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原：新时代非虚构国家叙事的审美之维

发布时间：2023-03-29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一

在正式进入本题论述之前，我们先对与此相关的话题做一些背景性的言说。文学史学者李杨近期在“漫议”当代文学史时有这样一个预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非虚构写作’极有可能取代影响力急剧下降的小说、诗歌等‘虚构写作’，成为当代写作的主体以及当代中国文化与政治认同的重要媒介。”①李杨基本上是一个“非虚构写作”的“域外”者，他无须为“非虚构”站台，它的预测主要是基于对当代文学现实格局和未来趋势的判断，我想大致是可取的，而实际上这种预测部分地已成为可见的现实。

但是，非虚构写作的若干现实境况却并不令人满意。一是“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名称纠缠以及人为隔离，彼此抵消着写作主体的创造力。源于欧洲的“Reportage”经由日文转译而谓的“报告文学”，似乎已被舶来自美国的“Nonfiction”所取代。目前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都已被作了中国化的“改装”，既不是原有的模样，更不是当前同时期国外写作的大体制式。我们看《纽约时报》书评栏目编辑推荐的年度最值得关注的作品，或是选出的年度好书，其中的“非虚构”已占到其中的二分之一。这自然体现了编辑个人的眼光和价值取向，但更反映图书市场的“行情”，背后就是读者的选择。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非虚构作品，其题材题旨所涉及的面向十分广泛，是对现实和历史博大芜杂存在的一种漫溢。它既包括了我们更多的社会学类型的非虚构底层叙事，也涵盖了我们主题报告文学写作的宏大叙事。而在我们这里，两者有一些认为制造的对立，各行其是，有时甚至不惜以相互的“污名化”为务，这样就可能走向了各自的画地为牢。

二是在“小说中心主义”语境下，文学评论界对写实文学研究普遍忽视。这里，我给出一个片面的却有相当说服力的有关比较。在中国知网用关键词检索学位论文，截止2022年2月底，关键词为“报告文学”的，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共125篇，关键词为“非虚构”的66篇，其中涉及研究报告文学主要代表性作家何建明的10篇，专门研究何建明的5篇，无博士论文，而关键词为“张爱玲”的高达767篇。这倒并不表示张爱玲这样的现代重要作家不必作如此充分的研究，而是说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文学研究的“冷遇”，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量地存在重复性的研究，另一方是研究的严重缺失；一方面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存在感较强，另一方则是对这一文体的学术性研究则相对滞后。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有许多，但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文学界的诸多言说者奉行虚构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要素，人为地将非虚构的报告文学排除在文学界域中。其实将虚构性视为文学的要素，这是一个很不周延的命题。“无论汉语还是英语，与其他众多表达和指涉事物的语词一样，‘文学’的含义由每一个使用者支配并在众力交互的实践中达成。人人皆有界定和解说‘文学’的可能和权力，也就是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编织文学之筐并承载所需之物。”“可见，文学没有定义，难以定义，有的只是多元互补且演化变动的义项选择。有关‘文学’的言说与践行，无论针对词筐还是词载，非但没有终结，且将一如既往地持续演变下去。”②我认同如上的观点，它反映了“文学”在不同时空中的真实存在，也预示了流变中的“文学”在未来有种种的可能。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文学不是以“虚构性”而自闭的狭隘之井，而是一个可以多向漫溢的开放系统。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来自非虚构写作内部。非虚构写作也是一个“框”。有数量不少的作品，无论是称名非虚构还是报告文学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学性不足的问题，文学品质偏低，文学品相不够悦目，非虚构叙事的审美感染力不强。其中一些非虚构重要作品产生的影响力，主要来自社会学、历史学等层面。而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多“报告”，少“文学”，其价值更多的在于题材的重要和主题的“政治正确”。由于以上但不限于以上的种种原因，直接影响到了文学评论界和学术界对非虚构文学作更多更深更为系统的研究。这是与这一文类发展的趋态很不相应的。

二

本文以何建明作为论述对象，不仅因为他是贯穿新时期到新时代的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而且更关联着我在上文涉及的背景性话题中所包含的对报告文学(非虚构)的价值认知。诚然，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我们不能搬用现成的小说艺术规制对其作简单的取裁；但是它终究又属于文学的体类，也应当遵循作为文学艺术的基本通则。而且基于这一文体存在的显见问题，切实增强对作为审美的非虚构叙事艺术表现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认知自觉，有效地补足此类写作中文学性的缺失，促进其高质量的发展，迎接文学的非虚构时代的到来，这理当成为我们优先关注研究的重要课题。正是在这里，从某种角度而言，何建明及其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有着“样本”的意义。

我在这里给出的论题是“新时代非虚构国家叙事的审美之维”，其中的主要关键词是“国家叙事”和“审美之维”，其指向是报告文学。“审美之维”借取自美国学者马尔库塞著作《审美之维》的名字。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所谓国家叙事，就是站在时代全局的高度，从现实社会和过往历史的存在中，选取有关国是大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价值的题材进行叙事。国家叙事是对大题材所作的具有大气象、大主题的一种宏大叙事。报告文学文体与国家叙事之间具有某种关联。这是一种拒绝私人化、具有鲜明的社会特质的写作方式”③。“国家叙事”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定义，它只是对创作题材选择、主题表达等现象特征的一种可以意会的描述。国家叙事关联着文学的主题写作，而主题写作则源于主题出版。主题出版稍早可见于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开始的相关工作部署，是指以特定的“主题”为出版对象、出版内容、出版重点的出版活动，其“主题”通常就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重大方针政策、重大节庆和重大活动等，联通党和国家的全局和大局，关乎“国之大者”。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独特文体优长的时代文学。进入新的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报告文学的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脱贫攻坚、时代楷模、生态文明、抗击新冠等一系列的主题写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国家叙事是新时代文学表现中国创造、中国精神具有特别显示度的书写方式。

在报告文学的主题写作中，无疑何建明是最具贡献度的作家之一。尽管他的作品有着多样化的题材类型，但他在文学界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主题写作，更使其卓然地立定了独具辨识度的报告文学创作地位。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何建明创作了近60部长篇报告文学，这是一个巨量级的规模。晚近十多年，从报告利比亚撤侨的《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到描写新时代生态文明新思想及其实践的《那山，那水》、记录浦东开发开放历史的《浦东史诗》、摄照抗击新冠现场的《上海表情》，以及最新推出的反映西部“航空经济”建设成就的《流的金，流的情——双流纪事》等作品，无不围绕现实重大主题，聚焦人民伟大创造，讲述具有典型性的中国故事，激扬踔厉奋发的时代精神。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山神》《大桥》《革命者》和《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等，都入选中宣部年度重点主题出版物。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主流意识形态首肯的“政治正确”，而且其叙事也更多地体现出作为审美的非虚构作品的美学品格。“政治正确”与审美建构的有机融合一体，这是中国特色报告文学写作的一种理想。可以说，何建明新时代非虚构国家叙事对审美性重建的努力，是实现这一文体理想的有效实践。“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主要是通过叙事体现的。”“2011-2020年十年间是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叙事成熟期，此阶段创作的《国家》《那山，那水》《山神》《浦东史诗》《大桥》《革命者》等多部报告文学作品的水准代表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高峰水准。”④我大致认同青年学者佘飞的评价。尽管此前何建明以《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部长与国家》分别获得三次鲁迅文学奖，但从作品叙事的整体达成度而言，我更看好近十多年来他的优秀之作。

三

在报告文学，特别是主题报告文学创作中，作品写什么，即题材的选取，具有特别重要的前置意义。如果题材本身缺少价值含量，那么作者的创作就不具备进行审美性转化的前提。这是由这一文体非虚构特性所规定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报告文学的题材决定论。在我看来，任何没有主体介入参与、没有审美表现力的书写，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存在。但从报告文学写作的实际情况看，这种似是而非的题材决定论、主题优先论大行其道，误导了一些作者只用力于重大题材的选择、时代主题的挖掘，对于作品非虚构叙事审美性建构有所轻视忽视失，并且能力不足，这就导致作品不同程度地出现直接的工具化和同质化、肤浅化等问题。这种仅有公共性、政治性，而缺失个人性、审美性的书写，“浪费”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创作题材和主题，影响着报告文学的文体声誉。这是报告文学为人诟病的一个真实问题。

基于这样的问题存在，我们必须建立起关于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中题材主题与文学艺术之间关系的逻辑的科学的认知。这可能是一个常识，但常识往往会被忘却。“文学并不是因为它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文学的革命性，只有在文学关心它自身的问题，只有把它的内容转化成为形式时，才是富有意义的。因此，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⑤这是当代美籍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尔库塞的一段表述，正好契合我的想法。对于马尔库塞的这一观点，知之者甚多。这样的观点，对于“革命的”文学具有普适的意义，而我以为它似乎更切合于中国的报告文学写作。很显然，并不是作品选择了国家叙事，它就一定具有相应的宏大意义。它的价值达成只能“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中。正如艾略特所说：“文学之‘伟大’，不能单一地根据文学标准来确定；虽然我们必须记住，作品是否算得上文学，只能根据文学标准来确定。”⑥艾略特这里所说很切文学之题，言简却意明。文学反映的是现实和历史、人类与自然，包罗种种，所以“不能单一地根据文学标准来确定”它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报告文学的题材和主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尤为重要；但是文学又应当是新闻作品，或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读本，更不是用意直截了当的宣传品，因此又“只能根据文学的标准确定”其意义。这里的“只能”不是排它的，而是强调在诸多的价值标准中，文学的标准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文学就成为非文学。这就是说，在文学的生成和评价中，文学的因素虽然不是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艾略特这一“不能”“只能”说，充满着文学的辩证法和哲学观，理当成为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基本准则。当然，“文学标准”是复杂的，甚至是含混模糊的，在不同的体类中也有各自侧重的方面。但是，无论怎样的纷异，文学终究是文学，必然有着属于它的自身通则。“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⑦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就是从中外各体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揭示出的基本规律，它也表示了在文学创作中应当遵循的最大公约数共识。

就报告文学而言，无论是从“报告的”文学，还是从“文学的”报告理解这一文体，其关键的要义是“报告”和“文学”是一个有机的相生相成的机构体。“‘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⑧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这篇被视为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具有奠基意义的文论中，用“新闻性”和“形象化”极简地给出了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这里的“新闻性”关涉到作品的题材和主题，而“形象化”则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要求。因此，从理论上看，无论是文学的整体规约，还是报告文学具体的文体构成，“革命”的、“政治”的题材和主题等内容，必须赋予它相应的“审美的形式”，作品才有可能生成它完整的价值。之所以在这样似乎是常识性的问题上出现偏颇，在我看来，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文学政治化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表现在报告文学写作方面较多地注重“报告”而淡化“文学”，断裂了叙事之重与叙事之美的逻辑联系。这种“断裂”的情况，在国家叙事类的主题写作中尤为突出，一些作者只仰仗题材的重大和主题的正大，而对文本叙事的审美化生成用心用力颇为不够。因此，以何建明的创作为视点，论述作为审美的新时代非虚构国家叙事，其意不仅是研究何建明这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而更是指向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这一重要的时代文体。

我们以何建明的创作为中心讨论非虚构主题写作中国家叙事与审美建构这一重要话题，这是因为他是此类写作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家。国家叙事构成了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创作的基本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既是作家居处时代的一种总体性规定，也与他的经历经验以及对于报告文学价值选择等直接相关。“从我个人的写作看，我关注的是重大事件。从中国文学创作来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太多私人化写作越来越多的出现，大有成为文学主流之势，对此我很不满意，因为真正反映社会主流层面的作品太少了。”⑨何建明的这段言说，给出了他选择宏大叙事进行创作的文学语境。而后来这样的景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了，至少是在某种层面上可见，创作的公共性、社会性增强了，，但作品的个人性、审美性则有所弱化。而恰好在这一时段，何建明的创作较好地平衡了两者的存在，在较高程度上实现了宏大主题与审美叙事的有机配置。在国家叙事与审美建构这一报告文学写作关键议题上，何建明有自己的认知理解和实现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段和语境中，作者的认知和理解是有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在其创作中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

这里有何建明两段时隔10年的关于报告文学思考和体认的文字。其一是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访谈时说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必须具备政治家素质，对社会、对时代有高起点。二是有社会学家素质，有很多知识的积累。三是必须有思想家的素质，善于思考，有对社会独立的认识，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和提炼能力。四是要做好一个普通人，因为做人特别重要，作家不首先做好人，没有普通人的情怀，就不会为身边的人民群众着想。最后他才应该是一名作家，有文学修养、不断进取，善于研究文体，这样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⑩其二是发表在《南方日报》的文章中提出的：“真正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必定具备‘报告性’、‘新闻性’和‘文学性’这三个‘关键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包含了作品的文学语言、文学结构和文学写作手法等等文学要素。”“那些能真正震撼你的心灵世界、能真正燃烧你的情感火焰、能真正愉悦你的阅读观感的‘报告文学’，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⑪以上第一段文字从报告文学的主题角度说，“政治家”“社会学家”“思想家”“普通人”“作家”这五个要素之间似乎有一定的逻辑排序，在作者看来，“政治”“社会”和“思想”是其优先事项。第二段文字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作者以为“报告性”“新闻性”和“文学性”，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关键”要素。这里所说的“报告性”和“新闻性”，其中具有共同的义项，因此，“文学性”在建构“真正的‘报告文学’”文本中尤为重要。而且，也是在这里，何建明用“文学语言、文学结构和文学写作手法”等，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作了具体的解释。同时，他还从作品接受的角度，描绘了“真正的报告文学”对于读者心灵、情感所产生的“震撼”“燃烧”“愉悦”等富有强度的反应。而这一切都指向非虚构作品的审美表现力和感染力。我们在理解何建明这两段表述的含义时，自然应当考虑具体语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其主题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过往的何建明将具有更多政治性、社会性、思想性价值的宏大题材题旨的获得，作为自己报告文学写作的优先设置，那么进入新的时代，何建明则把作品国家叙事与审美生成的融合，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建构，并且更强化了对作品文学性的重视和优化。我想这样的变化，也许就是“2011-2020年十年间是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叙事成熟期”这一指认的一种具体注释。无疑，新时代的何建明对于非虚构国家叙事的审美性追求是自觉的，他有着自己明确的报告文学文体观和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理解。唯有如此，对作品美学品格的追寻才能经心而精心。这正是何建明的意义之所在。

四

真正的文学性是一种系统性的生成，它不只是或语言或结构等的单一置备，而是多要素的融合建构的整体面貌和内在品质。阅读何建明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的若干代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国家叙事审美化的追求大体上是全要素的，从题材的选择，到具体叙事材料的组织调动以及语言运用，甚至包括作品叙事进入的设计、作品的命名等，都体现着主体和审美愿景的有为有效努力。并且这种努力既遵循了文学审美性实现的基本通则，也基于了写实性作品创作的特殊定制。正如何建明所说：“报告文学的美，包含材料之美、故事之美、结构之美、精神之美和表达之美，以及创新之美、发现之美和视觉之美等等美学方面的东西和实践能力。”⑫这里所列种种之美相生而成，最后可达成作品整体上的“美美与共”。这样就能实现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审美的非虚构叙事作品。

尊重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特性，从这种独特性中寻找作品审美性建构的规律，这是何建明新时代国家叙事美学品格生成的逻辑起点。非虚构性是作为文学的报告文学最为重要的特性。这一特性部分地决定了它的文学性的获得有别于小说等虚构性文体。报告文学中的艺术创造以非虚构地再现对象为前提，因此自然不同于虚构文类写作中的“艺术创造”。通常而言，文艺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⑬在作品的具体创作中如何获得“六个更”，一般的解释就是“人物模特没有专门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⑭。这其实就是关于小说通过虚构进行人物典型化塑造的一种形象说法。报告文学的审美建构当然也需要通过“六个更”进行艺术的创造，但这种创造拒绝“拼凑”“虚构”等方式，而更有赖于对有价值的书写对象的发现、发掘和多重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对此作具有充分的审美表现力的再现。

在报告文学等非虚构作品的写作中，文学性的生成至少有两点是特异的。第一，文学性部分地先在于作品所反映的对象之中，事件、人物等“自带”的文学性成为文本文学性生成的重要奠基。这如同石油制品的生产一样，首先要开采到原油，而要开采原油，前提是要发现含量丰富品质优良的油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社会都充满了各种变异感、复杂感、纷乱感和虚幻感——这些在以往艺术里虚构和想象的世界现在竟然成为了一种现实。”“如果说以往时代的读者还能基本满足这种虚构的真实的话，那也只能说以往的人们对真实性的要求首先在一种艺术性，而不在真实性。但是在今天，当现实本身充满了艺术化的虚幻感的时候，‘现实真实’本身便成为当代人对艺术性的一种追求和苛求。”⑮现实生活中有着许多值得开采的“油田”，这就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具有善于发现勘探“油田”的眼力，以坚韧苦行的脚力通过深入有效的采访，“开采”到具有足够故事性，甚至有着某种传奇性的丰富生动的人物以及故事。

第二，现实生活不会自动成为报告文学，就像由原油到优质成品油需要通过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科学的提炼。它需要写作主体将写作客体有机地转化具有审美特质的艺术文本。关于报告文学，日本文艺家川口浩有一论述：“和他的名称一样，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⑯这里所说的“目的”是一个关键词，含义十分重要，他强调的是这种“事实的报告”也要有“合目的性”。既要合主题取向的“目的”，也要合审美的、艺术的目的。所谓合审美目的性，就是作品题材主题等的报告，应当是具有形象性、具体性、表现力、感染力等，体现出非虚构叙事的审美召唤力。正是在这里，报告文学的写作有着种种艺术创造的必要和可能。报告文学写作中的艺术创造，主要体现在作者对生活客体的有效选择和提取，体现在叙事中对材料的调度和配置，体现在具体的结构设计，体现在与书写对象关联的及物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运用等方面。这样文本呈现出的现实生活或历史存在，既是实有其事、实有其人的客观自在，同时，又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从而成为审美的具有文学艺术感的作品。

作为资深的有着文体意识自觉的何建明，充分注意到报告文学文学性生成的种种特异性，因此，更注重通过精准的发现、优化的选择和富有表现力的审美转化，使同类创作中主题优先的国家叙事，转制成主题与审美兼得的国家叙事。何建明在选择主题写作的具体题材时，注意优选内含重大而又有更多审美开掘和创造空间的对象。“主题创作是基于时代特定主题而设定的写作类型，其前提关键在于既要充分把握主题创作的总体要义，又要寻得具有某种新意深意的具体的创作主题，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的写作达成独特而重要的价值。”⑰这里的“前提”不只关联着作品的主题表达，也影响到文本的审美呈现。何建明认为：“没有好的题材，所谓的审美再好，也起不到重要作用。报告文学不像小说。报告文学的选题本身具有强大的审美意识在其中。选题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对作品审美的第一关与开端。”⑱这是何建明得之于他创作体悟的经验之谈。何建明的创作题材选择注重初次性和叙事的时空容量，注意其中的审美存量和审美转换的可能性。他的《浦东史诗》适配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大历史，此前并无同类大体量的作品，题材的创新度较高。作者在题材的细化时，并不满足现成的官方材料和早先的新闻报道，而是从见证了历史并创造了历史的“历史建筑”和“地标性建筑”中间，寻找背后富有意味的故事。这些都为文本最终的审美性表达供给了大量的“原料”。晚近推出的《流的金，流的情——双流纪事》，是一部反映由四川成都双流航空港建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叙事作品，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为首部书写“航空经济”的长篇。我们从《双流密码》《我们没有航海世纪，但必不错失航空时代》《心潮澎湃的流金岁月》《双流式的“呼啸山庄”》《太阳神鸟的金翼》等章目，就可以感知到题材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存在。故事中的人和人的故事，构成了作品的基本框架。这样的题材就是何建明所说的“好的题材”，它既事关“国之大者”，又具有审美化非虚构写作的可能。这是审美的非虚构国家叙事写作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没有在创作过程中的审美意识和高超的实现审美所需要的写作技能，再好的题材也是浪费的。报告文学的这种‘巧妇性’和‘原材料’的占有性都是不可或缺的。”⑲如果说好的“原材料”，为国家叙事的非虚构审美置备了“基因”，那么具有自觉审美意识和卓越审美能力的“巧妇”型报告文学作家，是作品最终达成整体性美学品格的关键，使国家叙事中的审美可能变为审美的现实。何建明正是这样一位“巧妇”。

五

对于非虚构国家叙事的审美达成，作者审美意识的自觉无疑是前提，对作品的创作全过程具有总体性的影响，而其非虚构叙事的审美转换和呈现能力则是根本，它使潜在的审美因素通过语言物化对读者产生深度审美感染力。由于创作主体、写作方式以及反映对象等存在着种种的殊异，所以，在具体作品的写作中，除了应当满足文学审美的通则以外，所采用的审美转化和呈现的策略和方式也各不相同。重要的是要适配具体的写作题材，彰显作者自己的叙事优长。从何建明重要代表作的创作情况来看，他的新时代非虚构国家叙事审美化的方式，大体上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宏大叙事与小微叙事的有机结合。国家叙事是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一种基本命定，它部分地规定了所写题材和主题的宏大，但叙事作品文学性的生成与这种宏大性不具有相关性。文学性的实现更多地需要从宏大中细化出具体的故事、具有故事性的人物以及事件与人物存在的特定场景等。何建明的报告文学题材具有显见的宏大性，作者对宏大的时代主题有特殊的敏感，用心优选适合自己的写作题材，但它在具体的写作中又注意用力于宏中取微，以具体的别具内涵的人物、事件等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地反映宏大的题材与主题。这样就以一系列具有表现力的情节、细节等，使其作品的文学性得以具体的落实。《浦东史诗》是一部题材题旨和内容配置都很重大宏大的作品，但就是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设置了一个人性意味十足的序篇《太阳升起的地方，“公主”盛装而归》。序篇有奇美的想象：黄浦江是爱情之河，浦东与浦西是一对意味深长的恋人；更有苦涩无奈的家族“上海故事”和个人的创伤记忆。作者回叙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的上海讨生活，也叙写了自己在外滩与女友约会的私人秘事。曾经的上海人居环境极其逼仄，大庭广众的外滩成为谈情说爱的无奈的去处。作品由这样的私人叙事领起，与全篇的宏大置备形成了看似不搭的反差，但正是这种反差生成了富有引力的叙事张力。读者在这样真切的贴近的小叙事的导引下，进入浦东气势恢宏的史诗书写之中。而这样的设计也关联着作品主题的表达，即浦东开发开放的史诗就是人民的史诗，国家的运势与个体的生活息息相关。长篇《革命者》的写作“非常注意寻找那些英烈人物的个人化‘小事’‘私事’‘亲情事’，如革命家刘伯坚、李硕勋临刑前留下的珍贵家书，舐犊情深，让人见之落泪，‘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革命家王一飞在戎马倥偬中写给妻子的家书，温情备至，展现了革命者的侠骨柔肠。这些镌刻着历史痕迹的革命细节，托起英烈们作为‘普通人’的立体感、丰富性”，“让英烈的人格魅力获得彰显”。⑳正是这样“小事”“私事”“亲情事”的写入，使庄严的革命叙事与温情的人性叙事有了感人至深、难以忘怀的融合，丰富了对革命者形象的再现，有效地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感染力。

二是国家叙事中人化中心的设置。文学是关于人的文学，报告文学也理当如此。但由于报告文学是从新闻演化而来的，而新闻报道更多的是事物、事件、事态的书写，影响到不少报告文学的写作，也是以事件的叙写作为重心，人物的存在或是隐去或是淡化。另外，新时代的报告文学主题写作中，展示中国创造中国力量的国家重大工程题材占比不少，这类作品突出的问题是物化写作，文学报告近似工程报告。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重视对人物故事与精神品格的表现。有的作品如《山神》《革命者》等直接就是人物类报告，作品以人物的存在作为叙事的中心，叙事的主线是人物的故事。《山神》的主人公是贵州深山中的村老支书黄大发。作者从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和“感动中国人物”的人生故事中，突显其历经数十年带领乡亲开挖“天渠”，以解决生活生产用水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如山一样坚韧厚实的具有党性与山民个性的人物。这是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中一个朴实而光辉的精神形象。而何建明在工程类题材的写作中，则注意力避物化写作的模式，将人物的活动设置为叙事的中心。《大桥》取材于被人称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极有意味的是，有人将大桥“Y”的形上部，视作“V”，比喻为“一国两制”的伟大胜利(victory)。而在作者看来，“这‘Y’形桥还代表着另一个形象，它如一个大写的‘人’”。“这是‘Y’形的港珠澳大桥最富深意的密码，这里的‘人’是真实的人，他们是一群让世界同行敬畏的中国工程师。”㉑这是何建明式的文学想象，也反映了他内化了以人为中心写作的文学自觉。这部作品是“以人为本”的写作，叙事重心落实到人物的表现上。《大桥》与其说是一部特大桥梁建设的工程史，不如说是一部以林鸣为代表的创造奇迹的中国工程师的精神史。

三是注重挖掘题材中具体的故事性存在。作为叙事性作品，无论是有虚构而得的小说，还是依赖于写实的报告文学，由人物、事件和环境等结构而成的故事叙说成为文本生成的基本构件。同时，故事性又是形成叙事作品文学性的重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文学性存在于故事性中。“顶尖的非虚构作家都是奇闻趣事的写作高手。在他们的故事中，小的叙事弧线使故事变得更加有趣，无情地牵扯着读者的心。”㉒这里的“奇闻趣事”并不是猎奇虚构，而是意指经由扎实的采访、得法的田野调查等，寻获有效呈现题材内在肌理并且能够召唤读者阅读兴趣的故事质料。浦东题材之大，如何确定具体的取材路线图，如何展开所选材料的叙事，对于作者的写作智慧都是一种特别的考试。何建明以《浦东史诗》为题大写浦东，仅用《历史这样拉开序幕》《跨过浦江去吹响号角》《巅峰上的激情与浪漫》《地标之美》和《不沉的“航母”，远方的诗》五章构篇。在作品中作者不止一处地表达了他对故事与传说打捞的倾心：“楼还在往天宇升腾，路越来越宽阔，人则在一天天衰老”，“往日的传说和故事，渐渐在被微信上那些瞬间刷屏的每天都在泛滥的‘热点’所替代，只是在我们这些‘专门’来打听与搜集故事与传说的人旁敲侧击之后，才发现一个个行将‘入睡’的‘它们’和‘他们’又跳跃与沸腾起来了”。“在历史的长河里，最美和最有价值的并不是一定是屹立在我们眼前的高高的大厦，恰恰可能是那些在风中飘落或者在江滩边偶尔被说起的往事”。但就在楼宇和大厦中深藏了太多的“传说和故事”，作者推门而入，倾听当事人讲述浦东大道“141”号当年浦东开发办公室里发生或见证的并不如烟的往事，通过《“金茂”，通体流着金光》《与天对话，我是“中心”》等章节的叙写，复活这些地标建筑背后的故事，彰显决策者和建设者的心路历程以及精神之美。

四是结构设置的艺术性强化。报告文学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但它对客体的反映并不是照相机式的机械复写，而需要摄照者充分调动自己的审美能动性。体现在作品的叙事上，通常不可按照人物事件等的自然顺序简单地“客观”重现，而需要根据书写对象的具体情况和作品的主题表达，进行必要的有机的重组和调度，设置既能反映出题材真实存在，又能具有审美表现力的艺术结构。报告文学的结构艺术包含诸多内容，我们在这里仅以作品的入题开篇看取何建明对作品结构的用心。如何入题开篇是作品结构的“重点工程”之一，它不仅有关作品叙事调性的确定，而且也影响着作品整体的艺术建构。《山神》的序篇《上天的路》，极写作者跟随主人公行走“天渠”的艰险情形，读者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样的开篇，其实是在为作品正文的主体叙事铺垫蓄势，以此衬托出人物行事的艰难和精神的伟大，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牵引作用。《革命者》是一部致敬上海革命先烈的纪实之作。这部作品的开篇《“十一”的歌者》，可谓报告文学开篇艺术的一个范例：“是的，在离新中国成立还有几个月时间、离上海解放仅有十来天时，你的儿子，就这样牺牲了——成为为新中国诞生而洒下鲜血、牺牲生命的最后一批烈士之一……”这里的“你”就是“‘十一’的歌者”，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黄炎培，他的儿子黄竞武成为为新中国诞生而惨遭杀害的烈士。作品以电视同框特写镜头式的写法为《革命者》开篇，以这样的方式不仅奠定了全篇叙事的基调，而且差不多同时而空间不同的父与子的情景还原，极富表现力感染力地强化了作品的主题氛围，凸显了革命者牺牲的精神风范和他们牺牲的意义，凸显了革命者和先贤的铁骨柔情。

五是语言的情采与韵味。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言之无文，自然行而不远。语言是作品审美品质含量的一种直观，作品的文学性最终要落实到作者的语言运用方面。新时代的何建明，在其报告文学语言的审美表现力方面有了更多的讲究和追求。作品人物事件等的基本叙事，力求及物得人，平易中不乏生动。《那山，那水》记写浙江安吉践行生态文明新思想所发生的新故事、呈现的新景象。作品书写生态文明之美，注意语言与内容的适配，具有某种美文的感觉。作者立身触目如诗若画的美丽山村，不由得情动于衷，笔下用语诗情流溢，并且多有引用“我种南窗竹，戢戢已抽萌。坐获幽林赏，端居无俗情”等古人诗句。此外，作品的语言颇有“何建明式”的抒情性。抒情性表现在人事物景的描写中自是常见，但伴有抒情意味的论说性却是何建明语言的一种特色。“‘上海’二字，其实从来就是一个‘动词’、一个‘状态’，一种精神，因为这个城市就靠近大海，没有勇敢的行为，没有创新的锐气，没有坚韧的意志，历史和自然的浪潮早已将我们淹没与湮灭。”“‘上海’，就是重新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所以当我们重新认识上海这个概念，会发现它有着极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上海永远是个动词，永远是激励上海人奋进、发展的一种动力、一种思想、一种行为。”这是何建明写作《浦东史诗》时对“上海”的“语义”的一种新发现，精深的论议独到地阐发了“上海”精神的要义。激扬的抒情渲染了论议的思想之美。何建明对语言运用的讲究还体现在对作品命名等细节之处。现在看来，似乎没有比《浦东史诗》《山神》这样更有表现力的作品题名了。“书写乡村振兴典范的浙江德清的报告文学作品，我用的书名叫《德清清地流》，仅此书名饱含了多少艺术和审美价值在其中。”㉓这是何建明对《德清清地流》这部长篇命名的自得之语。我们读这部作品，再咀嚼它的命名，确实有一种隽永之味流溢。这就是语言的另一种审美之维。

注释：

①李杨：《边界与危机：“当代文学史”漫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5期。

②徐新建：《“文学”词变：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创建》，《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③丁晓原：《何建明：泛政治化的非虚构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

④佘飞：《何建明十年（2011-2020）报告文学作品的历时分析及启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

⑤〔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页。

⑥参见〔美〕韦勒克著，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第6章托·斯·艾略特，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 页。

⑦〔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卷，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⑧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出版。

⑨李冰：《何建明：我成功，因为我感性》，《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5月30日。

⑩参见舒晋瑜：《何建明：30年国家叙述》，《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5日。

⑪何建明：《什么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南方日报》2019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