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得《浮生》半日闲：一个人的半生

　　奈保尔在《作家看人》中提到那些他曾经读不懂的作家，因为那些人以为他们笔下的世界是唯一重要的世界，以为他们作品中的那些背景和事件都是众所周知，无须多费笔墨。在相反的例子中，他提到了莫泊桑，赞扬他即使在短篇小说中尽管只有小小的空间，他也会尽量简明扼要地交代一切，让笔下遥远的世界显得完整，易于接受，甚至具有普遍性。一向刻薄的奈保尔这次甚至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誉：莫泊桑总是写一生，而他自己只有《Half A Life》(中文版译为《浮生》)。

　　这个段子当然不是解释《浮生》的真正由来。我们总喜欢读完一本书之后极力追溯书的源头，追问为什么作者要写这本书。但是在这部具有隐晦自传性色彩的小说中，奈保尔借助律师罗杰之口戳穿了故事和生活之间的平等和对应关系，故事可以有头有尾有中间，但是我们却不能要求生活也是如此，生活就是不断地行进。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写一本真正关于生活的书，只能从中间开始，从中间结束，一切尽在其中，所谓《浮生》大概意指此味吧。所以奈保尔才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讲述了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从小缺乏关爱，用叛逆的方式引人注目，阴差阳错地生活，浑浑噩噩的度过半生，结局仍然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小说的结尾不像结尾，用小说家库切的话说，这也许不算一个真正的结局，只是一个让他休养康复的暂停时期，《浮生》还是只写了一个人的“半生”。

　　在《浮生》中，生活在印度的主人公威利依靠家族和英国上议院的关系，享受到了英国大学的奖学金，漂洋过海的来到了伦敦。但文化上的差异让威利的大学生活显得十分的无聊，他只学会了两件事：一个是性，另外一个则是写作。在伦敦的生活让他梦想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天生无法驱除的孤独感让他激情爆发的阶段性写作陷入了僵局，他无法面对以前平淡如水的生活经历。尽管他出版了一本小说，但反应平平，基本无人问津，唯一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个非洲葡属殖民地的女孩安娜，并随她来到的非洲，他们在那里共同生活了十八年。而后的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这十八年的生活不是他的生活而只是他妻子的生活，沮丧之余，他从非洲来到了柏林，和他妹妹生活在了一起。《浮生》的叙事脉络基本可以一分为二，前半部分主要讲述威利在伦敦留学时候的经历，弥漫着浓浓的自传性气息，把一个陷入到时代的幻灭，生活的绝望，无根的犹疑，神圣的嘲弄以及恒久的困惑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对于奈保尔这样缺乏幻想的天赋，又没有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家，他唯一凭借的就是一种自由意志，一种对写作苦苦的坚守。你可想而知在这个过程中他所经历过的苦难和艰辛，那些在地下室为写一个句子而苦苦思索的日子，那些为了挣生活费去英国广播公司录音的日子，那些因为苦闷带着一丝惊恐和羞耻找寻妓女的日子，那些参加一些波希米亚式的宴会的日子……当奈保尔在威利身上发现自己影子的时候，他已经不由自主地从一个故事的旁观者变成了故事中人，他不自觉的在威利身上倾注了自己前半生的全部深情。这种散文般的叙事在这位一向刻薄傲慢，习惯冷嘲热讽的作家身上颇为难得，也让《浮生》变得抒情和饱满。

　　但是小说进入到后半部分，风格骤变，抒情般的散文纪事，即刻转换成了一种纪实性的冷峻风格。威利随着他的女友安娜去了非洲，在那个陌生的土地上隔膜地生活了十八年。奈保尔《浮生》后半部分的书写中，采用了一种历史性的写作手法，他忠于历史，用看似笨拙的纪实手法细致刻画在非洲的一系列生活。小说的这部分实际上属于奈保尔数年来日臻完善的创作模式，其中的历史报道、社会分析与带自传色彩的故事和旅行日志互为交织，这种综合模式也许会成为奈保尔留给英国文学的主要遗产。 奈保尔对非洲十分了解，他曾在东部非洲生活和工作过。他写了多部关于非洲的作品，反响较大的有《自由国度》(1971)与《河湾》(1979)，这些作品都已经有中译本。不过，就整体而言，他对非洲的看法始终如一，甚至可以说有些固执。他认为，非洲是一个“梦幻般的、可怕的”地方，它拒绝人们的理解，消解人们的理性以及理性带来的科技产品。约瑟夫·康拉德来自西方世界的外围，后来却成为了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家，他是奈保尔仰慕的名家之一。姑且不论好坏，奈保尔在《浮生》中写到的对非洲的印象显然受到《黑暗的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