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书写与扶贫干部的心灵成长
《在群山之间》以人类学的方式记述了作者在甘南任第一书记的所见所闻所思，在脱贫攻坚文学的多种样式中又增添了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作品既呈现了贫困地区的自然人文样貌，也呈现了脱贫攻坚过程中各类人群的现实处境，以及各类人群对挂职干部的多重眼光，同时更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呈现了挂职干部在陌生而又艰苦的环境中群体验到的无奈、困惑、适应和努力，可以说也是一部挂职干部的心灵成长史。
《在群山之间》在《初见》这一节中进行了一个时空大转换，从首都北京到边远的冶力关镇，“早晨六点起床，六点五十分下楼，七点乘车去机场，七点四十分到达机场，九点登机，九点四十五分飞机起飞，两小时后抵达兰州中川机场，十二点从机场出发，十七点四十分到达冶力关镇，十八点三十分入住，二十四点入睡。” 这一段叙述大巧若拙，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个详细的过程描写，不仅呈现了时间的漫长，空间的遥远，交通工具转换的繁琐，也在详细的叙述中以近乎零度的方式书写了作者心理和情感的多层次变化，同时也从叙述的形式上让读者做好了从北京到甘南这样一个时空转换的心理准备。进入冶力关镇，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一个新的时空诞生了。读者将要随作者一起体验“在群山之间”的岁月。
《在群山之间》以亲眼所见、亲身体验的方式介绍了甘南的地理位置、饮食、语言、信仰等多方面的基本情况，这是作者作为挂职干部主动寻求迅速融入当地生活和投入工作的结果。镇上面食最多，多吃牛羊肉，镇上不产菜，面食和肉食吃多了，就让人格外期待吃到一盘绿油油的青菜。冶力关镇的地理位置边远，距离县城和省城都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气候常年处在“一个是冬季，一个是大约在冬季”的寒苦状态。语言也是陈涛在甘南的必要一关，有时候他甚至要竖起耳朵才能听懂百分之二十，所以对语言的思考，对他来说是不由自主的。许多词，例如“浪山”的“浪”字，“谝一下”的“谝”字的解释，与作者的山东方言中乃至普通话中的含义都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特色藏语，如对“曲”的解释等。甘南信仰藏传佛教，当地寺庙很多，最重要的风俗是丧葬风俗。在藏区文化中，有五种丧葬方式，分别是水葬、土葬、火葬、天葬、塔葬。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其中最富意味的是天葬。天葬就是让秃鹫把人吃掉，秃鹫有非常强大的消化能力，可以把肉和骨头消化得一干二净，即使排泄，也在高空，而高空强大气流会将这些杂物风化得无影无踪，这样人们就可以一方面想象着肉体不在了，另一方面又可以想象着随着秃鹫与掠过经幡的风化作了万物，无处不在。这种死后既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存在形态让人的精神深处有一种向往。
一
作者从北京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做第一书记，是地地道道的基层干部。基层情况复杂，工作难做。作者在《修道》中反思道：“基层政府同样如此，要在高强度、高压力、异常烦琐，无始无终的工作中始终怀有一份悲悯、一份耐性，凸显诚信，言出必行，取信于民，而非一味地将责任归咎于农民的低素质与劣根性。” 在这里他既看见了干部也看见了农民，他对干部是满怀期望的，对农民始终是十分宽容的。在《修道》、《大地上的孩子》、《山上来客》和《芒拉乡死亡事件》等各章节中都体现了基层工作的复杂与基层干部处理问题的耐性、智慧与牺牲精神。《修道》记述了一件修路的事情。修路的过程中，涉及到占地问题，跟马大爷本来已经商量好了，而且多补了一点钱给马大爷，但是马大爷的儿子却来提高要价。助学活动是一件大好事，为祖国培养未来，为一个地方培育希望。但是作者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他在发起助学倡议之前，反复思索，分析权衡多种可能，还担心应和者少，担心让孩子们失望，担心让活动变了味，担心一份好心最终落入难堪的结局。当然，他还会面对一些人的批评，“也有人批评我们在作秀，做的一切无非是沽名钓誉，往自己脸上贴金。” 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在这里面出现了他人的声音，而且是对作者的批评，作者不仅仅是自己看自己，还用他人的眼光看自己。
《山上来客》这一节讲乡村舆论与一个女人复杂微妙的心理压力。一个女人去镇政府，镇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红霞阴差阳错把六百块钱当成这个女人的钱，给了她，这个女人平白得了六百块钱，买了很多平时不舍得买的东西，等这个政府工作人员反应过来以后去找她要钱，她一开始先是不想给，政府工作人员说有监控，她又不得已把钱拿出来了，后来又听说没有监控，于是就过来闹，说那个钱就是她自己的。闹来闹去，最后也不了了之，她的儿子和儿媳妇也先后来闹，提出来各种条件。陈涛后来才明白，这个闹其实除了贫穷之外，还别有曲折，是怕邻居说她，闹一闹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在这一记的结尾，作者使用了“春秋笔法”，说:“我再次看到那个女人时已是冬月，正午的阳光很暖，她领着孙子在河边集市买当地产的啤特果，依然戴着那条土黄色的头巾。她选了四个，付钱的时候跟对方讨价还价了一番。孙子趁她不注意，伸手抓了一个，结果没有拿住掉在了地上，原本就软的啤特果变成了一摊果泥。女人狠狠打了他的手一下，拉着就走，孙子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哭声洪亮，撕心裂肺，但终究还是淹没在集市嘈杂的声浪里。” 我觉得作者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通过这种白描式的写法，委婉地表达了对这个女人的行为的一些看法。
《在群山之间》中《芒拉乡死亡事件》呈现了农村的养老问题。羊得才是贫困户，在村里评低保的时候，本来不应该评上，但是他跟他媳妇儿一起闹，最终给他们评了五个三类低保。第三类低保是每个月每人八十四元。后来他们两个人不接受，把自己的老娘送到乡政府。经过各方努力，羊得才把他老娘接回去了，接的当天晚上就生病，接回去三天就死了。结果羊得才就借老娘的死和他媳妇一起闹，然后拍视频到处传播，最后，乡里给了他们家四个二类低保，二类低保是每人每月两百七十五元，标准就大幅度提高了。乡里的书记尕泰虽然不同意，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羊得才一闹，各级政府压力都很大。作者陈涛和尕泰见面一起吃羊肉的时候，听一个叫范金生的人传言说，羊得才是一举三得，本来老娘就眼看着不行了，借这机会把她拉到乡上去，一是母亲没了，减轻了他们的压力；二是母亲的丧事有乡上和村里人帮忙；三是获得四个二类低保名额，每月有一千多元的补助。范金生还说，传说羊得才不赡养老人，经常不给老人饭吃，老人是被羊得才的媳妇下毒致死。范金生的话把陈涛气得把筷子都拍在了桌子上。陈涛的善良让他始终不愿意相信人性竟至于如此恶毒。但是养老问题在陈涛所挂职的那个村子里面也有所表现，子女为了钱可以分户把老人赶出去，再让老人跟政府提条件，要补助。这里就涉及到养老的问题和低保的问题。芒拉乡死亡事件暴露了农村养老过程中出现的“人性恶”的一面。当然，与羊得才相对照的是“牛人何暖阳”，“牛人何暖阳”一语双关，既是养牛人，也是一个“牛人”。也许这是作者有意写的一笔，何暖阳的叔叔精神受过刺激，终生未婚。他便接过来照顾，一晃就十多年。相比之下，何暖阳无疑是一个高尚的人。《牛人何暖阳》最后一句话：“他们家门口的那盏路灯高高矗立，照耀得整个阳先社格外亮堂” ，这盏路灯象征的就是何暖阳，何暖阳就是照耀阳先社的路灯。这是作者的微言大义。
二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基层干部也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他不仅是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一颗社会主义的螺丝钉，他还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等等。作为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基层干部也有自身的苦恼。在《在群山之间》中陈涛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将身边的基层干部还原为生活中的人，把扶贫干部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来了。作者在《困境的气息》里，对基层做出了诗意的理解，他说：“我有时会也反复体会‘基层’一词的含义，基层是什么呢？在村里，在镇上，基层意味着未知的等待以及说走就走的安排。基层，是信息传达的尾端与末梢，无法摆脱需要不断调整才能适应反复多变的信息的命运。基层，是被太多的无望交织缠绕的生活，所谓的精确、谨严、上进等被一一碾碎，化作无法掌控与无法言说。” 这个“基层”，更多地是对基层干部而言的。这样的感悟，没有体会过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基层干部工作繁重，升迁概率小，底层干部升职难及底层干部心中的期望，主要是通过《小镇青年、酒及酒事》里面透露出来的。小尤和小武是其中两个典型形象。小尤最期待的是升职，他向“我”吐露自己的心声，说：“我现在特别想出人头地，让父母亲戚脸上有光，我害怕让他们失望。” 这是许多基层干部真实的心境。单位升职时，小尤每次都是希望最大，但最后都不是他。领导多次向他承诺下次就提拔，结果却是永远的下一次，就这样过了两三年，现在他虽然依旧年轻，却变成了年轻人中的老资格。当作者安慰他时，说：“是你的总归会是你的，不是你的争抢也没用，对吧。” 作者说：“我用这些连我自己都无法信服的话开导他，而他也默契地配合着点头。” “他也默契地配合着点头”是神来之笔，作者在这里既呈现了自己的无奈和无力，也呈现了最自己无奈和无力的自嘲以及对小尤真诚的同情。小武对单位上的领导和同事有失望的情绪，他说：“我兢兢业业那么多年，我爸做手术，领导竟然连问都没问过，不仅领导不问，全单位的同事也没有一个去看我爸的。现在我媳妇怀孕了，我以后要以家庭为第一位，事业为第二位。” 小武几乎是吼着说出这些话的，但是第二天，他却为酒后失态向我道歉，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小武说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也是基层干部真实的处境。对基层干部的前途，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喻——“瓶子里的苍蝇”。什么是“瓶子里的苍蝇”呢？“瓶子中的苍蝇——前途一片光明，却不知道出路。”一开始这些基层干部向“我”诉说，“我”会和他们一起大笑，可是慢慢地，“我”觉得这并不好笑，甚至有些可悲。环境的艰苦与生活的复杂，让有些基层干部早早陷入各自的困境与无奈之中，也可能这是许多基层干部人生中无解的困境。
分居现象也是基本干部的现实困境之一。作者总结道：“分居，这分居不仅是夫妻之间，也是与年幼的孩子。更有甚者分居四五处，自己在镇上工作，爱人在一地，父母在一地，孩子在一地。这种情况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干部对家庭的忽视。” 尕泰家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尕泰的父母在兰州，妻子在县里，孩子在兰州，尕泰自己在乡上工作。作者的写作是人类学的观察和描述。
三
曹文轩在《小说门》中说，“小说往往喜欢异境——特别的空间。这种空间的一大标志就是它的孤立。它远离人类社会，并且似乎在它以外也就不存在其它空间。宇宙突然缩小，缩小到只剩下这一点空间。” 甘南的冶力关池沟村，虽然在现实中并非与世隔绝，但是在诸多方面确实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空间”，《在群山之间》的标题也隐含了这一层意思。在这样的“特别的空间”里，人们往往容易思考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陈涛也是如此。《另一种生活》中陈涛记录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段话说：“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 作者说“这段话很适用于我”，这里面就描写了孤独和人的精神问题，孤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难以忍受的，往往有些人会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表面的朋友来填充自己的空虚和寂寞的时间。但是，作者宁愿忍受空虚的折磨，也不愿意去以屈辱为代价换取表面的友情，看得出作者是一个多么自尊自重的人。在这另一种生活当中，作者感受到了一种时间的变化，原先是生活在严格的时间当中，现在仿佛进入了一个失重的世界，时间犹如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样就必然容易进入独处和孤独的状态中。
在全书的第一节《生命中的二十四个月》中，作者回顾了他在池沟村的这二十四个月，讲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独处”。作者这一问题展开了叙述，他说“在小镇的日子里，我始终在学习如何独处。” 并且说“周国平讲过人在寂寞中的三种状态。一是惶惶不安，茫无头绪，百事无心，一心逃出寂寞；二是渐渐习惯于寂寞，安下心来，建立起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务来驱逐寂寞；三是寂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 作者说，“对照之下，第二与第三种状态我都占了，只是第二种状态多一些，第三种状态略少一些。” “独处”成为一个关键词，虽然作者说第二种状态多些，第三种状态略少些，但我们在《在群山之间》中恰恰是看到第三种状态更多些，第二种状态更少些，因为，这部作品本来就是思考和体验的果实。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其中看见作者为脱贫攻坚所做的工作，作为一个扶贫干部，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为十多所乡村小学建立完善了图书室，并提供了许多玩具、文具、书画作品，为十余个村子建立了农家书屋，以及购置了健身器械，安装了路灯。但是里面更吸引“普通读者”的乃是作者对于存在、生命、自我的思考和体验。作者陈涛在《小镇一日》当中，提到了孤独的问题，在这里面他描写了一个意象，是河边的一棵树，他说：“河边的树今日格外好看，其中一棵，孤零零地立在河道里，枝条顽强地刺向天空，是不屈的倔强，突然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这是寓情于景，这棵树，其实是陈涛内心的投射，是他自己的写照。
在《可不可念》中记述了“我”奶奶去世的事情，那时候五月份，“我”在甘南小镇上，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你奶奶可能不行了。”奶奶已经九十二岁了，已经是高寿了。作者描述道：“我急忙坐火车回家，来到医院下，弟弟陪着我，告知我她的状况，得知真相后，我突然不敢上去看她了，我站在院内树下，每当我尝试着向楼门口走去，眼泪便会涌出来，反复七次，我终于走进病房。” 作者站在院内树下不敢上楼的体验，可能是许多人都曾经在亲人重病时体验过的人之深情。可谓是“近亲情更怯”，尤其是至亲。还有就是作者写道“奶奶病后，我在家的时候，除去睡觉，待得最久的地方就是厨房。厨房之于我，颇似禅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食物之于人就是生活的最本真，而厨房就是这本真生活的具形面目，自己去处理食物，直接接触世界和生存的基础部分，其实就是面对自己内心的孤独，就是面对最本真的生活，是一种精神的修行。《可不可念》表层结构看似写了甘南之外的事，实则与作者在甘南密不可分，恰恰是因为作者在甘南挂职扶贫，才不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奶奶身边。奶奶的去世是对作者心灵剧烈的冲击，也成为挂职干部心灵成长的重要构成部分。
有人把《在群山之间》比做梭罗的《瓦尔登湖》（川妮），有人把它比做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宁肯），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些类比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而我却更愿保守地将其看作一部人类学的脱贫攻坚书写，是“扶贫路上的文学力量”。希望在脱贫攻坚书写中，这样的作品能更多一些！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作者简介：
朱永富，男，1983年生于山东日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省文艺评论家理事，贵州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评论见于《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当代文坛》《甘肃社会科学》《东吴学术》《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刊物。
吴虹燕，女，1998年生于贵州黔南州，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