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平长篇小说《广陵散》：过于喧嚣的孤独
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广陵散》里，作者郭平谈起陶渊明和无弦琴的故事：
“……陶渊明真是孤独到家了，他内心的那些东西，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误读着。而当周明产生要写些文章对此进行新的解说时，又意识到，这样的解说似乎并无必要。相对于千百年的误读，他的声音一定是孱弱无助的，正如一粒尘埃，无论你在空中如何抖动，对于这无限浩大的虚空，都是没什么力量的。”
其实，孤独的何止是陶渊明，古琴也同样如此。在《广陵散》一开头，郭平就借主人公周明拉大提琴的姑父之口说：“古琴这东西，太孤独。”这句话在古琴如此热闹喧嚣的今天读来，真是讽刺。古琴真是孤独到家了，在这个充满了各式各样奇迹的世纪里，连它的孤独都成了一门好生意。
我觉得，今天的文化人、弹琴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小说本身也如同一首琴曲。青年古琴家周明的成长、追求和迷惘，构成稳定、平淡的旋律主线；而好友徐大可在命运之中的抗击和挣扎，构成了明快、热烈甚至是高亢的副歌，每隔一段时间，那种难以抑制的生活的渴望就迸发出来，冲击着、推动着主旋律向前发展。明子的故事则如同泛音，用另外一种声音，另外一种调式，重复着主旋律和副歌的故事。小说的最后，在天地混茫中，周明加在琴曲《无题》结尾的三声大撮，既像丧钟，又像晨祷。
古琴是什么？其实，就其全部的本质而言，它只是一件乐器罢了。但古琴又是一种特殊的乐器，当它退出了娱神的行列，并没有像其他乐器一样迅速转入勾栏瓦肆，而是隐身古代士人的书斋，它以士人的精神底色为底色。
先秦典籍《礼记》上说：“士无故不撤琴瑟。”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将“士”翻译为“知识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法国犹太哲学家朱利安·班达，曾经将知识分子定义为这样一些人：
“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总是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转述此一著名的定义时说：
“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确是稀有罕见之人，因为他们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
这正是对“士志于道”的最好解释。可惜的是，这些年，“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遑论班达和萨义德。“以道自任”的君子，在今天早已让位给了伪君子，而古代琴人“以琴载道”的理想主义，也难敌现实主义的晚来风急。
跟所有别的乐器一样，古琴也不仅仅需要需要一双弹奏的手，还需要一双倾听的耳朵，否则它就不能成其为乐器。今天，“知音”故事，人人耳熟能详。我更喜欢朱权《神奇秘谱》中引述的版本：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伯牙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海。伯牙所念，子期心明。伯牙曰：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
“朋友是另一个自我”不就是“子之心而与吾心同”的翻版？东方与西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过东方的“知音”比西方的“朋友”更为决绝，在伯牙子期故事的最后，伯牙身死，子期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在小说《广陵散》中，徐大可是周明的知音，明子是大庄的知音，齐丹青是钟鸿秋的知音。但是正像郭平在《古琴丛谈·琴对谁弹》中说的：“知音，只是一个理想的图景，现实生活中，难以完满。”徐大可遭遇一连串打击后的自闭、周明自己都没注意到的下意识的疏远、明子与大庄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齐丹青“不想再做什么了”的悲哀与疲倦，都让人深为慨叹。在那篇文章的最后，郭平又说：
“琴之所以有今天渊深的积累，成就卓然不群的精神内涵，又正与中国文人对知音的渴求有关，与琴人的清高自重有关。琴也许会有别的可能，但历史的、传统的琴，本来就是孤清的。……这种孤清，正使一种难得的高贵品格得以留存……”
作为“孤清”的象征，也作为“知音”的隐喻和见证，唐琴“长清”在这部小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精神支柱。但是在《广陵散》的最后，一直隐身于故事背后的“长清”，刚一正式出场就哑了，“纤维寸断，失去了振动的生命”。明子死了，钟鸿秋死了，齐丹青死了，徐大可死了，而“将以有为”的周明正在变得面目模糊……也许是“世无足复为鼓琴者”了。
在相识之初，徐大可对周明说过这样的话：
“你不知道每回站在旷野里，大风一起，无边的高粱在风中起了波浪，火红的夕阳火红的云，还有寒冷的冬夜，苍穹上孤独的星星，辛苦沉默的父母，贫穷像一把刀子，每一个时刻都在剜你的心。每天我都是在田里练唢呐的。无论我有什么忧愁，只要唢呐一响，就什么忧愁都没了。唢呐就像狂风一般，可以吹散满天的乌云，会让悲伤奔流起来变成欢乐。……这个世界需要唢呐，需要狂风和旷野。”
那时，这两个可爱、天真的家伙都没想过，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需要唢呐，也不需要狂风和旷野。也就是说，这世界根本就不需要这种赤子般的天真的孤独，也不需要圣徒般的唯真理是从的孤独。
小说《广陵散》就是这样的一本孤独之书，它歌颂了理想主义，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一份悼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