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王鹏程：我倾心有事实感的批评
我的批评观
我倾心有事实感的批评
王鹏程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和价值判断，“知多偏好，人莫圆该”。那么，批评诸要素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学识、视野，抑或眼光、方法...？窃以为，最关键的还是事实感——艺术经验里真理性内涵的呈现。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艺术作品的真理性既不孤立地体现在作品上，也不孤立地存于审美主体上，而是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沟通，以及“不断更新的被经验的实在性”上。由此可见，事实感是一种无形的“软能力”，是一种看起来极为普通而又十分难得的批评才能。但它无疑是批评的生命线，关系到批评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缺乏事实感，批评就会“东面而视，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批评是知识与思想、美感与经验、事实与判断力融合而成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结构和能力。学识渊博、视野开阔、眼光深邃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些并非充要条件，不能保证形成恰切得当的判断。批评活动的可靠与有效，除了基于这些要素形成的审美经验之外，决定性的因素是建立在事实感之上的判断力。托·斯·艾略特曾郑重地指出：“批评家必须具有非常高度发达的事实感。这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或常见的才能。它也不是一种容易赢得大众称赞的才能。事实感是一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它的完美发展或许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点。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事实领域需要去掌握，而我们已掌握最外面的事实领域、知识领域，以及我们所能控制的最外面的领域，将被更外面的领域用令人陶醉的幻想包围起来。”批评是全面的、综合性的活动，它不仅需要理论和技巧，更倚重于文学知识和生活经验而形成的价值尺度和事实理性。这种事实感的形成，漫长而艰难。它面对人类的文学传统和价值经验，立足于现实生活，在批评主体的审美经验、批评实践与自我反省的砥砺中不断调整磨合，最终形成稳健得当的差别意识和价值等级。
批评的事实感置身于人类的文学传统和价值经验之中，并在与现代审美经验的双向互动中“守故鼎新”，判断批评对象把握现实的宽广程度、深入本质的深刻程度，阐明它说出的能力以及“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进而重塑传统。在只能“看到脚面”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在向传统与经典的返归中寻找经验支持和价值支援，从而获得抓住要害、指明关键的批评能力。这种“返归”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文学中持久而过硬的东西，什么是可以“确信”的；一部作品有什么样的意义，应该摆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有事实感的批评，在向文学传统的不断返归中，探索传统发展的逻辑与批评对象深隐的秘密；通过考察文本的整体性，以特殊的方式突出那些被忽略的、然而却有重要意义和整体价值的一切，肯定那些逸出传统的戛戛独行的“创造”。以事实感为支撑的可靠价值区域，同批评者的感觉、经验、才识熔铸为敏锐的感受力、可靠的判断力和对真理性内涵的固执追求——不被理论拘囿，不被现实限制，不被现象迷惑，不被派别蒙蔽，能以敏锐的洞察、深邃的剖析与清明的阐述，透视批评对象的真实意图；能够克服暂时性和相对性，同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构成的意义世界建立联系，确定其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所属艺术门类的发展要求，并探寻新的端倪和趋向。
文学批评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联系并获得意义的真理性活动，事实感像航标一样，起着决定性作用。事实感是一切批评活动可靠、有效的充要条件，是杰出批评家无不具备的突出才能。也是文学批评生机勃勃、历久弥新的唯一通途。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王鹏程印象
王彬彬
是十几前的事了。王鹏程报考我的博士，看材料，“出身”不大好，没有读过本科，是以中师毕业的身份考硕士，硕士毕业学校也不是那什么“211”和“985”。但看他附在材料里的文章，却颇不一般。行文平实、论述扎实，水平远高于通常见到的硕士毕业生。我于是怀着期待等待考试结果。结果是，他的专业课八十五分，在报考我的考生中是第一名，而英语差了三分。那些年，南京大学博士招生的英语试卷之难，是出了名的。许多专业很优秀的人因为慑于英语而放弃了南京大学。也有许多专业很优秀的人，鼓足勇气报考了南京大学而终于栽在英语上。英语差三分，不能录取，但三分毕竟不多。第二年，鹏程又报考了。成绩揭晓，仍然是专业课八十五分，第一名，仍然是英语差三分。这样的巧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不敢劝他再考。第三年，鹏程考入了别的学校。其实，当时如果争取一下，给研究生院打个报告，请求破格录取，虽然我人微言轻，也还是可能的。当时不知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些年来，想起此事便有些后悔。
后来就一直关注鹏程。这些年来，与有些青年才俊比，鹏程的学术成果，在量上不算多。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生活和工作上都有不少麻烦要应付，用于专业研究的时间有限。另一个原因，就是学术态度严肃认真，不轻易动笔。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多，但鹏程的文章，真可说是“一篇是一篇”，每一篇都有一定的分量，我没有见过鹏程写过那种很轻浮很荒谬的文章。
价值观念的“正确”，是鹏程特别值得称道之处。我当然知道，价值观念难以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所以我把“正确”加上引号。我所谓的“正确”，当然是指鹏程信守的基本的价值理念，是我所认同的，是我所认为正确的。在文学研究中，价值观念很重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价值观念尤其重要。我所谓的价值观念正确，无非是认可、尊重人类生活的一些常识，无非是表现为具有一个心智正常之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价值观念的不同，会使得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文学史问题，有截然相反的评判。这些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些青年人在一些中老年人的带领下，把践踏常识、背弃良知的勾当干得十分起劲。明明是一钱不值的作品，非要说有伟大意义不可；明明是非曲直清清楚楚的事情，偏要胡搅蛮缠，把水弄浑。鹏程则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成为这类青年人中的一员。
鹏程也没有赶过“理论先行”的时髦。所谓“理论先行”，是手中先握着某种理论，然后用这种理论去套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去印证那种异域的理论。多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不少年轻人在一些前辈的示范下，一开始就走上了以理论套对象的路子，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前，手中必须握有至少一种理论，有时是握着一把理论。手中有理论，一时找不到可套的对象，也会“拔剑四顾心茫然”吧，然而，眼前有了问题，手中却无理论，则如猫咪遇上了蜷成一团的刺猬，不知从哪里下嘴。鹏程也没有走上这样的路子。他一直是问题先行。在对问题深入后的解说中，当然也会有理论的介入，但这不是事先握在手里用来“套”的理论，而是体现为过去长期阅读、思考所形成的理论修养、理论眼光。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鹏程的素质很全面。在文学研究领域，有的人擅长资料的搜集、研究、考证，审判能力则明显欠缺，要让他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审美意义上的解读，他会不知所措。有的人，则审美能力比较强，而资料功夫则比较不够，要让他对一个复杂一点的文学史问题进行梳理，他则会无所适从。鹏程则两方面的素质都很好，他的文章，有的偏重于资料的考索、辨析，有的偏重于对作品美学价值的阐释。更多的时候，鹏程能把资料性的考证与美学价值的阐释融会贯通。
前面说过，鹏程的论述语言很平实，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我以为，平实而准确，是学术语言的最高境界。语言平实而准确，能融考据于审美阐释，融审美阐释于考据辩正，这就略近于古人所说的义理、考据、辞章兼备了。
博士毕业后，鹏程进了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后流动站，“联系导师”是我。“博士后”是不能称作学生的，而“联系导师”与“博士后”也不是师生关系，是合作关系。所以，王鹏程没有当过我的学生。我们一直是朋友。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