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张晓琴：时间与地理的隐秘
我的批评观
时间与地理的隐秘
张晓琴
我的兴趣一度在中国古典文学。诵读那些古老的篇目时，总有光芒入怀，仿佛童年时照进黑暗屋子的一束强光。于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把这束光用文字表述出来。然而，总是词不达意，表达的困境让我把目光投向了理论。听课，去图书馆生吞活剥西方文艺理论经典著作，仿佛这样就可以将那光芒清晰地呈现出来。今天看来，当时的阅读仍然是兴趣型的，但这样的阅读与梳理无疑帮我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西方现代文学的精神在某些时刻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是相似甚至是相通的。比如，海德格尔植根于时间性对于被抛掷的此在的阐释，与张若虚有关长江送流水的慨叹竟然如此相似，人如何在此岸获得和丧失时间，是他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在个体与时间与存在的关系的勘探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竟然达成了一致。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的怆然涕下，艾略特对四月的“残忍”的表达，都可以看作一种以有限的个体生命去丈量无限的时间长河的方式。
经由文学批评进入时间之河，或可以从时间的整体性中进入文学与世界，返身向古，寻找古典精神在当下的延伸，赋予其意义。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自然，当代批评并非局限于当代文本。让过去时代的作家文本与当代文学批评共同构成一种新的美学与启示关系，这是当代批评家的职业难度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不可思议而又必然的继承，故而，文学批评只有跨出当代文学自身，才会具有更深广的意义。
我们这代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大多都有相似的经历，始于对文学的初心，然后接受一个职业规范训练的过程，系统阅读和学习西方文艺理论，间或夹杂中国古代文论。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受到那些现代批评大家的教育，即对作者的理解、对杰作的探寻与认知。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每个从事批评的人对文本的选择都有不同倾向，因为其趣味与文化身份及自我意识都差别巨大。就我而言，文学批评也是漫游养育了我的西部大地和探寻其文化地理的重要方式。
身处此地的生长和研习让我意识到，西部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更应该是文化意义上的。西部所产生出来的文化精神，其实就渗透在今天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钱穆先生曾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他比较中西文化时有过这样的比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而秦汉文化在今天的西部地理与文化中，一定会有更多的遗存。
我一直认为，今天的批评需要一张地图，尤其需要一张向西的地图，这样说并不是要将文学批评的视野狭窄化，而是文学批评的另一重应有之义。大卫·丹穆若什对世界文学的阐释可以让我们反观西部文学，即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这个折射是双重的。西部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犹如民族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关系，民族文学不是世界文学的对立，同样，西部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的对立，西部文学应被更大的文化空间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当我们只考虑一个单一的文本或一组文本时，也许已经能感受到这种关系，然而，如果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地理范畴中，就会看得更为透彻。这是我心目中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惟有如此，方能游弋于更为深广的时空，探寻并发现时间与地理的更多隐秘。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今天的阳光充足，胜过一切
——张晓琴的文学批评
陈晓明
晓琴来自大西北，一位西部的才女，她写字，或许还会歌唱，诗写得好，读其诗，宛如看到她骑着一匹枣红马，远远奔驰而来：
“打开门，等待/远征的兄长与丈夫/北斗星照耀归程/苍狼嗥叫，马匹安静/抵达的夜晚/醉倚祁连。”（《致远方（或者前世）》）
西北的生活仿佛贯彻一种荒蛮的时间，在那里，历史总是让人体会生命的质量：
“北方的草原在前/一秋的露水在后/风过红色衣裙/回忆如盐，浸透血液……”（《致远方（或者前世）》）
当然，晓琴并不阴郁，相反，她喜欢明朗，北方是明朗的，西北更是。
在荒凉中尽有明媚、爽朗甚至豪迈：
“在高原，我们不谈往事，/只晒太阳。只赏牡丹。/因为从来系日乏长绳，/今天的阳光充足，胜过一切。”（《在高原》）
如此，还需要什么呢？晓琴还写文学批评，应该说她主要写文学评论。
是应该谈谈她的文学评论，或者谈谈她这代人的文学评论。
晓琴的博士论文是做“生态文学”，2013年出版博士论文《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晓琴博士的导师是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师出名门，其评论文章的豪迈之气多得乃师精神。雷达先生在序里颇为赞赏高足的博士论文，他说，晓琴这部书既有对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探析，有对于生态文学精神资源的中西探寻，亦有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重要文本的细致解读。他认为，在这部书中，晓琴“写得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生态文本细读与评述部分她对苇岸、张炜、韩少功、马丽华、姜戎等作家作品的研读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和感悟，有些分析则超出了生态文学自身的囿限，走向了存在的层面。” 雷达先生的评析是中肯的，包含了他对高足的期许，也点出了晓琴做文学评论的特点。
晓琴对文学有极为真挚虔诚的热爱。如此说法似乎等同于废话，其实不然。有些人做文学，是出于一份职业，有些人热爱文学，是热爱文学的观念，或者说观念的文学，对文学可以实用主义地利用，好的和坏的，不是出于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之外的需要。而有些人才是发自内心热爱文学，因而对文学有无限的宽容，能理解无限多样的文学，读到文字，就如沐春风，如归故里；甚至偶见只言片语，都足以幸福半生。这些人未必是以文学生计，但却是钟爱一生。晓琴是这类人，她又幸运地以文学为业，故可读到她在字里行间对文学的那种欣喜和恋爱。是故可理解她的博士论文选择生态文学为题，这是她把文学与她生存的现实连为一体了。晓琴生长于祁连山下，那里连绵起伏的山脉是中国最美的山川，或许有贫瘠，或许有艰难，但自然生态却是生活与生命的一部分。山石草木，如人一样，都是通了灵性的。我也知道欧美的生态文学总是要依了宗教神学才有超验之类的观念出现，或者自然神论，或者万物有灵之类。但晓琴在西北，那是她自小生长于斯的土地，那是她身边手边的事物，目击道存，她当能理解大自然的呢喃心语。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讨论了沈从文、贾平凹、韩少功、于坚、阿来、周涛、成一、马丽华、杜光辉、郭雪坡、姜戎等作家，她着眼的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视野开阔，不过纯粹来自西部的作家略少，我更想读到她的更集中的对西部甘肃的生态文学的研究，我想生长于大漠之内和祁连山下那一块土地上的西部作家，他们笔下的生态书写一定特别有感觉，值得特别关注。
也是因为对文学有着这种态度，也是因为她是从直接体验出发来探究文学的真谛，晓琴的文学评论有鲜活的直接性，她能从感性自然出发来体验文学。她对这样的文字特别有感觉：“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麋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不用说，这段文字是现代文学史上广为传颂的文字，尤为沈迷们欣喜。晓琴也特别钟爱那些在自然背景上来写人状物的文字，她评论说：“沈从文在翠翠出场时说的这些话很耐人寻味，人的生命是自然孕育的，人在自然中成长，获得了自然的品格和气质。最为重要的是‘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也就是说，自然不仅仅可以养育人，而且是可以教育人的，这句话对于理解沈从文至关重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在提到自然时，往往更注重它的物质功用，因为是大自然养育了人，这是无须再论证的，自然的精神功用则被彻底忽略了。这忽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为明显，而沈从文则是个例外，他与自然有种天然的亲近，在沈从文，自然不仅仅是人类的唯一栖息地，更是人类最好的启蒙者。可以说，他发现并强调了自然的精神功用。”
如此注重自然的精神象征意义，晓琴在随后的研究中当然加大了对西部文学的关注。近年来她涉猎了不少西北作家，常在她文章中论及的有颇有影响的知名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杨显惠、石舒清、刘亮程等，也有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张好好、离离等。晓琴关注西北这块土地对作家的滋养，他们文化上的传承，地域的印记，他们特有的生命体验与情怀担当，还有他们突破樊篱的野性……所有这些，都给中国主流文学史，给现代理论范式，给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挑战，这些课题构成了晓琴持续写作的论题。在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中，她看到了现代性带给西北作家的更多的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看到了他们对还处于贫脊状态中的人们的生存、迷茫和失落的忧思。晓琴还注意到，在诸多西部作家笔下，似乎总有一曲挽歌在吟唱，那是对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追悼，他们为西部和自己的家乡辩护，为即将失去的文明而刻碑立传。她尤其关注贾平凹的创作，她写下的关于贾平凹的评论近十篇，这些论说十分个性，有她切入的角度，有她对西北自然生态、风土人情的理解，有她对西部文化与文字以及独有的文学风格的偏爱，她能注意到生长于陕西的贾平凹对“蝴蝶”这一动物或者说意象的特别关注，这不只是《废都》里庄之蝶的名号，《极花》里的女主人公干脆叫胡蝶。她能看到《极花》又一次带来大地的气息与黄土高原上飞扬的尘土，却又以“水墨”画般的文笔徐徐展开那酷烈的生存现实。她的细读本领在分析贾平凹的《老生》时表现得颇为充分，她看到几个深远的意象：倒流河、石洞、当归、鸽子花、发型、狗、梦……晓琴做文学评论，她的观点与评判，建立于细读之上，故而耐读，可信，有力量。
晓琴的这些文学批评流宕着浓浓的诗意，我们会看到，在她的笔下梳理着缓缓展开的两幅图景：一个是古老、浪漫、充盈着精神信仰的图景，另一个则是挣扎在现代文明冲突中的痛苦图景。她尝试去解释，前一种图景可以作为后一种图景的拯救。我也注意到，晓琴并不只是一个西北地域的文化优越论者，相反，她会关注那些客居在西北的作家，去审视他们的个性和艺术品性与西北的碰撞是如何生发出更为强大的艺术能量的。确实，西部文学那些标志性的作家、诗人都是外来者，如张承志、周涛、马丽华，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回答？为什么他们在西部就能创造出比本土作家更大的成就？晓琴有一次对我解释说，他们不仅仅是用异乡人、他者的目光打量西部，同时，他们一定是碰触到了一个伟大图景，并被强烈地召唤。
西部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它包括西北与西南，甚至北方广阔的草原。在1980年代，西部文学的那种苍茫、雄浑、激越的英雄主义暗合了时代狂飙突进的变革精神，它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的抒情风格，但后来慢慢地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学，有人以为，提倡西部文学就是对西部作家与文学的窄化。也许这样一种认识有其理论的支撑，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如此来梳理一个地域的文学，不外是要与作家们所生活的地理与历史关联，是一种不得已的命名而已。西部文学的高与低，完全在于批评者自身的判断。作家若以西部自卑，则不愿意要这“西部文学”的标签。倘若作家想以西部而自豪，则会自我命名为西部作家。在这方面，陈忠实和贾平凹便是例子。他们从未因被命名为西部作家而自卑过。相反，在《白鹿原》中陈忠实还通过朱先生表达了对南方的轻视。另一个例子是张承志。张承志生于北京，但在其《告别西海固》中宣称，他所笃信的文明是以西海固为中心向世界展开的文化。他们以此而自豪。
晓琴的批评文字带着西北的凛冽与空旷，自有一种执着与坚韧，她并不寻求女性的温婉与柔媚，而是追求思想的抵达、文字的干练与灵动。晓琴有能力介入复杂的文本，也有能力把简单的文本挖掘出历史与理论的蕴含。当然，诗性与感悟是她的文学批评最有活力的要素，西北人的大情怀与她的敏感，构成了她的批评文字的质地。
与西部地理坐标相关的是晓琴对于时间的敏感与关注，综观晓琴的当代文学研究，可以看出，她对先锋一脉用力很深，先锋作家莫言、余华、苏童、格非，以及稍后一些的艾伟、东西等都是她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青年作家刘建东、蒋一谈，台湾作家张万康、何致和等具有先锋气质的作品也是她关注的对象。我以为，晓琴对先锋作家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她对时间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更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青年批评者由此及彼对存在与时间的另一种思考。
在论及格非的《隐身衣》时，晓琴有关梦的论述其实就是有关存在与时间的思考。晓琴的批评文字往往呈现出感性色彩，她在这一部分的开篇似乎完全是有关梦的思考：“梦是身体的经验，是灵魂的游走；梦是太虚幻境，又是现实存在；梦是喻体，也是本体。梦是庄周，更是蝴蝶。”随后，她才作出有关格非作品与梦的关系的判断：“格非的作品中总有不确定性的复杂渗透，让人联想到梦。梦对格非的文学世界意义非凡，格非作品中传达出的人生体验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生经验一脉相承。”对作品中各种碎裂的梦出发，她得出结论：格非对死亡的思考就是对存在的时间的思考。
晓琴对于一些作家的总体性判断也是建立在时间之思的基础上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时间之河的隐秘潜水者——于晓威论》。于晓威作品中的时间显然引发了她关于时间的思考，而他们的共鸣则是建立在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与时间的理论基础上的。“实际被抛的此在之所以能够‘获得’和丧失时间，仅只在于它作为绽出的、伸展了的时间性又被赋予了某种‘时间’，而这种赋予是随着植根于这种时间中的此在的展开而进行的。”晓琴用了大段的篇幅来论述于晓威的短篇小说《丧事》，因为这是一篇专门写一个普通人的死亡和葬礼的小说。她认为这篇小说是一篇哲思性的小说，将死亡的思考推向极致，死去的妇女是丧事的对象，死者离弃了这个世界，参加丧事的所有人经验到她的死亡，读者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到他人的死亡。虽然经历他人的死亡最多不过是在他人之侧，但于晓威通过这篇小说追究死亡的去存在的意义，实现有关死亡的存在之思。
以批评的方式探寻时间深处之时，晓琴似乎对中国古典文化与传统情有独钟，她对贾平凹等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时，往往能与传统联系起来，论及《带灯》时，她会提到《坛经》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对普通人的影响；论及《老生》时，她关注到《山海经》与百年中国的双重历史空间；论及《一句顶一万句》时，她看到中国人千年来灵魂深处的孤独；作为一个西北人，她在谈《南方》时，能够自觉回溯中国文学的南北差异，从西周时期十五国风中区域不同则诗相异，到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文学》中有关南北的论述，到近人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的论述，到现代以来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显现出不同的特质，再到当代，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王安忆、孙甘露，毕飞宇、范小青、艾伟以及更年轻的鲁敏、朱文颖等诸多作家构建出的南方的文学地理。我还发现，晓琴的一些文章题目都有古典的色彩，比如《老生梦蝶几人醒》《一灯难除千年暗》《民间有月来几时》等，这或许是晓琴与更多的青年批评家的不同。
在时间与地理的坐标交汇处，晓琴着力思考这个时代的文学处境、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新世纪小说整体走向及她所处的代际困境与声音的问题。她对新媒体时代文学的命运并不悲观也不极端，在她看来，每代人总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判断，或赞叹，或不满。往往是后一种判断出现的概率更多。她以黑塞试图清理那个时代的文学为例，引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读经典，还是被刷屏？每一次新媒体的出现，都会给文学带来很大影响，甚至恐慌。事实上，当人类面对每一种新媒体的时刻，都会产生一个问题：文学活着吗？它还在新媒体中吗？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认为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 dichotomies）他认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这段话对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产生了强烈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有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J•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中所谓“印刷时代的终结”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尴尬。但是晓琴在论证后指出：“人人都成为书写者时，人人也便成为读者。”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也死了。只有当读者超越这个人人成为书写者的时代，当他感到无比孤独时，他就会寻找新的精神护佑，他也就自然与其精神信仰之间签订新的合约。任何一种新的媒体出现时都会对已有的媒体和文化形成冲击，但是毫无疑问，新媒体在加速文学的传播方面是有益的。
有关这一点，我本人在十余年前曾经撰文论述，文学对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的渗透，起到潜在的隐蔽的支配作用，所有以符号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被文学幽灵附身。这就是“文学的幽灵化”。新媒体时代文学仍以她自己的方式依然存在。
晓琴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常常自称是标准的“70后”，她从自身所处的代群出发，对70代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和声音也进行过思考，在她看来，作为同龄人，70代批评家有共同的成长经历、社会经验和由此产生的共通的文化态度和文学立场，同时，他们也面临共同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中发出声音的艰难。70代面临的困境首先是代群的困境，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其实夹缝、遮蔽可能都不够准确，更准确地说，70代是落荒而走的一代，因而他们是离散的一代。”“70代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一条道上走到底，他们在夹缝中求生，这是他们的宿命，但未尝不是机遇。”我说的主要对象是70代作家，到了文学批评这里，情形似乎更为尴尬。晓琴说她深知批评应该关注同代人的重要性，然而，当代作家中70代之前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似乎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仍然是目前70代大多数批评家关注的重点。客观看来，70代批评家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断裂带上，相比之下，他们似乎还是很容易被遮蔽。其次是批评的困境。在这一点上，晓琴认为，从文学之外再进入文学之内是反抗权力的出路之一。她似乎是受到了福柯有关人文科学知识的发展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的观点的影响，福柯曾经认为，“身处批评的时代，不应由我们来提建议。一旦我们建议——我们提出一套语汇、一种思想，这只会导致支配性的后果。我们应该奉献的是人们可能会发现有用的零件和工具。通过组建致力于这种分析的小群体，进行不懈的斗争，运用这样或那样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新的可能性将会得到开辟。”的确，如何在已经形成强大的知识系统中找到自己的批评话语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每一个70代批评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行文至此，不得不重新回到批评本身，批评的问题长久存在，批评的真实性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文学批评要有真实性,即是说,它要有面对作品的真实态度,要有真切的文学感悟,要有真实的知识含量和智慧含量。70代批评家大都经历了被学术规范格式化的过程，规训之后又囿于学术机制之中，往往容易被一种学院式的论文所束缚。70代批评家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这个时代的批评面临的困境。70代批评家已经在困境中努力突围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真正用心从事批评的70代学人，都在用心寻找自己的批评坐标，找到时间与空间中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位置。正如晓琴的诗里所说：“今天的阳光充足，胜过一切。”当下的文学批评，已经到了属于70后、80后的时代，他们有渴望，还抱有希望，他们的明朗、直接和开阔，足以让文学的道路上充满阳光。
（本文注释从略）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