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子围《十月的土地》

　　2021年，津子围出版了33万字的长篇力作《十月的土地》，小说通过讲述章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的东北历史画卷，其对近现代东北的独特观照为当下东北叙事开拓了新的面向。不止于此，《十月的土地》还探讨了一个古老的话题，即文学与历史之间究竟是何关系，二者在不同的时代又展现出怎样的缠绵关系。尽管历史上并不乏回答这些问题、厘清亘古暧昧的尝试，但就《十月的土地》而言，可谓以艺术实践的方式再次回应了这一困惑。在这部小说中，津子围更像是一个艺术锻造者，以历史与家族为材质，熔炼出一杆语言之秤，衡量放置于其上的历史、战争、人性、伦理，实现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均衡。

　　一

　　近年来，东北叙事成为文坛的热点和文学研究的显学，甚至由于东北独特的地理意义，以及东北叙事所蕴含的别具一格的文化意义，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还提倡专门建立一门“东北学”。曾经的辉煌与今天的落寞，发生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的落差让人吃惊和遗憾，而这份落差之间所构成的却是引诱想象与叙事的胜地。然而，无论关于东北的想象与叙事如何，所有对它的观照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难以隐藏的深情与企盼，渴望它重焕荣光，毕竟，一个没落英雄的悲情总是那么打动人心。作为同样对这块土地怀有特殊感情的人，王德威认为，振兴东北的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让人们在故事中了解东北，了解它的沧桑与荣光，它的落寞与尊严。但同时他又强调：“所谓故事，当然不只是虚构的起承转合，而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像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1)也就是说，所谓的东北叙事不仅是单纯提供故事以满足对它的窥视，也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与现实，启动文学的记录功能，而是在故事的讲述中暗示价值判断，因为没有价值判断的故事，只能是一堆由虚构拼凑而成的事实碎片，只有提供价值判断才能使文学超越事实而成为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以艺术的方式重返历史现场，就不单是还原历史，甚至还要击碎史实的外壳，吹散附着于其表的迷雾，让历史的核心裸露出来，因为只有拂去面纱的历史才能够成为参与当下的活跃力量，才能够重建历史与当下之间的紧密联系。至于当下的东北历史书写，也只有恪守这样的叙事伦理，才能成为振兴东北文学的方法之一。

　　前些年，东北小品为全国人民塑造了一个娱乐化的东北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通过自我矮化、丑化而博众人一笑的东北人，但在捧腹大笑之后，如果我们仔细品咂会发现，这种讨好式的喜感背后其实是一种苍凉的自卑感，虽然一笑之后，并没有多少人留意那个自卑的东北与东北人。这几年，常常在“铁西三剑客”这一后置的旗帜之下被热烈谈论的三位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再次将东北推上社会舞台的前景。当然，在此之前还有李铁等作家。与娱乐化东北叙事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呈现的不是幽默感与自卑感交织的东北人，而是低迷、失意、彷徨，却又不甘于低迷、失意、彷徨，但同样具有严重撕裂感的东北人。其实，除了上述两种想象与讲述东北的方式之外，一直都隐现着另一种东北叙事，这种东北叙事传统由“东北作家群”开创，在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以及骆宾基等人笔下，黑土地构成了叙事的主要形象和意象，东北农民与土地的神圣关系以及农民、民众所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命意志成为东北叙事的聚焦点。当代东北作家迟子建、刘庆乃至电视剧编剧高满堂等人赓续了这个潜匿而绵长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同时更是在一种虔诚而自信的意识下全景、深入、理性地讲述东北、观照东北，再现东北的丰富历史和多姿的文化形态。如迟子建的《伪满洲国》重新回顾了1932—1945年这一段伪满时期的历史，以这段特殊历史为视窗，观照东北乃至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社会与人心。小说洋洋洒洒60万言成就了雄浑的史诗风格，但难得的是，这种宏阔气象并没有掩盖东北文学所特有的野性与神性，神秘感与传奇性。刘庆的《唇典》也秉持着这种东北叙事精神，同样以一种史诗精神观照东北历史，其独特之处在于将萨满文化贯穿于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与理解生命的特异视角，而这种特异性也是东北这片神奇的土地所独有的。可以说，这些作家既呈现了东北的苍茫历史，也捕捉到了它的核心精神与独特魅力。

　　细细观察，津子围之前的一些作品也不乏东北叙事，但像《十月的土地》这样以一种系统、全景、史诗模式叙述东北，则是第一次。在《十月的土地》中，津子围既承继了东北现代作家的写作精神，同时又熔铸了自己的风格来想象与讲述东北，踏上了一条回溯现代东北历史起点的道路，为东北叙事的当代性找寻历史依据，进而为振兴东北文学探索新的可能性，或者，从文化史与精神史的角度为东北找寻精神坐标与自信。这种历史观曾作为一种信念催促历史学家投身于历史写作之中，比如，在1932年，傅斯年曾感叹：“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2)东北事系于国事，因此，对东北缺乏了解就不仅是斯文寡陋的问题，而更关涉国族家族的生死存亡，基于此，他写作了《东北史纲》。然而，今天，再持东北事以问国人，又有多少知其蕴者呢?东北曾经的风云变幻已经消隐于历史的幕布之后，如今被置于前景之中的东北是落寞而孤独的，等待着遮盖于其上的幕布被缓缓揭开，等待着在故事中被重新讲述，等待着在语言中被激活复苏。而恰在此时，《十月的土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曾经沧桑却不失荣光的东北，这对于了解东北历史、东北精神乃至东北当下，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十月的土地》中，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发现某个在东北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甚至标志着中国现代性曲折历程的历史事件。所谓不经意，一是缘于小说从容和缓的叙事风格，二来则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是由最为普通的人物演绎的，因此显得不动声色。比如，关于第一代主人公章秉麟的身世经历，津子围是这样描述的：

　　有一种说法是，章秉麟祖籍山东蓬莱，科举考中过举人，先后在墨尔根和宁古塔做过官。也有一种说法是，章秉麟曾随三品卿吴大澂到吉林帮办“移民实边”事务，驻军屯田，光绪十七年(1891)在三岔口参与官垦，当时，任帮办委员，月薪银十两，车价钱三十千文，因此渐渐置办起家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年事发，官垦大遭破坏，驿路再度荒废，章秉麟就移居莲花泡老宅。还有一种说法是，章秉麟二十八岁就弃官从商，往返于俄境双城子、海参崴和三岔口之间，还曾在佛爷沟采参、在交界顶子淘金，渐渐积攒起家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来到山清水秀的莲花泡，开垦土地……(3)

　　关于章秉麟的人生，作者采用三种“说法”来交代，这就意味着章秉麟的人生经历并不是确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又意味着他的人生是神秘的、传奇的。因为，只有传奇人物的人生经历才能被人口口相传，因此，三种“说法”的安排符合小说中章秉麟的人物设想。可又不止于此，作者通过三种不同“说法”尽可能多地交代了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绝无可能发生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因此，作者通过三种“说法”的交代方式将这些事件串联起来。通过这三种“说法”贯穿于章秉麟这个既普通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身上的历史事件有：闯关东、移民实边、庚子年事件、中俄外交、淘金热等，这些历史事件本身又包含极大的信息量，并且，这些信息并不指向可有可无的世俗琐事，而是通过它可以透视其所属时代，把握时代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些历史事件与个人的生命史相遇时，它不仅让个体的生命绽放出神秘而厚重的光彩，同时又让历史因为个体的穿透而富有了生命气息，于是，历史不再是悬浮于书籍中的与普通人无关的叙事，不再缥缈甚至抽象，而是因为进入到具体的生命体后拥有了经验性与实在感。其实，这正体现出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伦理的交织：文学面向人，历史面向事，而历史小说的叙事伦理则要求它将人与事融为一体，彼此映照。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描述了日俄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贯穿于东北的当时世界最长的铁路——中东铁路等。东北曾经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性最早开启的地域之一;曾经因为丰厚的矿藏资源与辽阔肥沃的土地资源，而被视为可以寄予希望的栖息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闯关东者来此建立家园;20世纪上半叶东北就已经拥有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49年以后，更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曾经如此深刻地与重大历史事件相遇，甚至其中一些事件还成为改变历史的转折点，难道这些不是东北这块土地的荣光吗?难道这些荣光不应该重新绽放来照耀这块失意的土地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小说毕竟是一种艺术，而非一份激昂的宣传手册，因此，津子围在《十月的土地》中呈现这些历史事件时总是含蓄的。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恪守小说伦理与自己的职业道德，不愿意刻意地彰显这些“荣光”，而是带领读者自己去发现、去看见，唯有如此，那些“荣光”才能够深切地震荡人心，让人们在回眸历史时记住它的尊严。

　　刘大先在《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一文中曾提醒，当下东北叙事及其阐释，必须“将东北书写历史化，认清它所处的历史和所讲述的历史，从理论的层面分析其叙事的社会意涵，进而将其当代化，从中发掘其现实性和生产性的所在”，(4)如此才能使东北书写获得普遍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只有在对东北历史及其当代意义深切了解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在东北叙事中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同时，我们又必须明晰历史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尽管历史小说的叙事价值很大一部分是由历史支撑的，但是以历史的标准去衡量艺术却被公认是荒谬的，因此，如何看待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几乎成为所有历史小说需要面对的永恒问题之一，而在具体的写作中，如何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保持平衡，则考验着小说家的写作功力。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罗素的一段话颇具启发意义：“为了使我们这个迷醉的时代恢复清醒，历史可以起一种重大的作用。我不是说这应该由任何一种假定的‘历史教训’，或者由任何一种易于用某种言语公式表述的东西来实现。历史所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不仅是为历史学家们而且为所有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开阔眼界的人，表现某种精神气质，即关于当代事件及其与过去、将来的关系的某种思想方法和感觉方式。”(5)也就是说，历史叙事的价值绝非简单地呈现历史事件，也不是提供训诫意义上的历史反思，而是通过勾连过去来理解当下，为正在行进中的时代提供一种可以穿透现实迷雾的思想方式，而对历史事件的烛照，对时代精神的打捞，并以当代性为纽带，大胆而不失理性地对历史做出价值判断，同样大胆而不失睿智地对未来做出预见，大概只能邀请艺术的参与。

　　在《十月的土地》中，我们所了解到的东北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以艺术而非以史实或知识的方式呈现的。具体表现为，小说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及其命运走向来展示近现代东北历史。这种对历史与艺术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使小说获得了广阔而厚重的历史感，另一方面，又使历史在小说这门艺术的锻造中活色生香地显现了出来，使小说实现了艺术的历史化与历史的艺术化，即对历史与艺术的双重超越。

　　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当代性乃是历史叙事的逻辑起点，也是历史叙事的终点所在，更何况，对历史的纯粹还原根本上是一种妄念，而历史叙事所应该还原的是历史的精神质地。因此，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为什么要进入历史，又带着什么问题以及以什么方法进入十分关键。就这一意义而言，小说讲述历史的时间与小说所讲述的历史时间同样重要，这几乎关涉作者将用怎样的视角进入故事，又可能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文学史上自古便不乏东北书写，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东北书写，新时期工业题材视域下的东北书写，以及21世纪以来“新东北作家群”的东北书写，都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东北这块土地的复杂性，但因为讲述的时间与角度的不同，使这些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格调，而相较其他作品，《十月的土地》则彰显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

　　20世纪30年代可谓是启蒙与救亡合奏的时代，这一时代特质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多囿于此框架。比如，“东北作家群”中“二萧”的作品就呈现出启蒙与救亡的维度，尤其是萧红的《生死场》，以抗日战争为分割线，前一段奏响的是启蒙的旋律，后一段则胶着于时代的革命需求，充分体现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则更明显地突出了革命与救亡的主题，鲁迅在其序言中评价道：“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6)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八月的乡村》，小说所讲述的时间与小说讲述时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二萧”当时身处历史现场，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是当时的历史情绪和时代表情，正如高翔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总结：“东北现代文学既伴随着东北社会形态的演变而发展，又与中国现代文学同步而行。”(7)作为历史叙事，相同的历史事件因为讲述时间的不同，其内涵与价值指向也不一样。同是观照20世纪上半叶东北乡村世界，站在21世纪的今天，津子围采取历史回望的视角，重新回眸上个世纪的东北，也就是说，小说所讲述的时间与讲述小说时的时间是错开的，这一段错开的时间为作者提供了重新讲述历史时所必要的冷静与理性，以及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此时此刻，附着于这部小说之上的情绪与表情，就不只是来自事件所发生的历史现场，更有当代的价值判断参与其中。

　　“十七年”时期的历史叙事，其格调多是恢宏的、崇高的，人物个体总是淹没于集体之中。新时期以后，先锋小说拆解了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想象，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虽然讲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抗日战争史，但其中更为荡气回肠的是小说中作为个体人物的血性，历史在此只保留了最为基本的框架。也就是说，先锋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并不承担记录历史的功能，如果在先锋小说中苛求历史的细节真实有时恐怕会南辕北辙。《十月的土地》同样想象历史，但它不解构甚至还经由想象建构历史，而在建构的过程中，它同样回避掉了“十七年”时期那种对历史事件进行宏大化处理的叙事策略，而由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及其故事来演绎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个体生命并没有淹没于历史事件之中，成为推动历史演进的抽象符号，而是经由艺术化处理，附着上了奇异生动的色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历史的沉闷与呆板。比如，第一代主人公章秉麟的神秘消失，第三代主人公章文德的魔幻式的死里逃生，还有能沟通阴阳两界的小货郎，等等，这些神奇的人物与事件，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东北这块土地上的特有“现实”，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福笔下的魔幻拉丁美洲一样。如果不邀请超现实的加入，便不足以全然地理解小说中所呈现的那片迷人的土地，但另一个事实是，个体生命及其黏附于其上的传奇性，确使小说中的历史在不失去完整性与真实性的同时，获得了更为丰富与生动的表达。

　　除此之外，《十月的土地》对历史事件的勾连是通过家族叙事的方式展开的。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宗法家族社会。尽管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宗法社会解体，但作为文化的宗法伦理却依然根深蒂固。因此，理解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家族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切入点，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从来不乏家族史诗叙事的原因所在。新时期以后，苏童、刘恒等作家也曾以家族叙事的方式呈现历史，只不过，他们更多是以反思的视角去看待历史、文化以及人性，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五四传统，其作品颇具启蒙主义色彩。而《十月的土地》中的家族史叙事既没有延续这种反思维度，也不发散启蒙色彩，小说中的家族就是某一段历史时空中最为普通也最为个别的家族，津子围将家族从文化的家族、阶级的家族中剥离出来，还原为一个特定历史际遇中的自然家族，以及这个家族中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并且，津子围还将现代小说中的现代性元素纳入到传统的家族小说叙事之中，践行着现代小说勘探人之存在的美学任务，并由此使作品呈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比如，主人公章文德这一人物形象，其对土地那种超功利式的深情，不是古典性的而是现代性的。其弟章文海曾概括地说，他们的父亲章兆仁热爱土地是因为土地能够养人，而章文德热爱土地却是无目的性的。也就是说，章文德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所体现不仅仅是农耕文明中的天人合一，更具有一种现代性内涵。

　　三

　　我一直在想，20世纪东北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重要事件，比如东北的抗日、东北的解放、东北的工业体系、东北的国际化等，将任何一件纳入小说都可以演绎成一部恢宏而壮丽的史诗，可津子围为什么选择费尽笔墨去书写一个最为普通的农民家族，尽管这个农民家族与东北历史上的诸多事件互相嵌入，但委实离“恢宏”“壮丽”远了点。而我的猜测是，在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几乎是全面覆盖的年代，他要以艺术的方式谱写一曲农耕文明的挽歌，写下他对农耕文明充满清醒而不失忧伤的怀念，尤其写下在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对撞时，那些在震荡之中的人怎样延展自己的生命，又如何安顿自己的情感。

　　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说，小说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去表达关于世界与人生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哲学家那里可能只需要几句话甚至一句话就可以表述，且明白而高效，但是小说家却要为此费尽心力去编织一个故事，来表达一个可能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道理。那么，小说家为何如此青睐这费力却并不一定讨好的事情呢?原因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相对于明白高效而言，他们更爱曲径通幽，因为只有在曲径通幽的褶皱中才能够真正地感受人性的复杂质地和这个世界的丰富面向，他们迷恋的是“丰富”，是实现“丰富”的悲喜哭歌，是“复杂”，是构成“复杂”的爱恨情仇，而不仅仅是明白高效的抽象观念本身。就《十月的土地》而言，小说人物众多，有农民、猎人、军人、商人、土匪等，而这些人物的因缘际会与命运变迁便构成了小说曲径通幽的褶皱与纹理。并且，为了实现小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十月的土地》中的五个主要人物章秉麟、章兆龙、章兆仁、章文智、章文德都被塑造成福斯特所说的那种圆型人物，这种圆型人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像一个水晶体一样拥有多个侧面，即便不将之放置于阳光下也能折射出绚丽而跳跃的色彩，因此，任何一种单维的解读都不能全然地概括他们。不止于此，我还相信，这部小说在呈现与观照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多么诚恳，作为东北人的津子围对他脚下的土地怀有怎样不可置疑的深情;同时我又相信，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他既为历史与故土而写作，也为人与艺术而写作，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两种写作，从始至终就只有一种写作，因为所有的写作都是以艺术的方式指向人的，这是写作的起点，也必是写作的终点。所以，尽管总体上《十月的土地》是一部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但在呈现历史与家族变迁时所使用的却不是春秋笔法，而是进入个体人物的生命肌理之中，并尽可能地调动诗意去柔化史诗叙事所容易形成的宏大感。比如，小说开篇叙述了小时候的章文德，因为身染霍乱而正处于弥留之际，显然，这是一段有关疾病与死亡、痛苦与绝望的文字，但我们不妨看一下津子围是如何描述的：

　　他恍恍惚惚地觉得，这只是一个十分漫长、难以醒过来的梦魇。那个梦魇是这样的，他变成了一颗发芽的豆子，一点点伸展着腰身，一点点向上努力着，他在拼尽全力拱破地皮，只是，头顶的地皮太硬了，坚硬如石。他艰难地生长着，从泥土里挣扎着……露水打湿蒿草的时候，章文德闻到了腥丝丝的泥土味儿，好像女人生孩子后，丈夫在炭火铁盆烘焙胞衣时散发的那种令人钻心入肺的腥味儿，只是这里的气味更浓厚、更丰富、更复杂一些。甩开脸上的土，章文德看到了高天的启明星，那时天还没亮透，朦朦胧胧显现了蛋青色。(8)

　　这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其精彩之处在于，津子围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去写疾病，化解了人们对疾病的刻板印象——疾病不仅是生理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绝望，在艺术的世界中它还可以是诗意的。当然，这段描写并不是一段单纯的文学炫技，作为小说的开篇，作者在这段描写中细化了主人公章文德弥留之际的心理感受与生命体验，还暗示了他的人格与命运，为小说的后续发展埋下了有意味的伏笔。章文德一生热爱土地，守护土地，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土地的热爱是超功利的。当他被大掌柜章兆龙骗到章家金矿做挡箭牌与“替死鬼”时，他不在乎自己的尴尬处境，一头扎进金矿附近的荒地，垦荒种植，忙得热火朝天;当他被抓进胡子窝时，就在胡子窝附近继续垦殖，甚至还实现了大丰收，让胡子们一个冬天都吃喝不愁。事实上，他生命中多次逢凶化吉看似不过是幸运，实则与他的这份单纯与赤诚有很大关系。一个能超越功利目的而爱着什么的人，总能给人以信任感与安全感，所以，不管是在金矿，还是在胡子窝，章文德看似柔弱甚至呆痴，但总能获得他人的信赖与好感，而正是这些人格中闪烁的光芒使他一次次化险为夷。

　　章文德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小说人物，就是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打包工汉斯，那个打包工汉斯把他三十五年如一日地置身于废纸之中的打包生活，称为love story，而实际情况却是每个月他需要处理两吨重的书籍，除此之外，还有从花店买来现已枯萎的花枝、批发店的包装纸、旧节目单和废车票、裹冰棍和冰激凌的纸、溅着绘画颜料的废纸、屠宰场送来的大批湿漉漉血污斑斑的包肉纸、照相馆切削下来的扎手的尖角儿、办公室字纸篓的废纸……这一切看起来与“爱的故事”并不相配，甚至卑微、繁重、脏乱、危险，但汉斯仍然坚持说，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当然，我曾经怀疑，赫拉巴尔是不是在美化苦难，但很快就打消了这样的疑虑，一方面赫拉巴尔本人就曾经从事过打包工的工作，所以他深知这份工作的所有艰辛之处;另一方面小说其实并没有回避汉斯的苦难，反而是将这些苦难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只不过，赫拉巴尔给这一切都涂抹上了一层诗意的色彩，而这些色彩与其说是在美化苦难，不如说是赫拉巴尔在以诗意的方式，赋予卑微的小说人物以尊严。

　　在《十月的土地》中，津子围同样也以诗意的方式赋予小说人物及其惨淡生活以尊严。尤其是章文德这个普通农民，他确实太普通了，甚至软弱、呆痴，但他热爱土地、守护土地的样子让人敬重。《十月的土地》提供了一个重新看待农民的视角，这个农民不是虚荣愚昧的阿Q形象，不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进步农民梁生宝形象，不是在一次次绝望中“活着”的福贵形象，也不是孤独倔强的“单干户”蓝脸形象，津子围以现代精神穿透他笔下的人物，塑造了一个具有“超功利”精神的农民形象。所以，在小说中，他既不以启蒙的视角俯视这个人物，也不以人道主义情怀去悲悯他，而只在和缓而不乏温情的叙事中娓娓道来他的命运，并且在娓娓道来中显现他平凡中的高贵。

　　历史小说的写作是有难度的，因为作者必须处理好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太实，或者过于历史化，会让小说胶着于现实，丧失想象的空间，进而丧失审美价值;太虚，或者过于艺术化，则会让小说游离于现实，丧失历史感，进而丧失真实性。因此，处理好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考验着从事历史题材写作者的功力，而津子围显然通过了这项考验——在《十月的土地》中，他以艺术的方式，在人的命运中演绎历史，又在历史的滚动中抚慰人的命运，让小说折射出了丰富的异彩。

　　注释：

　　(1)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2)傅斯年：《东北史纲》，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8)津子围：《十月的土地》，第19、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

　　(4)刘大先：《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5)〔英〕罗素：《历史作为一种艺术》，〔英〕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74、175页，张文杰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编年版第9卷，第1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7)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第1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