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刚者至柔——论阿莹长篇小说《长安》兼及其他
一
从革命史观的角度看，家国情怀是作为最高层级的价值属性存在的，尤其在战争语境下，保家卫国必不可少的是军人毫不妥协的钢铁意志，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激情与荣耀。作为大国重器的军事工业，则与军人、军队一并构筑着社稷民族的防御屏障，推动现代国家的巨轮轰隆向前，彼此事实上隶属一个战场，同样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制枪造炮、补给装备、发展科技，展现着军工人的战斗精神与和平理想。如阿莹所言：“军事工业从来都是尖端科技的首选之技，是大国重器的诞生之地，我国几代军工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默默无闻地劳作着拼搏着，形成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勇于奉献的军工精神，为共和国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是共和国名副其实的脊梁!”[1]对于军工题材的小说而言，彰显铁腕精神的刚强坚毅，似乎成为既定的阅读期待，也是一种小说的叙事定规。读到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便很容易先入为主，将之视为一种宏大叙事的主题创作。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军工题材的写作固然关涉的是国之大者，其背后映射的战争威胁、边境危机等，无不指示着国家战略与国际局势，不可谓不为大，而其中的制枪造炮、精忠报国，背后也对应着生与死的对决，是浩瀚的现实人心与国族观念，甚至是毁家纾难的铁血丹心。
然而不得不指出，至刚者至柔，军工人为国为民，豪情万丈；也会蒙受曲解，遭遇苦难。他们的内心坚忍不拔，以钢筋铁骨迎向一切困难；也极为柔软，受扰于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于是，在军工人的身上，寄寓着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丰富灵魂，艰难险阻中，也是勇往直前的舍生赴死；而情难自禁处，无不是难以排遣的忧伤痛楚。这不仅是一种人性的辩证学，更是历史的与时代的多元参照。“军工人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欢喜和烦恼，需要着普通人一样的柴米油盐他们跟共和国一样经历了种种磨难，即使个人蒙受了难以承受的屈辱，即使心爱的事业跌入了低谷，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不变。”具体而言，对于阿莹的《长安》，军工题材只是小说的外衣，或说一种内在的固有质地，叙事的重心是日常生活的情感，是工人阶层的凡俗世界、情感经历及生产工作现场，当然，这里面又处处包孕着信念与信仰，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的映照投射。那些坚强有力与柔韧如斯的内心，至刚而至柔。
因此可以说，《长安》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工业题材作品，而且是鲜有人能够涉及的军工题材，这得益于作者家庭出身与生活经验，“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这座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2]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军工人的精神内质和性情伦理的了然于心；而且如此独树一帜的题材，作者可以说是走到了人迹罕至处，换了别人来写必定会隔了一层，难以表达其中的苦痛与隐忍、悲愤与不甘、豪迈与痛快。
宕开一处谈，工业题材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境况而言，似乎仅代表一种远逝的追忆。具体说来，长篇小说《长安》的出现，势必意味着对“那个文学年代”的怀念，也即“怀念那个文学曾经拥有的胆识和荣耀的年代，历史为文学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的机遇，那是一个文学的大时代。或者说，那几乎是当代中国唯一一次由‘工业题材’领衔主演的文学时代”[3]。军事工业更显其非同一般的独特性，尤其《长安》写的是一个“绝密”的工程，“军工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必备的生产企业，大多受到政府较强的调控和干预，在中国，军工企业的国有性质更突出，并且还具有机密性。阿莹聪明地抓住了军工企业的机密性做文章，从而使小说的情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但这也许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它并不是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以为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对军工人的精神品质的揭示”[4]。可以说，小说既是写一个秘密的军事工厂，同时也书写了一个个被尘封的俗世灵魂，其中是大开大合的家国天下，更是隐微人间的情爱纠葛。
二
无独有偶，2021年，蔡骏的长篇新作《春夜》同样是以机械厂及其中的工人为题材，辅之以赛博朋克般的悬疑元素。但二者的叙述向度则完全不同，蔡骏以一种世纪末的颓唐，写出了某种绝望中的未来感；而《长安》则写出了厚重且曲折的历史，更从中投射浩然正气同时也是情义并存的军人本色。那么问题便在于，阿莹的《长安》通过如是之追溯历史的书写，试图召唤的是什么，又或者说，其如何在当代中国构建出自身的意义场域与价值空间？
小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叙事的开端，一直讲到改革开放，人物从最豪情万丈的人生时刻，跌入动乱与冷酷，又于焉重拾信念，再奔前途。其中又何尝不是历史及其命运的刚柔相济，明亮与哀伤、苦难与欢愉、低谷与高峰，彼此牵引，又互相生成，引就一曲冰与火之歌。故事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绝密的八号工程总指挥忽大年遇袭昏迷的谜团展开叙事，忽大年临危受命，接管八号工程，为新中国制造枪炮，目的是不被西方掣肘。“长安机械厂”的设立，目标是一年可以生产大口径炮弹八十万发，大大提高解放军的战斗力。于是乎，个中人物逐一登场：正气凛然、使命在肩的忽大年，虎视眈眈、亦黑亦白的保卫组长黄老虎，隐于幕后、运筹帷幄的成司令、钱副市长等，包括众多的军工人形象，都是粗中有细的类型，他们身上的刚强坚硬，代表着军事工厂的主流形象；忽大年的第一任妻子黑妞，包括忽大年的妻儿、小和尚满仓等人，则是中间形象的代表；至于忽小月、连福，以及兴风作浪、为非作歹的门改户，成为真正的悲剧人物。他们亦刚亦柔、或正或邪，共同形塑了军事工厂中完整的人物谱系。
直至讲到忽大年跟黑妞的情感历程，才露出其遇袭的真相，原是拜有名无实的“大老婆”黑妞所赐。而袭击苏联专家伊万诺夫的却是“鬼魅般的”敌伪留用人员连福。连福还使出鬼点子，招收黑妞进八号工程当工人，逐渐编织了一个完整饱满的人物关系网，也将故事引向了更为复杂的向度。另一边，忽大年进京参加军委装备会议，接到军委的军令状，“务必三个月结束工程建设，年底生产出合格炮弹，支援解放军即将开展的军事行动”[5]。我国由此催生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口径炮弹厂。小说将不同的线索交叉叠加，不断牵引矛盾体以形成戏剧性的冲突。另一个故事的触发点或说情节转折点是市委派工作组进驻长安机械厂，组长是钱副市长与成司令，以及忽左忽右的黄老虎、门改户等人，改变了原本设定的情节结构。而真正的矛盾爆发，则出现在后来的反右和文革。可以说，小说正是通过林林总总却有棱有角的人物，以上下级的生产工作关系、恋人的情感关系以及亲人间的家庭关系，不断触动新的人际关系及其命运机制，形成叙事的鲶鱼效应，从而推动着故事向前。
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固然是谱写了一曲赞歌与颂歌，但更是长歌和悲歌。值得一提的是，《长安》正是在这样的叙事辩证法中，提出了关于小说宏大叙事的新的问题，也就是人物极度丰富之后，主体驱动着主题，人物先导而非主题先行，这样的写法是否会以“小”掩盖或妨害了“大”，削弱主题创作的宏大叙事？事实不然。真正的英雄主义，不仅仅是小说中如忽大年般冒着生命危险排炸弹、不顾一切抢生产，那当然表征的是抽象的理想主义式的存在，但更重要的是冲锋陷阵与亲情、爱情、友情的相互交融，甚至小说中两者都时常同样表现得惊心动魄，那便是宏大叙事与俗世日常的彼此渗透，否则小说容易在真实度与宏阔度中失却平衡，无所凭依。再确切一点说，就是当代人在生活化、阶层化之外，如何形成主体的意志、精神的认同、价值的想象，构成浪漫情怀以至理想主义？此外，意识形态、家国意志支撑着小说人物的内在伦理，外在则是日常的与世俗的情感世界，刚与柔互作表里，由此构成一种互为证明与交相呼应的精神秩序。这是长篇小说《长安》引以为问题并试图加以处置的关键所在。
回过头来看，小说曲曲折折的军工厂故事一路讲下来，本来是男性的、家国的、血性的以及英雄的话语质地，然而出人意表的是，这其中的女性形象尤为突出，且颇为饱满。忽小月是总指挥忽大年的妹妹，却始终仅仅是一个沟通中俄之间的“小翻译”，最后在风雨飘摇中凋零。她不顾世俗流言蜚语，和戴罪小人物连福相恋；尔后，受到家人的压力，被安排到苏联，在那里，她与苏联人民联欢庆祝生日，却被认为离经叛道，被提前遣送回国。她开始从男女情爱与个人奋斗的价值序列中逸出，在外部的残酷世界中形成对人世和生命的理解。不得不说，作者在忽小月这一女性身上，寄寓了太多的可供探讨的空间，甚至在深广度上，都比男性主人公如忽大年等人更为引人瞩目。如此看来，忽小月这个人物，可爱可见，坦荡清澈，也正因为此，她不见容于彼一时代。她从“小翻译”，到被“发配”到熔铜车间，再到技术科协助，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面对一堆资料，需要整理、翻译，然后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这谈何容易，这时候的忽小月，却换了一番模样和精气神。然而，她的勤恳和专注，并没有换来组织和工友的信任，反而遭致猜忌、迫害，而且是上纲上线的人身指控，被控诉为通苏间谍，也因此，忽小月与他的哥哥忽大年一样，历经人生的几起几落，直至最终不堪忍受。一路下来，忽小月都是一身清朗，但却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在她生命的最后，遇上了交通大学的红向东主编，对他充满了幻想并想展开热烈的追求，由此见出她的敢爱敢恨，落落大方。然而事与愿违，忽小月无奈被门改户的大字报所害，唯有以死挽回自己的尊严。至此可以说，如果忽小月被灼伤导致了她身体上的缺陷，那么被贴大字报辱没人格则是灵魂的受戕。不得不说，忽小月悲剧来自于她情感的多重结构，或曰情感结构的多样性在当时不被理解，而认知的单一化意味着某种简单粗暴，丰富的灵魂总是面临痛苦的经历甚至是被摧毁的危机。悲剧如此，哀伤如斯，“悲剧的主人已经悲戚地离开了她所挚爱的工厂”。面对诬告与伤害，忽小月是那么坚定地要为自己的清白、尊严证言，彼刻，至柔者是如此的刚硬强毅。而最后爬烟囱纵身一跃之前，小月将自己所有喜欢的衣服，那些花色鲜艳的罩衣、蓝裙子，统统留给了黑妞。
小月之死预示着长安厂悲剧的真正开端，随后，工厂经历了文革动乱，忽大年、黄老虎等人受到批判，靳子等因病因故去世，工厂陷入了一片混乱。黑妞与门改户形成了造反派的两端，与后者的残忍与睚眦必报相比，黑妞始终保护着忽大年一方免受戕害。可以说，除了忽小月，黑妞的存在同样成为了小说的一大亮点。黑妞性格大大咧咧，又时常通晓情理，对忽大年，她的内心是坦荡阔达的，她与他成过亲，却因后者的性无能而守活寡，但她并没有一直怀抱怨恨，而是追随忽大年进入了八号工程，与其妻靳子卷入复杂的情感纠葛，但值得一提的是她始终不陷溺于斯，而是不断从中逾越出来，与忽大年和他的家庭相处相知。不仅如此，黑妞还拯救了连福，又从坑里将受难的忽小月救出来，与后者两两在澡堂洗澡遭遇煤气泄露差点中毒身亡，化险为夷后增进了彼此的情谊，以另一种方式融进了忽大年的情感与生活。靳子、忽小月离世之后，黑妞悉心照料病榻上因脑梗而成植物人的忽大年，直至他苏醒并最终恢复。黑妞虽文化和官阶不高，却仗义且深情，她最后时刻嫉恶如仇，抵挡门改户的陷害，有勇有谋与之斗争。从一个乡土世界默默无闻的悲惨姑娘，衍化成了军工厂中的一位刚柔并济的重要女性。
除此之外，在战争中牺牲的毛豆豆、忽大年妻子靳子等女性形象，都活跃在小说中，成为主体群像中可圈可点的“这一个”，不断丰富着军工人的形象图谱。她们个个有其性情脾气，又多走向了各自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隐约有一条线索，关于卢可明等三名下井工人之死，以及后来关于忽小月、靳子等人的离世，似乎都指示着某种至关重要的精神伦理贯穿其中，也就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礼赞。那些事关重大的生与死，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是相交织的，彼此融汇却不被强烈的光芒掩盖，个体生命的刚强与脆弱，壮阔而珍贵，始终在小说中闪烁。
三
小说最为核心的人物，无疑要属长安机械厂的总指挥忽大年。小说开始后不久，在下涵洞抢险的历程里，忽大年便遭遇了人生第一次的波折，不幸牺牲的小电工卢可明是成司令之子，忽大年也因为此事故被处分，暂停厂长书记职权，下放劳动，以观后效。随后，忽大年遇到了反右和文革，被批斗后关进牛棚，生命的起落终呼应着历史的沉浮。值得注意的是，忽大年的命途如淬炼的钢铁，每一次浸泡与出炉，都是新的冶制和提级。后来，忽大年得以恢复原职，再次主持长安厂的工作。小说也完成了一波三折的讲述，更能坐实其中除了人物钢铁般的意志之外，重要的是专注人物的性情、选择和命运，他们并非万能，也始终背负软肋，却并不妨碍反而增益那些个体的光辉形象。
应该说，除了日常生活与情感历程，军工厂的生产工作成为了人物的另一重心理模式。“‘长安人’的主体性具有工人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内涵。但不止于此，‘长安人’又是一个以建设和发展、发明与创造为己任，尽职尽责的现代职业伦理共同体。同时，这也是一个以情感和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共同体。”[6]忽大年与忽小月兄妹二人，时常处于被误解的现实状况之中，包括军工厂的诸多人物本身，都曾经历人性的挫折乃至生命的风暴，但无论是处于生活的、情感的抑或是职业的话语序列，在他们身上都能呈现出军工人认真谨慎、一丝不苟的作风，而且在平淡轻松处，还能显现其可爱与活泼的性情。
小说最后，绝密任务大踏步向前，“长安人从生产第一发炮弹到完成火箭弹科研”，直到火箭弹装箱发往沈阳军区，经历了无数的日日夜夜，付出了心血和生命。故事到了最后仍旧一波三折，忽大年等人押送生产出来的武器到达哈尔滨后，火箭弹在演示时却发生了燃爆事故。直到实弹演训发射，由忽大年之子忽子鹿与焦克己执行，最终大获成功。小说的故事完成度是非常高的，除了忽大年等人的生命轨迹，又如作恶多端的门改户，最后因盗卖文物被告发收监，出狱后再次遭受心理的重创而自我了结了生命，真可谓“人在做，天在看”，运命的循环，似是天道之轮回；而另一方面，忽大年与黑妞再归于好，并义无反顾地奔向了秦岭深处，去实践他的火箭弹定型试验，朝向属于军人的使命和荣誉。热火朝天的军工厂，纷纷扰扰的人世间，在忽大年的眼泪与快慰中落下帷幕。白烨针对忽大年这一核心形象指出：“共和国的军工人如何志坚行苦，如何无私奉献，如何风骨峭峻，如何大义凛然，都凝聚在这样一个雕像般的形象里，可歌可泣，叫人感激感念。”[7]八号工程是一个绝密任务，作者将历史褶皱处的人情世态与个体命运交代出来，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何以“长安”的秘密/秘诀所在，奉献与牺牲，不甘与痛心、无畏与忧惧，在炼制枪炮的井口与烟囱喷发出来。
总而言之，《长安》里的军事工业生活，既有轰轰烈烈的大江大河，也有犹疑忐忑的小情小爱。“一条切合艺术规律的表达就是，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要想获得相应的思想艺术成功，首先必须做到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更进一步说，还必须使得日常叙事成为文本的主体部分）的有机结合。”[8]不得不说，小说有一种以大见大的气魄，在一个宏大的家国视阈中，叠加人物的宏阔气度和精神情怀。众声喧哗中容纳着多元话语的激荡，更重要的，历史与人物在情感回响、精神汇通之中，如百川入海，完成了小说叙事自身的盛大与气魄，这才是所谓之宏大的真正意涵。文学叙事中的家国情怀，更是意味着一种开放的胸襟，不同层级的话语系统在小说里构筑文本世界的筋脉网络，相互之间实现深层的缠绕、交织，刚者柔所成，柔者刚所就。
小说以极为厚重的篇幅，讲述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伊始的历史，事实上对于这段历史的讲述已经足够多了，要讲好很不容易。《长安》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场域，英雄气概、儿女情长，小说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正如作者所言，“我没有为主人公设置一个光明的尾巴，似乎为主人公设计了一个悲怆的结局，其实是将人物放置到大潮将至的氛围中，让人物更真实更纠结，也让读者对改革开放更期待”[9]。而中国如今已于改革开放泽披之中四十余年，再回过头去看那些筚路蓝缕的灵魂，曾经如此焦灼，依旧那么坦荡，而且寓柔于刚，且刚且柔，面对那段沧桑的历史，同时也是回应自我的心灵。给那些豪言壮语一个交代，更是为那个“时间开始了”的历史境况，追逐一种精神的和灵魂的深层匹配。于是在那里见证至刚者的热泪盈眶，亦书写出至柔者的坚忍不屈。为一国也为一心之“长安”，且因此间之不屈不挠而且歌且泣。
四
小说里，忽小月是个会俄文的小翻译，她棱角分明的性格，及其所交杂着不同文化元素，呈现出一个复杂而开放的精神世界。然而，她对外来文化的认同以及在极端年代的本土现状中不得已遭致的误解甚而是毁灭，代表着一个单一的价值禁锢和认知狭隘中，无数个体所承受的严重壅塞。而且忽小月身上代表的是一种女性的与审美的话语，其与外在的诸多话语存在着种种“博弈”，“博弈的形式广泛多变，不存在事先设定的意义发布中心，不存在各种话语图谱的比例配置。很大程度上，博弈恰恰显示出历史对于各种话语图谱的调度”[10]。由于特定的历史使然，人们仿如从一种语境不恰当地被转译至另一种语境一般，始终背负着种种历史的与现实的，以及生活的与情感的误读；不仅如此，军事工厂制造枪炮是无中生有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生产转换的经过，这与“翻译”本身的形而上的意义是若合符节的，那些曾经在工人阶级那里深以为然的国家话语和意识形态，如何译介成历史的与当代人的具备深刻内在认同之话语，并反馈且回响于当下的中国语境，这是《长安》中立意探究的命题。
孟繁华提到，如今的工业题材已经“风光不再”，“这个领域文学的不断式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变化，或者说，‘工业题材’的文学命运与工人的命运，恰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但是，‘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无论是传统的力量还是现实的要求，从中心到边缘，这一题材仍在艰难地延续”[11]。阿莹的这部长篇小说《长安》似乎提示了某种时代精神的延续和传承，以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映射“后三十年”及其后。因而关键不在于小说反映了历史的何种向度，而在于为何此时追溯如此的过往时刻。从小说写法上看，其启发了当下主题创作的如何开创新义，也即以更为浑厚、圆融的历史的与叙事的辩证方式，创生丰腴与盛大的包容性；以更为粗壮的根茎，生出新枝节，结成更为丰硕的果实。而阿莹的《长安》，正以其刚中带柔的强韧、热血，为当代中国虚弱的部位注入能量。不仅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柔刚相济同样是一种互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12]。忽大年们的大江大河，与围绕着他的温情敬爱，都意味着一种“至刚者至柔”的心理辩证；而忽小月们的柔和温情，不断在钢铁冶炼中注入火焰，“至柔者至刚”，形成了英雄主义的精神互释，更是回溯历史不可或缺的价值比照。
注释
[1][2][9]阿莹：《长安·后记》，作家出版社2021年，第469页、468页、470页。
[3][11]孟繁华：《把英雄的枪炮深藏在血液里——评阿莹的长篇小说< 长安> 》，《生活周刊》2022年1月17日。
[4]贺绍俊：《阿莹长篇小说< 长安> ：充溢在军工厂的国家意识》，《文艺报》2021年10月11日。
[5]阿莹：《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第64页。本文以下引用如未经说明，则均出自该书，不赘注。
[6]王金胜：《当代历史的现实主义美学重构——< 长安> 与当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7]白烨：《阿莹的长篇小说< 长安> ：慷慨激昂的军工之歌》，《中国艺术报》2022年01月17日。
[8]王春林：《评阿莹长篇小说< 长安> 》，《长城》2022年第1期。
[10]南帆：《美学：感性的洞见与盲区》，《南方文坛》2022年第1期。
[12]《道德经》第四十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