧偶五年，一对邻居兼老友于情于理也应该在一起，可居然以这样的方式彼此平行地生活着。是儿女的阻力，还是心理的压力，小说隐入不言，细入无间。
接下来，老怀的摔伤给了两个孤单的老人彼此接近的机会，老怀在儿女的怂恿下决意住到老狄家里，这仍是一个有悖常理、出人意料的情节点。表面看来，两个身份特殊的人居然敢于冒着外人指点是非的风险共居一室，这变化也太快了些，但细细斟酌，这不循常理其实又是曲中筋节的。对他俩而言，老怀的意外受伤恰是一块遮人耳目的好布，用她自己的话就是“我不能好，我好了就不能来了”。随之而来的，那埋藏于心中蠢蠢欲的动情感和欲望也终于获得登场的机会，几番试探和博弈之后，两个老人从嘴上缠斗到了床上缠斗。
行笔至此，这个“老人摔倒”的故事都似在向着“陶然以乐”的方向伸展，然而结尾处隐忍慈爱的老狄却换了一个人般当着众多外人的面大声呵斥起老怀来，并抛出令人瞠目的“坑”论：
“你本来知道嘛，这个世道，坑就一个字。……世道就是这样，哪管你精明一辈子，该失算还是失算。”他说，像对世界说，“既然自己掉坑里，那就自己爬出来。”
如此突兀的转折，不但让老狄和老怀的陶然之乐戛然而止，也使得读者渐近陶然的心情瞬间反转。在我看来，这个逆势的收束是公然地对常态小说布局的挑衅，它非常不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定势。可是，王方晨着意如此又并非单纯出自陌生化之类的美学考量或修辞技艺，而更像图穷匕见，他就是要借老狄的报复亮出人性之恶的利刃，划破陶然的、一团和气的假幕，提醒我们一个荒寒的真相：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脆弱的人际信赖体系，往往会因为整体社会缺乏合理的制度载体而愈发变得岌岌可危，四处流布的不安全感就像无解的僵尸病毒，让每一个中毒者既成为信用缺失的牺牲品，又成为一个继续传播信用缺失的新载体，就如老狄恶狠狠地向世界宣称的那样：“既然自己掉坑里，那就自己爬出来。”人们过分的应激反应诱发释放出了被道德封存的对他人和社会的恶意，加速了情况的恶化。
福山在《信任》一书中认为，信任在文化与经济资本的链条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嵌入社会文化之中是，是“规矩、诚实、合作的行为组成的社区中产生的一种期待”。有意味的是，尽管“信”乃儒家的元德之一，但中国却被福山划入“低信任度国家”的范畴。
其实不止福山，从孟德斯鸠到马克斯•韦伯，对于中国社会形态中诚信的理念与实践都评价不高，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预制了以血缘关系本位的信任结构，让其对家族以外的陌生个体和社群本能地保持警惕和不信。比如，在《大陶然》中，老狄和女儿卫庆，老怀和女儿大桂、玲子和儿子大军便形成两个血缘利益共同体，彼此提防，暗中算计。
更麻烦的是，在中国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再向“陌生人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信用体系的更新与重组并不顺利，传统的人际信任资源存量式微，现代化的制度信任又没建立充分，无法真正嵌入嬗变的社会关系之中发挥替代功能，其后果自然便是无处不在的信任危机。就像小说里的老狄和老怀，他们有彻骨的空巢之痛，渴望暮年的心灵陪伴，又惧怕所托非人的信任风险，正暴露了社会化养老的不健全和养儿防老的不可信，这种落空之感当然会加重老人的防备和防范心态，以讹诈作为自保。这就是中国式老人之“恶”的吊诡和无奈！
人有病，天知否？
一向很会给小说命名的王方晨以“大陶然”戏谑然而沉重地将“扶不扶”的道德命题，点染成郁愤的人性荒诞剧，老狄最后向天的镲声虚空却蓦地“就成了盛大的合奏”，作为看客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合奏中的一名乐手或是一名听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