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工”到“劳动”：诗歌嬗变与时代逻辑
21世纪初，继“底层叙事”的热潮之后，抒发生存之痛的打工诗歌勃然兴起，郑小琼、郭金牛、许立志等“打工诗人”陆续浮出历史地表，打工诗歌一时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学事件。如今20余年时光流转，“打工诗歌”不再“喧嚣”，它迅速成为一个历史化了的诗歌术语。与此同时，“劳动者诗歌”率先在深圳等城市凸显它新鲜的时代面孔。2016年，《深圳劳动者诗歌十人集》《向劳动致敬：我们的诗》等陆续结集出版，“劳动者诗歌”的命名横空出世。2020年，全国首个劳动者诗歌奖在深圳颁出。虽然“劳动者诗歌”的命名，迄今尚未引发文坛热议，但命名以及书写方式的嬗变，不仅是符号学层面的更迭与移动，更是背后结构性意义的变迁与时代精神的折射。那么，从打工者到劳动者，创作主体发生了何种变化？从打工诗歌到劳动者诗歌，其文本又呈现为何种嬗变？
先谈打工诗歌。2007年５月由珠海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可谓一份标志性的打工诗歌文本，它收录了1985至2005年全国100位打工人的诗作，全面展示了打工诗歌的实绩。有学者指出，这批被奉为典范的打工诗歌反复出现的主题词是“孤独”、“迷茫”、“流浪”、“徘徊”、“挣扎”、“绝望”、“煎熬”、“鲜血”、“泪水”、“失眠”、“屈辱”、“盲目”、“伤口”、“伤痛”、“失意”、“无助”、“茫然”、“痛苦”、“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史”等等。（李杨：《底层如何说话——文学镜像中的“后打工文学”》，《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6期）车间、流水线、螺丝钉、工装、机器、铁等意象成群结队地占领诗歌，现代企业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演化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抽象权威，悲怆感弥漫于整部诗集，苦难叙事以类同的方式集体出场。
典型如郑小琼、许立志的诗作。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生活》等代表作以一唱三叹的悲情感叹着打工人的沧桑生涯，她“在机台，图纸，订单”的负重下“无待”地书写，于“铁”、“水泥”等冰冷之物上提炼诗意，黄麻岭轰鸣的机器构成诗人一个巨大的梦魇。2014年，打工诗人许立志从深圳的高楼一跃而下，肉身的自我毁灭仿佛显影剂，进一步放大了他诗作中的绝望与痛楚，《他们说》《省下来》等诗粗砺直白，敞开了一个幽暗的底层经验世界，回旋着打工人的悲鸣。
上述沉淀着伤痛与屈辱的书写模式在劳动者诗歌中突然消失了，展读《向劳动致敬：我们的诗》这一诗集，新的抒情主体与新的抒情机制迎面扑来，同样是写打工妹的生活，与以往诗人所塑造的屈辱、迷惘的女工形象不同，邬霞笔下的打工妹褪去了沉积于“打工”符号上的阴暗色调，成长为充满自我价值感的社会实践者：“我们来自不同籍贯/怀揣不同的梦想/奔向不同的工厂/坐在不同的流水线上……我们不是娇娇女，从不叫一声苦喊一声累/迎着朝阳奔跑/让青春像花一样绽放”。（《打工妹》）在这里，“打工诗歌”中的苦难者形象被全面更新，朝气蓬勃的劳动者形象明朗地崛起，欢快的书写编织了一曲颂歌似的劳动咏叹调。刘永的《一个民工的时光志》则以主人公的姿态宣告新历史语境下劳动者的尊严与价值：“一个民工日常的物质生活/以及一个城市的精神叙述/从不缺少土方、钢铁、乾象、资金/以及现代意义的民工/通过最平凡的方式/进入这个城市的编年史/……他们像是虔诚的古代人一样/在那建造一座属于未来的城池”。诗中的民工不再是被资本与机器压制的受体，而是主动介入历史进程、加入现代城市运行逻辑之中的主体，民工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历史力量，参与时代建构，并以古典式的崇高感创造着未来。
显然，从打工诗歌到劳动者诗歌，抒情主体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如果说打工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总拘囿于被压抑、被伤害的自我体认，滑行于控诉与自我怜悯相交织的抒情机制；那么，在劳动者诗歌这里，抒情者从苦难的阴影下果敢地挣脱出来，呈现了主体明快的能动性与强大的意志力，摈弃了惯性的苦难抒情方式，转而强调现代工业劳动赋予个体的尊严与幸福。这种积极而正面的表达带来了明朗、宏大的美学风格，不禁让人想起李泽厚对大工业生产美学的呼吁：“不必去诅咒科技世界和工具本体，而是要去恢复、采寻、发现和展开科技世界和工具本体中的诗情美意。……大工业生产的工具本体就没有渗入情感（心理）本体的可能吗？就不可能恢复工艺-社会结构中的生命力量和人生情味和意义吗？”（李泽厚：《美学四讲》，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89页）
抒情主体与抒情方式的嬗变离不开时代演变的逻辑。“打工”一词的产生与20世纪末农村劳动力大量入城就业有关，特别自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来，广东因全球资本、技术的涌入而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劳动力麋集于深圳、东莞、佛山一带，打工者命运在粗放的生产方式与资本扩张的裹挟里浮沉跌宕，劳动过程中人的价值被相应压抑，人格主体与劳动主体由此分离，打工诗歌呈现了时代幽暗处的伤口，对压迫性的现代符码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只是，这种批判始终伴随着超载的苦难意识，在输出悲情、批判现实的同时亦部分扭曲了当代生活的真实图景，乃至某些写作演变为一种讨巧的、宣泄情绪的文化商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曾经野蛮生长的资本竞争与工业生产进入了相对成熟规范的后工业时代，网络科技、自主创新、绿色工业、产业强国等时代课题逐步展开，嵌入其中的产业工人在工作环境、社会保障、价值认同方面也得以完善并提升，他们对劳动与世界的关系得以重新解读与把握，一种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抒情方式由此形成。当然，这种单一而乐观的抒情诗作难免会遭遇新的困境，全面投入的抒情或许悬置了复杂的现实问题，光滑明亮的劳动叙事可能屏蔽了挣扎困惑的精神图景。
显然，如何在批判与歌颂之间寻求客观的现实坐标，如何在盲目反抗与全面投入之间保持清醒的主体意识，仍然是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特别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社会的全面降临，制造业的自动化发展、虚拟空间的蔓延等正生成新的生产逻辑，劳动者与生产机制之间的关系势必发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如何正确描述这一变化，并寻求更具时代性的抒情方式，俨然为当代诗歌创作提出了新课题。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