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享誉学林的专业刊物。这次能够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年度论文奖，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此次有幸获得评选认可的论文是以章太炎思想为研究课题的，而我最初阅读章太炎是由于我的老师王晓明教授的指引。但我的研究还远不成熟，至于我本人，就更是默默无闻的学步者，能够获奖，是这份刊物和各位评委老师基于推动学术发展的公心对我的鼓励，想到自己的来路，想到那么多师友对我的援助和叮嘱，不由得深深地感念这一切。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是有着光荣传统的历史，其间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巨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也同样是有着光荣传统的历史，其间有若干研究者曾立足文学又超越文学，处于时代思潮引领者的位置上，至今不绝。作家与研究者各自工作的相互激发，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壮阔波澜。这一光荣的、壮阔的历史，既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更是研究者汲取力量的源泉。借此机会我想谈谈对这段历史学习的三点心得。
其一，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生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中发展出来的知识门类。这种危机之所以巨大，是因为它迫切地表现为一个生死问题。而这一生死问题又不仅是个体的生死，更是民族的生死以及文明的生死。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将“求生”作为自己的主题，“求生”或者说“生的哲学”就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共有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文学写出了中国人因为生命的被压抑、被占有而产生的抑郁愁苦，写出了对这压抑和占有的挣扎与抵抗，也写出了将生命解放出来的舒展与欢快。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自觉与各种“死之说教者”相对抗，它是充满着郁郁勃勃的生命活力的文学。“生的哲学”与“活的中国”经由中国现代文学而得以统一。
其二，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事的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五四”一代的作家和研究者，很多是学养深厚的学者，他们赋予中国现代文学一种清晰可辨的知识品格，而写作者率先觉醒的历史状况在最初又赋予中国现代文学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但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之巨大，迫使写作者最终不得不跳脱自己的主观世界和知识构图，而直面中国的现实。他们在危机中领会了“人在世界中存在”的道理。危机的巨大逼出了既有知识、观念的限度，促使写作者学会从危机内部看待危机的方式。就是说，他们学会了和自己的民族、国家、人民同在的生活方式，他们学会了眼光向下、从自己所置身的土地那里汲取诗情的写作方式。在这里，没有先行设定的“理”，而只有持续铺展开的“事”。以自我否定的、下沉的、体贴的姿态书写自己的人民和土地所展开的“事的世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动力。
其三，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行动的文学”。感受着生死问题的压迫而踏上文学之路的现代作家，不是以成为大作家而自期的，他们装在心里的最深刻的向往是救中国并且为中国开辟一条新路。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他们不是旁观者，他们也不是以写出这一命运的事实而自足，他们要做的，是以写作的方式介入到救中国的行动当中去。他们是写作者，他们同时又是行动者，他们是将自己的文学写进形势内部去的。他们的文学不是完成于自身，而是完成于和形势的交锋。他们的写作是高度及物的，及物不只是言之有物的意思，而是说他们的写作是要介入现实，并进而改变现实的既定序列。
“生的文学”“事的文学”“行动的文学”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共同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它们提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思想类型和存在方式。而中国现代作家之所以能够贡献这样的思想类型和存在方式，根本乃在于他们是以历史命运担当者的自觉意识来理解自己的位置，他们是把中国的历史命运担荷在自己身上而展开作品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之所以是有着光荣传统的历史，我想根本也就在于这一点。
（作者系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度论文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