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法权长篇小说新作《重生》：硝烟散去，英雄“重生”
曾获鲁迅文学奖的军旅作家钟法权一直在军事文学领域辛勤耕耘，部队英雄是他着力塑造的重心。在新作《重生》中，钟法权力图突破以往对军队和军人生活的观照方式，尝试摆脱束缚在军营范围内部的狭窄眼界，而是立足特定时代与社会的广阔背景，考察军人的真实处境，从不同侧面刻画军人的坚定信仰，既延续了其以往的军事文学的书写传统，也开拓出新的书写视域，并由此获得一种开放感。我们知道，新时期以《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等为代表的军事文学，以“写真实”为创作旗帜，以现实主义的精准镜头摄取生活的本色面貌，既不粉饰也不遮蔽，而是在虚与实、美与丑、善与恶的反差中揭露生活的复杂本质，使作品获得了令人信服的高度真实感。同时，它们在表现和平时期军人生活方面所做的开拓与深化以及达到的高度，对军人灵魂的探索和表现，也是建国后军事文学未曾有过的。但这并不意味军事题材已无开拓的空间，与新时期相比，新时代的军事题材书写更为复杂多元，也更具挑战性。如复转军人这一群体，国家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保障他们的生活，但在具体的实施执行中还是面临众多棘手的问题，各种推诿、冷漠和责难甚至使得这批曾经的英雄深陷生活的困苦和艰难。钟法权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并竭力展现这一个群体的心灵世界。《重生》的主人公昌武，从硝烟弥漫、真刀真枪的战场进入到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生活之后，经历了尊敬、爱戴、嫉恨，以及超过人类承受极限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在种种重压之下，他曾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迷茫，但最终还是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将负面的情绪转化为继续生活的勇气。昌武的大半生诠释了军人的崇高与伟岸，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象征了复转军人这个群体的坚毅与不屈，以及已经化为血肉的英雄主义所产生的个性魅力和精神力量。作者并不是通过昌武渲染苦难存在的合理性，而是痛定思痛，在书写背后挖掘产生悲剧的历史、社会和道德根源，启发读者去品咂和思索。就此而言，《重生》不仅开辟出了新的题材领域，塑造了新的英雄形象，还进行了具有历史深度和精神高度的勘探与书写，获得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历史厚重感。
一、英雄主义的别样诠释
纵览中国当代军事文学，能够明显地看出作家非常重视亲历的战争之于文学创作的关键意义。从当代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实践来看，绝大多数作家力图通过展现形形色色的战争场面以及塑造伟大的英雄人物说明我党的政治正确和领袖的英明，于是在创作中往往把真实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直接纳入小说中，这种战争文化思维也造成了英雄人物刻画的模式化。尤其是作家们自觉承担起解读战争的使命，致力于在作品中惟妙惟肖地再现战场环境、气氛和战斗细节，其中某些战斗场面甚至可以作为军事教科书上的案例出现。比如杜鹏程在写《保卫延安》时谈到：“我写《保卫延安》的时候，没有什么能耐。我就是忘不了战士们，忘不了人民群众，忘不了那一场壮烈的战争，忘不了战斗生活对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流血斗争的历史。今天看来，它只不过如实地把那场伟大的斗争点滴地记录下来罢了。”杨朔在回忆自己写《三千里江山》时说，“有一回深夜，我实在写不下去了，丢下笔走到门外。满天飞着大雪，远处爆炸的火光照红了半边天。就在那一片火光里，我想写的人物正冒着生命的危险，坚持着激烈的斗争。”更有一部分作家围绕具体可感的军营生活，从时代和社会的广角镜下进行立体的观照，通过对军队内部各种复杂矛盾的尖锐揭示，对军人价值和生活际遇的深入思考，对军人理想抱负、道德规范、荣辱观念、婚恋态度等方面的深刻剖析，将军营这个带有神秘感的小“世界”以丰富多彩的形态呈现在普通读者面前。
不同的是，《重生》虽然也自觉沿袭了过往艺术创作的特质，但它并没有将战争场面与军营生活作为主要的铺叙对象，而是展现出对战争以外生活的重视。特别是对于典型化、理想化英雄人物的书写，从昌武这一角色已经显现出独特性与丰富性。小说的开端即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主人公昌武一出场就被作者设置了转业复员的道路选择。然而这种离开军队的方式并不同以往军事小说中惯常的“自愿放弃优渥的待遇，主动选择建设家乡”的动机，而是因为所谓的“男女作风问题”而迫不得已的选择。昌武在参军期间战功显赫，按理说前途将是一片光明，但是左团长这一关键人物的出现左右了昌武的命运，使得昌武被扣上与朝鲜姑娘谈情说爱、暧昧不清的帽子，这是在残酷紧张的国际战场犯下的致命错误，也违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纪法规。事实上真相是昌武只是在受伤时暂时留在朝鲜姑娘金姬家里养伤，金姬在每日为昌武送饭、换药的过程中，单方面爱上了昌武。尽管金姬姑娘的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一英俊勇敢的志愿军战士，并且还来到军营甚至火车站去找昌武，但是因为昌武冷静理性甚至严格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彰显，二人从始至终都未发生过任何越界的事情。但还是有人误解了他，说他作风不端、有损志愿军战士的伟大形象，这种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传言带给昌武很大的伤害和煎熬。左团长则将“传言”处理为铁板钉钉的“事实”，这并不是因为他掌握了更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证据，而是他打心底里讨厌曾经冒犯过自己的昌武，这正是个公报私仇的好机会。昌武曾因冒失的行为得罪了左团长，大大咧咧的他早已将此事忘了个干净，没想到左团长埋在心里的种子却生根发芽，越长越大。在对待昌武的问题时，他好不容易逮住个机会，揪着不放，对于宽大处理的意见公然反对。昌武性格刚烈，宁折不屈，主动提出离开军队。左团长抓住其性格和情绪，推波助澜，使昌武彻底中断了与军队过往的感情，复原回家，重新开始农民的生活。钟法权紧扣人物的性格，贴着人物去写，因而能够深刻鲜明地凸显军人灵魂，敏锐地捕捉到军人身上的普通性与特殊性。小说中的昌武、左团长等人表现出深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格的统一。他们刚板硬正，不屈不挠，表现出中国军人的独特风采，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会跟普通人一样，粗鲁冲动、情感用事、偏激执拗，甚至心眼狭小。但他们正如鲁迅所说的，是有缺点的英雄，而不是完美的高大全式的完人、超人。尤其是昌武，他有血有肉，冲动而正直，平凡而崇高，面对悲剧性的命运，他表现出普罗米修斯式的坚强，这也撼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催人振奋。就此而言，昌武可谓复转军人形象谱系里独特的“这一个”。
我们知道，战争是非常态的生活。那么，战争结束后，回到日常生活中的军人如何转变身份，适应有别于军营生活的日常生活？在接连不断的运动斗争中，人的异化导致人性中的弱点无限迸发，这时的英雄不再是浴血奋战的光辉形象，反而常常被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所玷污，成为反动落后的典型。这时，落魄了的英雄应以何种姿态面对自己的初心和信仰，如何应对荒谬绝伦的生活强加给自己的不公？《重生》以昌武大半生跌宕坎坷的悲惨遭遇，回答了这个疑问，也可谓以军人的独特身份，回答了生活和时代交给的难题。面对并不公正的复员回乡，昌武并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以之为负担，而是以军人的使命感和村民的归属感，热心地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之中。面对村民对自己的尊重，昌武没有飘飘然，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在担任民兵连长带领石马河民兵小分队集训和比武时，他尽职尽责，最终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比武冠军；在担任县工业局副局长期间，他也是时刻为城区居民着想，保障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看出守刚强烈的嫉妒心和报复心后，昌武清楚地意识到：眼前面对的工作和生活，已完全不同于军队中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而是充满了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甚至还有猝不及防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漩涡。这使得他不得不小心谨慎，甚至也试图改变自己一贯强硬的军人作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工作中和生活中的假恶丑妥协甚至讲和。即使后来被守刚等人逼上绝路，深爱的妻子和腹中未曾谋面的女儿去世，自己瘫痪，他也没有丧失活着的勇气和希望，而是以军人的毅力和决心，迎接生活给予的风吹雨打。可见，昌武虽然不再拥有军人的身份，但是军人的品质已然融入他的血液，将他塑造成一个百折不挠的“硬汉”。学者唐小兵在其著作《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暴力辩证法”，关键在于“以肯定人的价值为出发点的暴力，其实正是否定了作为主体的人，而最终却仍将唤起新的、更强烈的主体意识。”昌武的遭遇及其苦难，是特殊时期复转军人的“一个人的遭遇”，他所书写的不仅是我们对特殊时期复转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重新认识和历史观照，同时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出色地处理了英雄主义在和平时期的处境和遭遇，让我们明白，英雄在和平时期和日常生活中面对的苦难和挑战，其惨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战争时期，其更需要坚韧的品质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同时，其唤起了我们对英雄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悲悯，别样诠释了英雄主义的日常使命和精神魅力，具有摄人魂魄、振奋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凸显英雄气概的现实隐喻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处于亦新亦旧的境况。在文学领域，外国文学及理论与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碰撞融汇，中国当代文学逐渐迈出自身的狭窄空间，形成古典技巧与现代派手法相结合的创作趋势，这股革新浪潮在新时期军事文学领域也影响深远。比如徐怀中短篇小说《西线轶事》中的刘巧妹有着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类俄国文学中典型的“零余者”的影子；与此同时，从题目也可以看出，作品借鉴了古典小说中的“轶事”传统，截取军旅生活的片段进行窥探，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隐喻作为中西文学中的重要修辞手段，在军事文学中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如《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东方》《第二个太阳》《红高粱》《我是太阳》《亮剑》《历史的天空》等，都或多或少因为隐喻修辞的使用而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魅力。钟法权的《重生》，不但注重隐喻修辞，而且巧妙地将隐喻与人物、情节和环境等水乳一般交融在一起，让作品具有多层意蕴，让人味之无尽，也将当代军事文学中的隐喻修辞推到一个新的境地。
首先，书名“重生”就具有很强的隐喻性：“重生”既是作为军人的昌武洗清冤屈、重启新生活的意味，进一步也指向整个中国社会由探索走向光明的前途命运。作为英雄的昌武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从一身“伤痕”到被宣判“死刑”，世间只剩下“反动分子”身份的昌武；在时代“重生”之后，曾经的英雄昌武也获得了“重生”，继续承担起英雄的角色。在和平年代，看似已经无法检验昌武这样在炮火硝烟中挺身而出的英雄，但是英雄主义精神却是每个时代都在不断追寻的信仰。昌武的意义再一次印证了曾经的战争已经远去，但是英雄主义精神却留存在每个人心中。其次，伤痕隐喻呼应了文本主题意蕴。在军事文学之中，英雄孔武有力的身躯本身就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如经过炮弹洗礼的一块块伤疤，是见证英雄的一个个勋章。邓一光的《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身上密密麻麻的疤痕对乌云造成强烈的视觉和心灵冲击：它们“有的凹陷下去，像被剜掉了一块肉，有的生着鲜嫩的肉瘤，像刚冒头的蘑菇，数一数，竟有一二十处。”还有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中，作者借“我”之口表达了“有枪伤的男人才英勇”的时代审美……可见，英雄身体所遭受的创伤已不仅仅是参与战争所留下的痕迹，它甚至上升为一种男子血性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以降的军事文学，由于时代的规约，往往淡化情爱书写，英雄也常常被塑造成不谙男女情爱的特殊材料制造成的钢铁英雄。新时期以来，男女情爱以合理的隐喻的姿态出现在文本之中，这也成为塑造英雄立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喻修辞规避了追求感官刺激和卖弄肉体的色情描写，让军人的英雄性与个人性得到均衡而全面的展示。《重生》中百合看到昌武身上大大小小的丑陋黑疤，它们仿佛是他求爱的黑玫瑰，她对他的爱更深了。在这样的身体伦理之下，英雄的阳刚之气与情感欲望融为一体，显得饱满而真实。除了显性的伤痕，对昌武来说更致命的是精神创伤。在运动斗争中人性的扭曲，深文周纳、罗织构陷以及别有用心的狠毒、残暴和狡猾加在人的身上，成为受害者严重的精神内伤，对昌武以及无数受害者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伤害。
作为英雄形象的补充或者衬托，《重生》女性形象的隐喻及其塑造也独特赫然。细察新时期以来近四十年来的军事小说，女性形象主要有两种隐喻：一种是月亮，它隐喻的是传统母亲，她们往往在任劳任怨的奉献中丧失主体意识。比如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玉秀，以梁三喜的妻子身份显现出她的贤良淑德，可以说是为了丈夫和子女牺牲自我的传统妇女典型。另一种是花蕾，它隐喻的是理想女儿，在她们活泼天真的外表下，尚没有建构完整的女性自我。比如刘增新在《美丽人生》中塑造的李百婵，她孩子式的纯情注视，充满好奇、近乎幼稚的提问，激发出指导员高歌强烈的保护欲和责任感。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书写中极少出现成熟独立、自信强大到可以与男子比肩的女性典型，或者说这样的女性并不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重生》中昌武的妻子百合可以说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体。从初次接触时以百合花相赠就极具隐喻意味：百合花寓意着纯洁、伟大的爱，同时也象征着百年好合。百合在认识昌武的时候只有十六岁，对于即将而立的昌武来说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她的灵动可爱深深地吸引着昌武。同时，百合为了昌武甘愿中断学业，在刚过十八时就完了婚；在事业上，百合的工作一直迁就着昌武的前途；在小说的后半部，二人之间你侬我侬的爱情书随着日常生活的平淡和艰难逐渐消弭，曾经知书达理的百合成为最平凡不过的人之妻，直到在批斗会上以一尸两命的悲惨结局为昌武做出了最后的牺牲，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洁个性和不屈尊严，也无声地以自己对丈夫的深情挚爱履行了作为妻子的全部使命。对昌武一往情深的朝鲜姑娘金姬也是如此，这类女性往往把对军人的仰慕和对恋人的爱融为一体。不过，无论是金姬还是百合，在看似大胆追求爱情和真理的背后，却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女性主体性的失落，这种失落也必然导致女性精神上的脆弱和空虚。这并不是渴求作为军人之妻的女性，在男尊女卑观念的主导之下，女性极易处于集体迷失的境地。面对军人这一特殊的具有荣光和魅力的群体，女性更易以俯仰敬拜的姿态丧失自尊自信，让自己沦为附属者的角色，甚至遭遇更为不幸的命运。
三、传统之下的常与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事文学，形成了以全知视角为主导的、以史诗性追求为主调的全景再现战争场景和后方生活为一体的叙事主潮。作家们在书写“历史史诗”的过程中，也注重当下性，竭力创造“时代史诗”。《重生》一定意义上也延续了当代军事题材小说的这一史诗性传统，从第三人称外聚焦视角展开叙述。不同于以往史诗文学中“俯瞰众生”的观照视角，这里的叙述者处在远近适中的恰当叙述位置。作者没有将目光投射到人物之外更广阔的背景之中，而是跟随着小说人物进行全面细致的体察，着眼于人物的一举一动和心理变化，以人物来结构作品。在小说的开端，作者虽然是从远距离对村庄全面进行观照，“一九五三年五月的一天早晨，在靠近板门店不到五十公里的一个被战火毁坏的村庄里，背靠着峭壁石崖的一栋石墙石片盖的屋子里”，但也只是为引出战争结束、即将随着部队回国的昌武做铺垫。紧接着，叙述位置就转移到昌武面前：“腰扎武装带、斜挎着手枪的昌武盘腿坐在炕上，嘴里抽着自卷的喇叭烟，两眼盯着眼前的地图。随着窗户不时发出呼呼响声，他时不时抬眼看向窗外。”到这里，作者就固定了主要的叙述位置，相比之下虽然削弱了开阔的气势，但亲切的讲述，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在“十七年”的革命英雄书写中，作家们往往通过书写真实激烈的战争场面来突出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重生》并没有把战争过程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而是以昌武的亲历性话语，将战争场面作为回忆性故事穿插在小说的多个角落，作为丰富昌武英雄性的一个侧面，与其在时代环境下的命运悲剧性形成强大的反差，加强突出了小说的悲壮色彩和人物的悲剧命运。纵观整部小说，以口述回忆的方式展开的“历时性”叙述很多，有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酣畅淋漓的反偷袭战、有篇幅长达十页的第一次与日军正面开火的激烈场面、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拯救战友的英勇决策、有在青峰岭战役中浴血求生的艰难过程、有在朝鲜战场上断粮的困苦回忆……每次讲述战场上惊心动魄的敌我对抗时，无论得意还是失意的昌武都会立马变得滔滔不绝、神采奕奕，可见这已成为他生命中的最为熠熠生辉的荣光，军人经历已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生》所插叙的战场上的英雄言行，生动逼真地诠释了英雄话语，这些铁血铮铮的英雄举止背后，是作者建构神圣而又忠诚的革命战士的热切渴望，同时也反衬了昌武后半生坎坷而不屈服的悲剧人生。
《重生》中的昌武，不但是新时代复转军人形象塑造中的重要收获，还为新时代军人的塑造增添了新质，创造了一个更为血肉饱满和立体复杂的当代“最可爱的人”。这不得不先从兵源的身份说起。考察世界各国的兵源，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苏联士兵大部分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军队则主要来源于农民。中国军人身份的特殊性造成了军人性与农民性的冲突和碰撞，即使成为职业军人后，农民性也不会荡然无存，总会以或隐或现的方式暴露出来。不同作家对于军人身上的农民性有不同的处理，比如海波的《铁床》，对于军人身上的农民性有着批判态度；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把镜头对准时代大背景，对农民性趋向于肯定；阎连科的“新军旅小说”书写逐渐从神圣化趋向世俗化，更为切近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军人，但有时不免粗鄙伧俗。《重生》之中的昌武，跟绝大多数农民兵一样，以改变命运为出发点，身上也难免有农民的缺点和毛病。作者并不回避这些，在塑造“神圣”“完美”的英雄时，更注重表现擦拭“人性”的光芒，虽然某些地方偶尔会被“英雄性”压制，但整体上还是突出地展示出了英雄作为人的独特意义。在小说中，通过人物语言呈现出农民式的粗鄙化，展示出昌武丰富的情感性与鲜活的生命力。昌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脾气暴躁、性格刚强，甚至脏话频出、行为粗鲁。在受到一些挫折后，他也意识到自己把军事训练中粗暴的工作作风和简单的工作方法带到眼下的工作和生活之中是不合适的，对于“说话粗鲁、爱骂人”的问题他也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加以改正。但令人发笑的是，他没隔两句话又开始蹦出“纯属放狗屁”等并不文雅的用词，把刚还挂在嘴边的保证都抛在脑后；受到守刚的一点挑衅，他“简直气疯了，……几个箭步走到守刚面前，一把抓住守刚的领口，猛地用力将守刚提了起来”，这让守刚脸色苍白、叫不出声，其他人也都是一脸惊愕地看着昌武像“拎小鸡”一样把守刚拎出会议室。接下来的行为更加恶劣：昌武一把将守刚扔到湖里，还扬言“你要是再犯贱，犯一次，老子就把你往湖里扔一次。”这样的鲁莽行为发生过不止一次。但这不过是昌武性格的一个侧面。作者更注重多方面、立体性地塑造一个“有缺点的英雄”、一个有瑕疵的当代“最可爱的人”，因而昌武给人的感觉真实可靠、活泼生动，没有陷入粗鄙化、暴力化书写的审丑的怪圈，也跳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窠臼。
《重生》塑造的昌武形象是新时代复转军人的高度典型，也是新时代军事文学的重要收获。昌武既是英雄行为和英雄思想的结合体，也是英雄主义的诠释者和践行者。他以自己曾经的军人身份，在和平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际遇和跌宕坎坷人生遭遇中，为英雄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尽管历史的动荡落到他身上化为生活的苦难与不幸，但是曾经战争中的血雨腥风使他磨砺出巍然挺立、不屈不挠的“硬汉”质地，契合了罗曼·罗兰所言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重生》提供了一种文化根性和时代烙印下的英雄写照：复转军人在军队之外的真实生活之中不断受挫、艰难前行，他们也会因环境的束缚向现实妥协，但他们不会屈服；他们凭借超强的苦难承受力，用意志战胜困难，用自省替代迷失，用超越替代沉沦，英雄主义因此而熠熠生辉。值得指出的是，《重生》中所彰显的英雄主义，不仅是作者作为军旅作家的个人价值取向和理想寄托，同时也是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永恒的精神之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