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得去的故乡”何以可能？——新时代乡土文学初探
进入新时代以来，文坛上以农村改革为题材的乡土文学作品日益增多，书写农民脱贫致富、农村旧貌换新颜，讲述富有时代特色的乡村故事，开始成为部分当代作家的共识。尽管包括乡村变革在内的中国变革尚在历史进程中，新时代乡土文学的发展图谱亦处于初步建构阶段，其总体特征和审美属性还有待深入观察，但这些作品的出现仍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是对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巨变的有力表现和回响，是对新农村进行道德重建和文化空间重构的忠实记录，能够为农村题材写作提供新的、有价值的艺术经验。
在乡土文学诞生之初，鲁迅小说中“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已经呈现出“回不去”的故乡之雏形。此后，“回不去的故乡”逐渐成为百年乡土文学的重要议题。新世纪以来，以梁鸿的“梁庄”系列作品和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更是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展现了传统乡村世界的系统性衰败。新时代乡土文学正是从这里出发，书写时代转折之下的新农村故事，探讨“回得去的故乡”何以可能这一核心命题。
一、从离土到入乡：农村新人的逆向流动
传统乡土中国的社会生活富于“地方性”[1]，“终老是乡”是大部分人的生存常态。然而，随着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大批农村青年通过务工、求学、经商等途径离开故土，传统乡村逐渐呈现出“空心化”状态，“离乡”书写及由此产生的“乡愁”书写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近年来，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返乡入乡”成为农村青年的新潮流。新时代的乡土文学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变化，开始将农村青年的逆城市化流动作为书写对象，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新一代的农村新人形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
总体而言，新时代文学书写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城归”青年，二是返乡参与乡村治理的农村大学生。关仁山在《金谷银山》中着力塑造的范少山这一人物，以及张者笔下齐心合力“拯救故乡赵家庄”[2]的赵建斗、赵建桥、赵建明、赵建光和赵建心等都是“城归”青年的典型代表。他们在事业有成后不忘反哺家乡，最终成为整合乡村产业在地化资源、引导乡村空间多样化重构的重要力量。以范少山为例，这位来自燕山白羊峪的青年农民本已在北京卖菜致富，却始终心系家乡，春节回村时偶遇空巢老人德安自杀，更激起了他拯救白羊峪的愿望。随后他毅然回乡，寻谷种、挖隧道、培育无农药苹果、建设谷物种植基地，最终带领乡亲们走上了一条绿色发展、脱贫致富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范少山最爱读的书是《创业史》，他一直将梁生宝视为精神领袖，并立志“做一个像梁生宝那样的农村带头人”[3]—可见，尽管梁生宝和他所践行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已经成为历史，但范少山们仍在践行他的人生，并逐步成长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新时代的农民英雄”[4]。
如果说已经颇具社会资本的“城归”青年为乡村带来的是经济活力，那么，返乡大学生则凭借其所持有的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活跃的战略思维充分参与到乡村的基层治理和行政决策工作中，为新农村建设贡献了思想的力量。在张者近作《赵家庄》中，大学生村官赵银河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在城归青年的帮助下治理污水，并结合家乡实际设计了“美丽乡村绿色田园综合体”的发展规划，使“回不去的故乡”获得了新生。傅泽刚新作《大地因此有了新意境》同样塑造了大学生村干部麻小坡这一人物形象，他为家乡制定的发展方略是“退耕还林、绿化荒山”[5]——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的发展规划，为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城归青年和大学生村干部原本就与乡土世界血脉相连，他们的逆向流动不仅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空间的联通、交叠，更意味着乡土世界的新变需要从根本上借助自身内部的力量。由是观之，农村新人的逆向流动便具有了明确的象征意义，新农村建设的在地性由此得以彰显。
二、从缺席到在场：边缘群体的话语表达
前文已经提及，《金谷银山》中的老德安自杀是促使“农民英雄”范少山回乡的重要事件。事实上，小说还提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老德安是个睁眼瞎，不识字，当然也就没留下遗书；老德安没有左邻右舍，平常里，跟村里人也很少走动，人们也就没法子知道他自杀的原因。”[6]换言之，老德安至死仍处于“失声”状态，而这恰恰是乡土世界中边缘群体的共同困境。正如黄灯所言：“天聋地哑的悲剧，若不能用文字呈现，最后只会被生活的泡沫冲刷得无声无息。我知道，这不是个案，而是一个沉默群体的共同境遇。”[7]新时代乡土文学则试图打破这种沉默，通过书写边缘群体的命运、彰显其主体意识，展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
季栋梁的《上庄记》、江觉迟的《雪莲花》、刘云霞的《石头沟》和柏祥伟的《亲爱的小孩》等作品都较为集中地关注了乡村留守儿童上学难的问题。以《上庄记》为例，小说以扶贫干部的视角书写西北大山深处上庄村的孩子们在求学过程中所面临的重重困难：物质匮乏自不必提，学校根本没有教师，只能靠扶贫单位的下派人员临时支持，并且需要一个人教几个年级的所有科目；受“撤点并校”政策影响，高年级学生需要每天步行十几里去附近的村镇上学，教学质量却同样无法保证；学习好的孩子（如马鹏程和马万里）想要转入县市级学校，既需要动用人脉关系，又需要经济支持，普通山村家庭根本负担不起；考不上大学的孩子选择外出打工，意味着代际贫困的延续；考上大学的孩子（如杨家泰和吴良）始终面临如影随形的制度性歧视，时时可能陷入怀疑自我、迷失自我甚至否定自我的境地……
值得肯定的是，作家并没有以同情的眼光转述这些孩子的遭遇，而是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发声机会。小说中考上大学却试图退学的吴良讲述自己的心理动机称：“读到大学毕业，我肯定是不能回到上庄来成家立业。就是我想回来，我爹我娘也不愿意，他们不甘心。可要在城里安家谈何容易，一套房子凭我得多少年？他们能不管？所以我读到大学毕业，不但不能终结他们的苦难，反而延伸了他们的苦难，让他们不堪重负。不读大学一切就简单了，我就还是个农村娃，咋活也没人说啥，大不了骂我个没出息的货。”[8]如此无望的自我剖析，既折射出人性的深度，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的觉醒和主动的反叛呢？
与之相类，《上庄记》《金谷银山》《战国红》《野望》等作品还无一例外地对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生存境况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尽管“出场”并不一定就代表“在场”，但新时代乡土文学中对边缘群体自我表达的书写仍不失为一个令人欣喜的进步，既呈现出新时代文学对农村教育缺失和家庭裂变所带来的现实性问题的焦虑，也展现了新时代作家为底层发声的勇气和担当。
三、从背景到前景：乡村风景的别样书写
风景书写一直是乡土文学的重要构成，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曾凭借启蒙理性的批判目光“发现”了乡村，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又以诗意的呈现取代了文化批判，建构了乡村风景的另一重书写维度。然而，在“被发现”、“被审视”或“被诗化”的过程中，乡村风景始终是现代作家剖析社会与人性，表达个人情感的中介，是一种背景式的存在。与之相较，新时代的乡土文学显然更加注重乡村风景的独立价值，并有意识地将之作为重塑乡土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出坚定的文化自信。
生态自然观是新时代自然风景书写的核心理念，徐刚的《自然笔记》、沈念的《大湖消息》、彭学明的《马王溪光景》、郭保林的《那片年轻的土地》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这类作品往往采用纪实的手法，将地理环境、自然生态、风土人情、生存状态等糅合起来，揭示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内在关联，从而实现对生命本体存在的深度认知。在非虚构作品《大湖消息》中，麋鹿、候鸟、江豚、欧美杨林等动植物与人和土地的命运紧密相连，正如沈念所言：“鸟不只是属于天空，鱼不只是属于流水，植物不只是属于洲滩，人不只是属于大地，它们所组成的生命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塌陷和破坏，都可能导致系统的紊乱。”[9]当人与自然以平等的姿态隶属于一个共同体，自然风景本身的重要性便得以凸显。
与自然风景相关联，文化风景也是构建乡愁记忆的重要符号。“如果将乡村视作为一个前现代的生活聚集体，则这一聚集体与现代以城市为主体的聚集体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在农耕文明之下形成的风俗人情，以及与之相关的伦理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下一个断言：无风俗，不乡土。”[10]总体而言，民风民俗、方言土语、历史掌故甚至饮食习惯等都可纳入文化风景的考察范畴。而新时代乡土文学的重点显然不是对民俗文化背后潜藏的民族根性进行冷峻的反思，也不是通过田园牧歌式的文学想象对乡土文化传统作挽歌式的追怀，而是在日常化书写中展现新旧时代交织下文化风景的变异与扬弃，从而为文化风景的长久留存提供思路。付秀莹有关“芳村”的两部长篇《陌上》和《野望》或可为文化风景的日常化提供注脚：同样是描摹“芳村”的文化风景，《陌上》的相关书写集中于“楔子”部分，以风俗画的形式展现芳村的历史传说、族群构成、街道布局、节气与民俗等等；《野望》的手法则更加纯熟，整体以二十四节气建构全书，人物故事、自然风景与文化风景彼此交融，风俗、民情和历史都以触手可及的方式渗透在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成为一道活动的风景。这也提示我们，文化风景本源于日常生活，也只有以日常生活中的人为载体才能彰显其生命力。
在新时代的文学书写中，生态化的自然与常态化的民俗共同构筑起与生命相关联的乡土记忆，新时代的乡村风景已经初见雏形。随着农村新人的不断涌现，边缘群体的发声途径日渐增多，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时代的乡村风景将是更为美好的存在，故乡也终将成为可以“回得去”的地方。当然，新时代的乡村仍在发生巨变，简单化、概念化的写作模式显然并不符合当下乡村故事的实际，如何重建自身的话语系统，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书写乡村，是新时代乡土文学应该持续思考的重要命题。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2]张者：《赵家庄》，《人民文学》2022年第3期。
[3]关仁山：《金谷银山》，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424页。
[4]孟繁华：《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56页。
[5]傅泽刚：《大地因此有了新意境》，《人民文学》2022年第4期。
[6]关仁山：《金谷银山》，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7]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年，第3页。
[8]季栋梁：《上庄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10页。
[9]白洁：《沈念：写作者都承担着保护自然的责任》，《山西晚报》2022年8月5日。
[10]杨庆祥：《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