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战争叙事——评房伟长篇小说《石头城》
房伟这些年的创作一直走在人们对他阅读期待的前面，因为不管怎么说，人们此前对房伟形象的定位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学者。虽说这几年学者写小说渐渐多了起来，几成风气，但怎么说总给人玩票的感觉。但是，房伟的创作这些年却给人当了真的感觉，从长篇到中短篇，而且一写就是一个系列，他的创作形象在读者心中越来越稳定而清晰。不过，不管房伟的创作势头如何强劲，他的学者形象依然是对其创作学意义上解读的意义与风格背景，对房伟了解的专业读者尤其如此。事实上，就房伟这几年的创作而言，他的写作方式确实与他的学术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将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对学术资料从文学创作上进行二度开发；比如，重视同类题材作品的比较，在它们创作的空白处与缝隙中寻找突破；又比如，以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双重自觉与自信，摒弃文学创作上的审美偏见，将多种小说类型熔于一炉……
可以将房伟的新作《石头城》看作是其抗战题材中短篇系列的延续或集大成。据房伟讲，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他有幸接触到了大量有关抗战的第一手资料，并引发了创作冲动。他这一中短篇系列中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有故事与人物原型，而且，对每一篇作品涉及到的知识作者都进行了仔细而认真的准备。看得出，这样的准备既有档案的，又有田野调查的，包括历史的、军事的、地理的、民俗的，特别是有关日本方面的知识尤为特别，它对房伟在对日本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为了写作《石头城》，房伟对南京，对南京抗战史包括南京大屠杀真是下足了力气，做足了资料的准备，背着背包穿行于南京的大街小巷，成年累月地泡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种知识考古般的描写在《石头城》中确实显示出了素材的力量。
如果从题材上说，房伟此时以南京抗战为表现对象并不占优势。抗战一直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热门，而南京又因为是当年民国的首都，南京保卫战在文艺创作中地位更显特别，又因为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使得对这一题材的创作在这几年呈现出蜂拥之状。当然，也因为南京抗战的这些特殊性，又使得这一创作领域一直处在未完成的状态，并且随着历史资料的发现，历史观念的变化与战争文学的嬗变始终提示着这一创作无穷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相对独立的书写史上，我们才可以看出房伟的思考与发现，以及他的另辟蹊径和这部作品与此前书写史的区别。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房伟达成了他的创作意图，《石头城》以其鲜明的表达使得它在同类创作中特立独行，它将南京抗战的文学书写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石头城》拓宽了南京抗战的表现领域，对战争进行了新的思考。就目前所见南京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而言，绝大多数都是宏大叙事，它们或以南京保卫战为主，或以南京大屠杀为主，这样的战争叙事将某一战事的主体置于中心位置，并将其作为作品矛盾冲突的核心与焦点。应当说，在大规模战争中，决定着战争总体进程与最终结果的自然是参与战争的主要力量，它们直接体现了战争的意图，动员了绝大多数的战斗力量，并以其大规模的作战形式决定了战争的走向。但是，战争的意义要比我们一般的理解宽泛得多，也深刻得多。战争从时间意义上说不仅是直接交战的开始，从空间意义上说不仅在战场，从参与者说也不仅止于战斗员。战争是解决敌对双方不可调和矛盾的极端的也是最终的形式，因此，严格意义说，战争起于矛盾的白热化，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过程。当战争展开后，它波及的空间也会随着战争的进程越来越大，一切与战争有关的都可以称为“战场”。同样，只要是与战争有关的人员，都可以视为战争的参与者，这样的参与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与此三点相应，战争固然可以体现在战斗员直接交战的战场，也可以以其他形式发生于任何时间与空间，并且呈现出与主战地不一样的战斗形式，可以说，它们是“非典型的战争”。《石头城》与其他南京抗战书写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对非典型战争的表现。小说以蒋家一家人的遭遇为叙述线索，以蒋家的长孙蒋巽丰为主要的叙事视点，讲述了南京抗战前夕到抗战结束这几年的故事，而整个故事框架则置于蒋家后人的回溯之中。作品虽然也有南京保卫战与大屠杀的正面描写，但是，置于主体的都是非典型的战争。除了小说也涉及到的谍战，那些民众自发的战争形式在此前的南京抗争叙事中很少涉及，而这却是当年南京日占期间一直不断的战事，是南京一直作为战场的特殊的战争存在。从童子军到磨剑社，从地方少年自卫团到红山义勇军，参与这些非正规战斗团体与作战行动的有市民，有学生，有游民，甚至有僧人、小偷、土匪，而其骨干竟然是一些少年。不得不说，这是房伟对南京抗争的一次打捞，也是对中国现代史的一次寻勘。这样的叙事并非完全虚构，如前所述，它是建立在房伟坚实的史学工作前提之下的，比如童子军，小说中蒋巽丰参加童子军时有这样一段叙述：
小学高年级才有童军训练。一周一次，配合公民课。民国二十五年被定为儿童年，童军活动恰逢其时。中国童子军司令部还出了月刊，《三民主义纪》《总理事略》这些东西，巽丰不耐烦读，《国耻小史》看得滚瓜烂熟。各种军事礼节，如执棍礼，徒手礼等，听父亲说过。他最想学的，还是野外生存训练，比如生火，野炊，追踪侦查敌人，还有枪械使用。巽丰这个年龄，摸到枪较困难，要成为‘高阶童军’才有希望，他想得上几个徽章，向朋友炫耀。学校说十月下旬，召开全国童军大会，表现优异的，能提前获得枪械武器培训。
正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加上这样的非典型战争才是战争的全部。从严格的战争史说，许多非典型的战争的战争意义也许不大，但是，它却是战争社会化、平民化、全民化、内在化的表现，它们体现了社会与民众的战争评价、战争心理，是战争文化的深刻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战争一方的压倒性优势，当然也不是纯粹职业军人的力量对比，而是非战争要素的战争化才决定了战争的价值，它恰恰显示了战争力量的对比，显示了战争最终的必然结果。《石头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化了中化民族抗击外侮、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民意基础。
《石头城》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它的非典型战争叙事线索，另一条是它的战时日常叙事线索，在小说中，这两条线索是交织在一起的。一般的历史研究往往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战争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支持这种分类叙事的观念是，战争必然是与日常生活为敌的，战争的开始即意味着日常生活的终结，因而战争也被认为是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社会行为与生命形态。这样的观念也对战争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战争文学中，日常生活常常被简化甚至被删除，即使存在，那也是被组织进战争故事的总体叙述中，成为战争叙事的单元与构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历史中的战时日常生活叙事是缺席的，直到历史研究的晚期转型和日常生活理论的兴起，战时日常生活叙事才被提出来，甚至成为了专门的学术领域。房伟对这样的学术转型自然了然于胸，他试图将战争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共时性地在战争叙事中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也就是说，《石头城》不但表现南京抗战，同时试图全面地再现抗战时期南京的日常生活。当然，不管是从历史意义上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决定性影响，还是从《石头城》的作品属性上说，这种日常生活叙事应该也看作是非典型战争叙事。
日常生活理论发展迅速，其内容已经非常丰富复杂，而对文学来说，日常生活的要义无非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特定时期与特定情境下的生命形式与生存状态，一是特定时期的社会形态，包括社会的组织形态、文化状况、时代精神氛围，直至特质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等等，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总和的具体化。所以，对日常生活的表现首先是对人的命运的叙述。《石头城》以蒋家为中心展开故事。蒋家是南京世家，虽说不上是“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但不管是文化传承与日常起居用度，都说得上人丁兴旺、家境殷实，是书香门第。蒋老先生蒋亁中是大学教授，大公子蒋坤典是军官，二公子蒋坤安是名店大厨，三公子蒋坤模在政府做事，小姐蒋坤瑶大学在读，孙子蒋巽丰半大少年，渐通人事，孙女巽玉也已绕膝。这是一个新旧参半之家，家里既有维新的，也有吃斋念佛的。老先生虽然固守传统文化，但对新派也持宽容态度。所以，大公子可以讨妓女来做小老婆，二公子可以置美好前程不顾，一头扎进厨艺，小姐更是潮人，哪里激进就往哪里去，连孙子也整天忧时愤世，恨不得杀到前线……如果不是战争，这一家人的生活可以想见。但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老先生大义凛然，最后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大公子战死沙场，老太太蒋鲁氏和孙女蒋巽玉病殁于逃难途中，大媳妇柏翠芬、二媳妇柳如春不堪日军凌辱，先后自杀身亡，三公子几经辗转，绝望中远渡重洋，二公子困守南京，稀里糊涂地进了军统，居然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小姐进了抗日组织，在短兵相接中和恋人一起与敌人同归于尽，大公子纳的小媳妇周慧无奈中重操旧业染病而亡，主要人物兼叙事人蒋巽丰在抵抗活动中，几进几出，死里逃生……而由这家人所带出的其他人物也都在战争中被甩出原先的生活轨道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虽然战争改变了他们原先的生活形态，但是，战争下的生活也是生活，并且随着战争的常态化而日常化。日常生活就是具有这样力量，不管外力如何强大，不管个体的命运有多大的变化，甚至外力中断了大批个体的生命，但是，只要生命还在，就会有生活，就会有社会与文明的接续，也就会有维持这种接续的方式、方法，从而形成特殊时期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这类叙述的难度极大，比如小说中对二公子蒋坤安沦陷区生活的描写。战争爆发时蒋家有个安排，蒋坤安负责不能逃亡的蒋老先生、大嫂柏翠芬、妻子柳如春、侄子蒋巽丰以及周慧的生活，他们的命运虽然各各不同，但只要有一个人在，生活就要继续。然而，面对社会与生活秩序的混乱，衣、食、住、行都是问题。如果不进行细致的知识考辨和资料收集，不进行实地与文物考证，任何一个细节的描写都可能出问题，甚至造成硬伤。比如，食物在哪里？那时的食物都有什么？又从何而来？价格多少？如何买卖？使用的又是什么货币，如果以物易物，又都是什么物，在财富推动意义之后，什么物才价值，才会进入流通……小说中写到蒋坤安以自己的厨艺谋生，他先后经营过多种小吃，而这些小吃又都受制于当时的食材。他的摊子摆在“鬼市”，鬼市的形成是对特殊时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典型说明。日常生活是顽强的，在旧有的日常生活不能继续时，它会生成新的日常生活以保障生命延续的需要。当日常生活被暴力、强权压制、剥夺时，日常生活会转入地下，以隐秘的方式继续。正如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对古今生命哲学所论述的那样，生活不可能不具有意义与价值，但这种意义与价值不应当如过去一样是外部的，是与个体、与具体的生活世界对立的，而应该是从内部建构和统一的：“生活不可能从外在于它自身的任何存在形式获得确定性或可靠性。它永远不可能从外部获得这些，而必须从它自身内部去寻求。”“返回个人生活的自我直接性时我们不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态度改变，而且触及了实在的一个深刻源泉，从而在某些本质的方面改变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总的构想。”赫勒则指出，由于生活于持续变化的社会所要求的易变的关联中，人们必须发展在必要处“变速”的能力，以适应这一系列社会框框中的任何一种变化，“他终生的日常存在是同世界的锐利‘锋刃’所进行的搏斗。”正是这种“搏斗”的最根本的、最动态的特性，使日常生活叙事在最根本的层面获得了无限的丰富性和可能性。这些日常生活理论正可以说明战争状态下日常生活的属性，以及它的意义与价值。《石头城》的日常生活是生活主体与外力“搏斗”的结果，它们在非常态下不仅显示出了生活本身的本体性意义，更是在这种生活中透出人的坚强，透出勇敢与智慧。在小说中，各行各业的人们在极端情境下迸发出令人惊讶的创造性，同时又显示出制造日常生活的博弈、妥协、默契与心照不宣。它是对战争的抵抗，是对暴力的抗争，表面上战争摧毁了旧有的日常生活，但是，比战争更有力量的却是那些看上去柔软、脆弱、不堪一击的生活力。战争改变的不过是日常生活的表面，不变的是日常生活的精神内核，它担负着生命的延续、价值的保护，它为社会的重建积聚力量、提供范型、培育意义。只要日常生活不被击败，只要日常生活没有中断，正义总会伸张，文明总会延续。
与命运与生存同样重要的是更加广泛的物质生活面貌，它们是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与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战争可以中断旧有的日常生活，但是新的日常生活又会如春草般生长出来，而且，外在的暴力可以改变日常生活的方式，但是一般而言，它可以减缓文明的进程，介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文明的共时性进程，要让文明产生倒退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在《石头城》中，随着南京战事的相对平息，社会即刻开始重建，并且在形式与单元结构上接续着战前的构架。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历史现场，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特殊存在，是需要我们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进行实证分析的战时社会生活样本。战争方的强加，被征服者的表面的妥协，文明本身的力量，隐秘社会的“小传统”，一切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相适应的生活空间的恢复等等，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日常生活的筋骨，附着其上的，借其生长的是一定的社会氛围、文化风貌、精神气质，是那些蓬勃再生的市井面貌，是那些不可穷尽的微小空间与生活细节，直至风土志风物。小说从蒋坤安的眼里看当时的南京的餐饮业，可见当时市井之一斑：
冬天拖着尾巴，打着滚降落人间。很多有名的饭馆，只要掌柜的没死或逃走，都酝酿着重新开业。有的要重建，就比较麻烦，干脆搬到新地方，重新开张。从六凤居、同庆楼、曲园酒家，到刘长兴，马祥兴，这些酒楼营业后，像大东亚酒店这样，汉奸开的产业，经营影响力就不断下跌。六凤居的炖生敲、酒凝火腿，马祥兴的名菜，如美人肝、松鼠鱼、蛋烧卖、凤尾虾，这些东西，没几十年底蕴，不可能做好，即使有好厨师，店里的经理、跑堂和配菜工，也难抗得住百年老店名气。日本人在南京也开了很多酒楼，多是妓院与酒楼一体化，比如，“福宫酒楼”是日本人福田玉种开的，因有日本宪兵司令部支持，专门经营高档日式消费，生意十分火爆。老板打出“南京第一饭店”名头，常给日本驻军发放优惠券和打折券，颇有压制南京本地饭店的态势。坤安听说玉陵春要重新开张，也要辞职去老东家。大东亚酒楼苦苦挽留，坤安勉强答应，再干段时间看看。坤安之所以想回玉陵春，除了那里熟悉之外，也有继续钻研开发京苏菜，和日式餐饮抗衡的想法。坤安愤愤地对水生说，你要好好学本事，将来把中华菜肴发扬光大，否则再过个几十年，到了我这个岁数，晚辈后生只能吃寿司和生鱼片啦。
对市井文化的叙述与描写，传统笔墨常常专注于社会繁华之时，其实，任何时候的市井风貌都有值得深究的意义与价值。《石头城》通过仔细的描写，呈现了南京战时的市场面貌、衣食住行、行业经营，它们对战前南京的接续，对战后南京的延伸，它以文学的方式揭示了那段历史，南京还在。
作为非典型的战争叙事，《石头城》的叙述方式自然与我们常见的战争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作为一部以南京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内容骨架与焦点自然是场惨烈的战争，但是，小说的笔墨如前所述其实是集中在那一时期普通民众不对称的抵抗，集中在对战时日常生活的描写上。所以，作品的故事时间既是前置的，又是后延的。更重要的是，除了不可回避的南京保卫战与大屠杀的正面描写外，作品更多地是以它们为背景转而对彼时南京城市生活的刻画。因此，它不是宏大叙事，不管是情节的设置与推进，还是人物形象的设计与刻画，小说采取的都是低位视角与近镜头，是平凡的人物，平常的生活。小说借鉴了景观学的观点，当小说的的意图落在“石头城”，落在特定时期的南京时，唯有对当时南京不同的景观进行全方位的描写，才能显示出具有区别性的特征。景观理论认为，主体的意义是通过活动的与静态的物像呈现出来的，任何内在的意义都必须得到景观的说明与支撑，在这个意义上，景观相当于文化理论中的“文本”概念。正是这种景观意识，使房伟将大量笔墨集中到场面、场景、细节与事物的描写上，使作品呈现出实证的风格，那种写实性不仅是一种方法与通力，更是一种立场、方法与观念。作品补位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存在，更给我们提供了对那个时代的感性想象，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惊心动魄。
《石头城》是对特定历史与城市非典型的战争书写，当然也是特殊题材的历史小说。说到历史小说，房伟曾经说他喜欢历史小说，但又对时下的历史小说表示出不满与遗憾。大约在开始抗战题材中短篇系列写作的时候，房伟就为自己悬置了如下的写作理想：“我理想的历史小说，应是阔大神秘，又真实可感，能将人带入特定历史逻辑和情境，显现历史的荒诞、悲情、无奈，也表达历史的乐观、雍容与想象力，应是‘力’与‘美’的强大组合。同时，这种历史感，又必须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充满生命细节，表达独特审美魅力与价值观。”这样清醒的自觉意识显然得力于作为一个批评家在长期批评实践中的思考。他当时曾说那个系列“旨在探讨抗战史中各色人等的悲欢离合。我试图在中国民族的心理结构与内在气质的碰撞中，展现荒诞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表达大历史与个人历史的种种因果互动、偶然与必然的纠葛，体谅人性的苦涩、温情与抗争。”这样的自我阐说同样适用于《石头城》。战争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角色，战争中的每一种生活，不管是什么样态，都需要我们为他们“立命”，将他们从历史深处挖掘出来，安置于阳光下，仔细擦拭，使其显出意义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