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刘波：批评的困惑与有限性
我的批评观
批评的困惑与有限性
刘波
十多年前，我从文学创作走进批评的世界，那时更多出于一些单纯的想法，甚至就因为某种阐释的诱惑和虚荣心。缺乏专业态度和精神自觉，仅凭一腔热情，就武断地去概括，去总结，去用半吊子理论分析作家作品，实际上是基于滥用话语权的盲目自信。而盲目所带来的后果，一度让我在简单粗暴的评判中变得更加狂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这样居高临下地去解读作品，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事后我能隐隐感觉到，作品会反过来“嘲笑”我，笑我过于简单地处理了文学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种二元对立的评判，非黑即白的言说，让批评变成了浅薄的陈词滥调，而不是“迷人的美”。当然，我并非刻意装深沉，但越深入到批评的内部，越会发现，那些未加思考的即兴表达，很快就陷入了可笑的偏见。那么，批评的准确性，如何去修炼，又如何获得验证？有时，暧昧性也可能成为批评的风格，毕竟，它属于文学的范畴。我的批评就在感性与理性、直觉与论证、美学与科学的纠结中，不断地朝向未知的领域探索。也许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和撕裂中，我意识到了批评的难度，以及它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可以成立。很多批评家都会有自己的套路，且为套路准备了无数种辩解的理由。既然所有的套路都可能通往理想中的批评殿堂，是否必须要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与其如此，还不如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可在努力前行的过程中发现，我离自己理想的批评始终有一段距离，当一路向其靠近时，那个目标也在不断地延伸。这到达不了目的地的困境，也让我逐渐明白：因自我认知的局限性，批评无法通往完美之境，它也存在有限性。
在时刻遭遇的困惑里，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批评不能包治文学的百病，甚至都不能为创作指出一条明路。当所有的分析和阐释都变成了观念的自我辩护，批评的意义到底何在？它针对什么样的写作才会有效？在批判性思维主导中，我可否以包容心含纳创造的幽暗之美？在求疵的途中，我能否以寻美的心态重建自己的文学价值体系？
无数的问题纷至沓来，我渐生惭愧，同时也有了另一份清醒：既然批评不是万能的，它只能联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通过对话与交流，如同乔治·斯坦纳所言，“使得感受力的地图更加开阔和复杂”。当然，认识到批评的有限性，并不是要为自己不及物的写作寻找借口，因为有时批评家的惰性和无能，恰恰就隐藏在批评的有限性之中。相对于作品、时代与更宽广的世界来说，在主体的内部，批评的有限性与阐释的创造性之间，似乎能构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或许就是我们再度出发的契机。如何在文学创造与理性分析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度，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我很难找到这个度的明晰性和边界所在，它的捉摸不定，让批评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一篇文章总像感觉没有写完，也可能永远都写不完，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我将这种“未完成”当作拓展批评空间的机遇，因为没有足够的审美空间，也就难言批评的独立性和自由创新。
当我回过头来重审自己的批评道路，发现当初依靠激情作为动力源的作品阐释，只是读后感的变体。我也渴望将批评当作一种真正的文学创造，以避免成为职业后，会变得越来越刻板和僵化。面对优秀的作品，我们可从各个角度进入解读程序，这给批评带来的是一种挑战，挑战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转化和二度创造。
这两年，我就是在这种困惑、考验、难度、信心与挑战交织的动力驱使下，不断地向批评的理想境界靠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风中摆动的书包
——刘波印象
罗振亚
2014年5月底，湖北宜昌，首届屈原诗歌奖即将颁发。当接站的轿车傍晚时分在与会者下榻的宾馆前停稳，我走出车门的一瞬间，就看见了远处向这边焦急张望的刘波，他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过来，看着他熟悉的身影，特别是个子不高的腰间在风中来回摆动的大书包，我的眼睛禁不住一热。
刘波是我到南开大学之后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生。他生在湖北荆门乡间，却学在河北大学文学院，在那读完了本科和硕士，硕士阶段攻读的是文艺学专业，2006年就报考过一次南开，结果因为外语分数被残酷地挡在了门外。转年秋天，他入学后不久在一起聊天时，说起讨厌的外语差一点隔断师生间的缘分这件事，我俩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不知是为了励志苦读，还是要报“一箭之仇”，刘波读博的三年里，好像一直都穿着带英文字母的衣服，斜挎着带子长长的大书包，整天乐呵呵的，有着说不出的阳光和乐观。我知道他的歌唱得很好，大学时代即是十大校园歌手之一，同门聚会上，粤语《上海滩》风采卓然，令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大开眼界，更把欢乐的气氛推到了沸点。除此之外，他平素的爱好似乎不是很多，倒是爱买书和好读书，在同学间很有名气，什么专业的、非专业的、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心理的、文化的、创作类的、理论类的，只要喜欢的，囊中羞涩或是熬个通宵也在所不辞，以至于离校时搬运工对那些“砖头”都觉得头疼，运输费也花去了他这个“穷学生”大几千。这些书被他阅读、消化后，化成了《光明日报》《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文艺争鸣》等报刊上一篇篇评论文章，和《“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胡适与胡门弟子》等大部头的著作。毕业后，刘波去了湖北的三峡大学，虽然学校偏远了一点儿，但他硬是凭着那股“拼命三郎”似的劲头儿，使文章到处开花，先后获得了《诗选刊》2011 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第五届“后天”双年度批评奖、第五届《红岩》文学评论奖和第十五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种奖励，并且很快评上了副教授，引起了诗学界的广泛注意，2016年还被中国现代文学馆聘为客座研究员。年纪轻轻就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绩，对许多人来说，也算有了值得骄傲的资本，可是刘波却不，每逢有人当面夸奖赞许时，他总是窘窘的，脸红红的，不断地摇头否认，谦逊低调得让人有点儿不落忍。
2016年夏天，我们两个同去常德参加诗歌方面的学术会议，中午自助餐时，刘波先是把我按在座位上等候，然后仔细而麻利地挑选饭菜，再一样样地快速端过来。与会的同行羡慕地说：“振亚，你的弟子太讲究学术伦理啦！”我说：“他从来如此，就连打电话我拨给他也不行，每一次都是他挂断后立即打过来。” 同行慢条斯理地说：“在这一点上，从来如此，便是对的。”的确，在做人方面刘波有时是过于讲究了，他总是那么善解人意，哪怕自己再苦再累，受了多大的委屈也仍然替他人着想。在从拉萨去纳木错湖的途中，刘波因为放心不下另一辆车上高原反应强烈的我，休息时竟忘了在西藏高原动作不能太大、太快的忌讳，一路小跑去照顾我，吃午饭时就虚脱了，直到吸了很多氧气之后，煞白的脸才慢慢有了点儿血色，我一直看着他。毕业那年，凭着他发表的多篇诗歌研究论文的实力，和勤奋、好思、诚信的品质，南方一所师范大学看好了他，通知他去参加面试，我们师生都十分高兴，还对他的学术前景做了许多畅想和设计。未料到当他乘坐的火车快到德州车站时，在那所大学供职的我的研究生同学忽然电话联系我，让我告诉刘波赶紧在前一站下车，原因是一位“德高望重” 的老先生想把自己的学生留在身边，仅有科研和人品实力的刘波只有被“顶替” 了。同学很不好意思，不断地道歉，我也极度不平、无奈、愧疚和愤怒，可是一身疲惫的刘波折回到学校后，竟反过来到办公室劝慰我，说：“老师，没事儿， 没事儿，我再接着找，肯定会找到理想的单位的，您放心。”他当时内心忍受了多少重压，豁达淡定的微笑背后又有多少酸辛啊。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博二的时候，我们夫妇俩和那一届的两个博士刘波、董秀丽在学校附近的“湘土情”饭店聚餐，实在的秀丽怕小瓶黄酒不够喝，就挑了一个最大坛儿的，酒加热后我们边聊边喝，不知不觉中酒全都下了肚。刘波醉了，一直笑呵呵地看着我们，手脚却不听使唤了，刚站起来就又要摔倒，一次又一次，我们几乎是相互搀扶着到了校门口。他不知怎么一下子站直了，冲到一辆出租车前，掏出四百块钱，卷成一卷儿递给司机，非常认真地说，“把我老师和师母送到阳光100，谢谢！”态度坚决，声音格外大。其实，那天晚上我也醉了，只是醉得很踏实，醉得很幸福。
实际上，刘波不光对我，对所有的师长他都是恭敬有加，因此诗歌界内外的朋友大都喜欢他。毕业以后，他虽然身居宜昌，却一直和老师、同学、同门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有喜悦之事必在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遇到机会从不忘记帮助师弟师妹和国内一些正在崛起的年轻研究者，四川那边有一本《星星·诗歌理论》刊物请他做栏目主持，几年光景里他就邀约几十人撰稿，给他们提供了生长和锻炼的空间。回母校参加学术会议，始终像在读书时一样跑前跑后，顾不上吃饭，也要到机场、车站去迎候与会的专家学者。而一旦遇到有关学术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儿，一定事先电话与我，认真商量，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可是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和棘手之事，却一律被他剪切掉了，他生怕因为那些细碎的“枝杈”影响了我的好心情。
从2003年在东北师范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起，中经哈尔滨师范大学，后来到南开大学，迄今我名下已经有二十几位博士、两个博士后，他们都品学兼优各有所长，不论哪个都值得我自豪，都是我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在为刘波的博士毕业论文《“第三代”诗歌研究》写的序中，我写道：“在我的研究生里，刘波是颇具才华的一位。他的敏锐，他的迅捷，他的洞察力，他的宽视野等，熟悉他的人无不称赞。而我最欣赏的，是他的踏实热情，他的勤奋乐观，他的方向感，他的责任心，他良善的灵魂和他开心的笑容，这些想起来就让人感到温暖。”后来我的好朋友、好兄弟霍俊明曾经用毛笔把这段话抄录下来，送给刘波。算起来，刘波一晃儿已从南开大学离开六年，并打开了自己广阔的学术天地， 如今他也三十有八了。这几年他的研究重心也逐渐从“第三代”诗、先锋诗潮，向当下诗歌、小说、散文领域多向突围，并都有不俗的建树。为此，我很高兴， 相信他会做得更出色，只有这样学术的“接力棒”才能顺畅地传递下去。他毕业以来，我们见过多次，每一次都感到他愈加成熟，同时也都觉得他那些骨子里的品性恐怕永远也不会改变了。
我一直以为，师生间的关系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师生，一类是亲人式的师生。在十年的深入交往中，刘波早已成了我们的亲人，一切的酸甜苦乐，他和我们都在彼此牵挂与承担。写到这儿，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三年前他来天津家里看望我们的情景。他进屋后，满头大汗也顾不上擦，没说上几句话，就像往常一样，急三火四地从书包中开始往外掏宜昌特产……坐了不到一小时，许多话还没有聊完，就又匆匆去火车站，赶往岳父岳母家。当我站在十七楼的阳台上，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楼群的夹缝中，那个宽大的书包还在眼前不停地摆来摆去。
说起刘波，我们从相识到相知的一幕幕往事纷至沓来，心里感慨万千，头绪繁多，一时间难以厘清，无法说尽，索性打住。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