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汉人皮囊 藏地灵魂

　　我们在青岛市浮山脚下某小区杨志军的家中见面。浮山是青岛市区最高的山峰，面朝大海，登临山顶可俯瞰青岛东部全景。从杨志军家中望出去，可以看见浮山顶部那些重重叠叠的悬崖峭壁。

　　不过，对于从小生长在青藏高原的杨志军来说，这海拔几百米的浮山，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山了。他已经在这座海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也很喜欢这个居住地，但在精神上，他与这座世俗中的发达城市依然有一种疏离感。他的精神庇护所，是藏区深处那些静默无语的荒原，是那些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的雪山。

　　他每年都会去青海，每年都会回到青藏高原。这个汉族人的心脏，仍然是与青藏高原的心脏一起跳动的。

　　杨志军，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其荒原小说系列和藏地小说系列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小说版的藏地文明百科全书”。其中有长篇小说《 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失去男根的亚当》、《隐秘春秋》、《天荒》、《永远的申诉》、《迎着子弹缠绵》、《无人区》、《无人部落》、《大悲原》、《生命形迹》、《敲响人头鼓》、《骆驼》、《藏獒》三部曲、《伏藏》、《西藏的战争》、《藏獒不是狗》、《海底隧道》、《潮退无声》等;中篇小说《驴皮记》、《大湖断裂》、《美丽孕妇》、《永远的浪漫》、《艳龙》、《原野藏獒》、《情和欲的悲歌》、《海上摇滚》，散文集《藏獒精神》等。

　　所谓荒原系列，主要是指发生在藏地上的汉人的故事，藏地系列描述的则多是藏族和藏人的故事。

　　这又是一个长长的且一直在增加的书单。他手头尚有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等待出版，他说，这是迄今为止他自己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

　　小的时候，杨志军曾对自己的汉族身份颇为失望，甚至有些自卑。“我生活在藏族地区为什么不是藏族呢?我不能穿着光板的羊皮袍在马背上窜上蹿下，不能扬起冻紫的脸膛拉着鼻涕带着藏狗朝着失群的牛羊追奔而去，我不能抱着羊羔睡觉、骑着牦牛走路、嚼着风干肉嘎嘣嘎嘣磨牙。我只是一个来到草原的羸弱的城里娃在羡慕一种陌生而自由的生活。”

　　后来杨志军的父亲告诉他，他们也是游牧民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是那些投身疆场的蒙古人。他们的祖籍在河南孟津，那是一个古渡口，过去叫古横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元代以后，蒙古人在那里盘踞了很久，从攻城略地变作放马南山又变作稼穑屯田，直到被同化消失。而青海草原历史上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曾是蒙古人的牧场。这让天生不喜欢农耕文化的杨志军获得了一些安慰。他认为自己的基因里就带有游牧民族的自由与张扬。

　　他迷恋藏族文化和游牧精神，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最钟情的娱乐节目，便是听藏族人或蒙古人唱歌。

　　杨志军的父亲笔名叫古洪，就来自孟津渡的古名。不仅是笔名，工作证和各种表格里填写的也是古洪。古洪解放前就读于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为了节省学费，开始读的是免费的外语系，后来外语系收费，就转到免费的法律系，后来法律系收费，就转到免费的新闻系。他在就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国民党撤退前成了进步学生护校队的成员。1949 年以后，古洪他们一直跟着部队往西走，部队在前面打仗，他们一帮文化人就在后面跟着办报。部队解放了宝鸡，他们就在宝鸡办报，部队打到甘肃兰州，他们又赶往兰州办报，后来部队解放了青海，他们又赶去创办了《青海日报》。他们本来想跟着部队进入西藏，但由于部队延缓进藏，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就留在了青海。

　　1955 年 5 月，杨志军出生在青海。

　　古洪后来离开报社去了省委宣传部，又从宣传部去了文联，担任青海省文联党委副书记、副主席，最后从青海省科技协会主要负责人的位置上退休，1988 年去世。在报社和文联，他曾力所能及地帮助过好几个右派，人称“好人古洪”。文革结束后，他担任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在文联接纳了好几个别处不给安排的摘帽右派，曾力排众议安排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诗人昌耀做了《青海湖》杂志的诗歌编辑。昌耀最重要的诗篇，就是在这个编辑岗位上写出来的。杨志军曾经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看到过昌耀写给父亲的感谢信。杨志军说，父亲的善良、正直、仗义，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因为工作的关系，古洪经常待在草原，杨志军也就成了草原的常客。而他的母亲是一位热心的医生，常有牧区的藏民跑来看病，就住在杨志军家，一住一大片。让他们睡床，他们不肯，一定要睡在地上，也不要铺盖，用自己的皮袍一裹就过夜了。这不是客气，他们是真的睡不惯床。

　　幼小的杨志军于是又觉得惭愧。他不仅没有席地而卧的习惯，也没有这方面的自由。但这些藏民一来，他就自由了，如果他们带着孩子的话，他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睡。他们的许多病比如肝包虫、胃包虫、风湿病等等，他母亲治不了，就把他们带到医院别的医生那里。最终治好了没有呢?这曾是杨志军一个不小的牵挂。当然，让杨志军牵挂的还有奶皮子，他永远记得饥荒年间藏民们送去的香醇无比的奶皮子。他说，后来他常去草原，有时候就是为了吃一口记忆中的奶皮子。

　　1970 年 12 月，不到十六岁的杨志军当了一名工程兵。这位在省委大院长大的孩子，告别跟街道上的孩子打群架、在湟水河里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的生活，为了防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在陕西榆林县镇北台挖起了坑道、修起了碉堡。炸石、采石、抬石、雕石、垒石、灌浆、排哑炮，初生牛犊，什么都敢干，因表现出色，被选拔到西安的师部做机要员，在师部培训了半年，又被挑选到省军区司令部，在那里待了五年多。

　　1973 年，在部队

　　之后，杨志军回到了青海。经过口头考试，他进入《青海日报》，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做记者，在草原上勤奋地奔跑着。然后赶上1977 年恢复高考，尽管不情愿，但在父母的督促下还是考了一把，进入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 年大学毕业，他又回到了《青海日报》。一开始报社把他分到了文艺部，整天坐办公室。杨志军哪里受得了，闹腾了几番要求转到记者部去跑农牧。报社领导觉得他有些不识抬举，但又觉得他是好样的，年纪轻轻，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样的人不多见了!”

　　终于，他又可以做他的农牧记者了，今天农村、明天草原，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采访任务，一去就是几十天，碰到什么写什么。他又可以住寺院、住帐篷了，他又可以和牧民一起干活一起吃糌粑一起喝青稞酒了。他又可以由着性子乱跑了，的确是哪里有事往哪里跑。

　　有人说，对于作家而言，最好的职业是记者，最不好的职业是教师。从这个角度说，杨志军遇上了最好的职业。他的很多作品，就是这样“乱跑”出来的。

　　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牧民那种散淡缓慢的日子，也早已适应了那种所求不多、异常艰辛的生活。生活并没有因为他在各种表格里填着“汉族”而让他不是一个藏族。他在复杂人际、繁缛应酬方面的笨拙，他的简单、耿直、沉默的日常姿态，他对雪山、草原、帐房、牛羊近乎魔怔的迷恋，还有他那只要一触及藏地就永不枯竭的写作，都说明他的天性就是一个牧民，他有着他自己渴慕的地道的藏式人格。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一个顶着汉人名分的藏民，拥有一颗藏地赋予的灵魂。他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单纯而辛劳的游牧，只不过他把游牧变成了游走或流浪。这种流浪是生活的，更是精神的。

　　在一片文章中，杨志军这样写道：

　　“藏民这两个字，是我一生永远的情结。很多时候，只要想起这两个字，我就会泪如泉涌。这是一个高寒民族最简单的称谓。拥有这个庄严称谓的民族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面朝天空的祈求;有多少幻想，就有多少对着神灵的跪叩。它用无法抗拒的魅惑，让我跳进了洗刷灵魂的河流，让我加入了吟诵真言的合唱，让我成为经幡部落的一员，匍匐在即将陨落的太阳燃烧而起的地平线，流水冰晶，地久天长。”

　　他用在藏地荒原数十年的孤独行走，给我们带来了大量动人的故事和神秘的传奇。他本质上更像一个诗人，他的小说语言，也像那鸿蒙混沌的藏地荒原一样，奇幻，神秘，有着激动人心的抒情氛围。

　　“小说西北王”为什么离开西北?

　　杨志军的真正意义上写作始于 1980 年代，那时他已经从报社的记者部调到了文艺部。他在那段时间发表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写了青海湖周边胡乱开荒、破坏草原的历史，是当时西部文学的扛鼎之作。这也是最早关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藏民生存状况的作品。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没有人谈生态，大家谈的是伤痕，是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怎么样发展。

　　《环湖崩溃》发表后，青海湖畔的几个藏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专门到报社找到他，向他敬献了哈达，说他的小说写到了他们，说了他们想说的话。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人文精神的启蒙时代，社会思潮波涛汹涌，忧患精神、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基调。杨志军生逢其时，破土而出，精神坐标从来没有偏移过。接下来的三十年，无论是写刀光血影还是爱恨情仇，无论是在边藏地区还是在青岛沿海，他顽强地保留了 80 年代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我认为，杨志军是 80 年代留给这个社会的精神财富之一，这份财富从未过时，它或许曾经贬值，但在将来，它会是越来越宝贵的文化资源。

　　在《环湖崩溃》和《海昨天退去》引起轰动之后，杨志军基本销声匿迹了。他从报社的文艺部调到了总编室，据说遇上了一些不愉快的事。1992 年之后，下海潮风起云涌，他便到北京一个朋友的公司做书商。那段时间王朔最火，所有书摊上都有他的名字。杨志军看着就眼热，心里说我本来应该去写作啊，怎么流落北京街头为别人出起书来了，心里特别难受。不过他在北京期间，青海日报社还一直给他发着工资，报社领导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去。他回去了。他本来想调到省文联，但报社不放，把他从总编室调回到文艺部。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办公室。报社一直为他留着这间办公室，从未给别人用过。

　　编稿之余，他上班的时候可以写作了。

　　1994 年，七卷本的《杨志军荒原系列》出版，其中包括《天荒》、《艳龙》、《圣雄》、《苍茫唐古特》、《环湖崩溃》、《江河源隐秘春秋》、《失去男根的亚当》。这套书本来想叫《杨志军文集》，但在整理作品时他发现这些书都是写荒原的，就改成了荒原系列，这一改，他成了“中国荒原作家第一人”。省委宣传部兴冲冲地召开了一场“杨志军暨青海省长篇小说研讨会”，目的是推动青海省的文学创作，研讨会由一位副部长主持，规格不可谓不高。但杨志军却动起了离开青海的念头。那时候还没有西部大开发，青海的经济与文化都很落后，机会少，人才南下东去成了一个潮流。他的好朋友一个个孔雀东南飞，有时候他连一个可以交流思想、谈论文学的人都找不到了。

　　走的时候，宣传部领导、报社领导、文联领导给他饯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去了外地要是不顺心就再调回来啊，不用不好意思。

　　一开始他想去上海，已经联系好了单位，而且还在上海买了房子。但最后却辗转到了青岛。1995 年 10 月，杨志军被“人才引进”到青岛出版社，筹备创办《通俗文艺报》。他卖掉上海的房子，举家搬到了青岛。

　　他是顶着“小说西北王”的桂冠来到青岛的，但是一到青岛他就把这顶帽子扔进了大海，专心创办报纸，根本没有时间写小说。当时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甚至连长途电话都没有，办报纸的手段都是最原始的，只能靠杨志军的个人资源来支撑。他带着从社会上招聘的一帮年轻人干活，选题、采访、组稿、编稿、画版、校对、印刷，一条龙下来，被牢牢拴住了。这种状态持续将近三年之久，他才逐渐淡出，一方面他急切地想回归小说创作，一方面他不想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处理无聊的人际关系上。也算是一种无奈的淡出。据说，那段时间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他想过回到青海，“但是的确已经不好意思了”。而且那些当时给他饯行的人，也都一一退休了。他已经回不去了。

　　好在，他又开始写作了。《藏獒》、《伏藏》、《西藏的战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也是从《藏獒》开始，杨志军逐渐从到道德探索转向了信仰探索。他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在精神上都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西藏的战争》，他已经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而是把它看作是基督教与佛教的战争，是信仰与信仰的战争。英国人后来自动撤离了，是因为他们在巨大的信仰面前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他们可以占领西藏的土地，但是西藏的精神无意间已经占领了他们的内心，最后他们只能背着十字架离开。这是神与神的包容，是信仰与信仰的融合。他最后写到英国圣保罗大教堂里供奉的精神信物：中间是圣经，一边是佛教对话录，另一边是一个空白。他一直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在起始点和终极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

　　通过《西藏的战争》，杨志军对世界说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

　　“狼性的流行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而在更多大众读者的眼里，他的代表作毫无疑问是《藏獒》三部曲。

　　该书从2005 年开始出版，很快发行逾百万册。进入新世纪以来，还很少有一部严肃文学作品能像《藏獒》一样拥有如此巨大的读者群，并在全国引发巨大的争议浪潮。它触动了这个社会一根敏感的神经。

　　此前一年，一部名叫《狼图腾》的小说出版，作者是姜戎。那是一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刻，也是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时期，《狼图腾》中对狼的推崇、对强者精神的呼唤，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时代和社会的精神需求，一时大热。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商界，更是应者云集。商界普遍认为，“狼文化”符合现代竞争社会的利益需要，企业需要有像狼一样适者生存的能力。在狼的身上，很多人看到了自己，或者看到了自己想要的自己。

　　一时之间，中国社会“狼烟四起”。

　　在杨志军看来，《狼图腾》是一部有个性、有生活、有悲悯、有人道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作品，作家讲的并不是狼的成功和胜利，而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是人和狼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史。但更多人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将所谓“狼性”、“狼道”、“狼经”当成了楷模。这让他颇有些担忧。

　　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的《藏獒》，被迅速推到了《狼图腾》的“对立面”。这两部作品都有着题材新奇、引人入胜的特点，畅销并不意外。但《藏獒》在文坛内外引起的轰动之大，还是出乎杨志军的意料。

　　有媒体说，《藏獒》是一部借“獒性”呼唤人性的小说。当时风头正劲的长跑教练马俊仁也说，藏獒是“人民的保护神”。一时间，獒文化大有反转狼文化的趋势。

　　“或许在读者的期待里，总应该出现一种力量、一种形象，来挽救日益衰残的道德风景，并给它们涂上人性的光辉，来消解由野蛮霸道的狼道、狼经造成的弱者的无助和生存的紧张，来缓释那种担忧被吃掉、害怕被挤兑的心态。”杨志军说。

　　他说，作为文学，《狼图腾》和《藏獒》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可以互增互长，藏獒和狼都可以自成一体，跟谁也没有关系。“但作为文化，它们却是冰炭不容的。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獒文化是平民文化，是弱者的文化。弱者需要保护，找谁呢?找藏獒。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舍己为人的符号。对那些不得不做羊的人来说，他还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一是寻求藏獒的保护，二是慢慢地让自己变成藏獒，来遏制狼道的横行。”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狼文化的反感，他认为狼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对人类社会是极大的戕害。他明确表态说，我们根本无法证明马背上的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狼，所谓文化上的“狼崇拜”只是一种现代崇拜，是由空虚和盲目造成的竞争社会中的都市崇拜，而不是历史崇拜，也不是草原崇拜和民族崇拜。

　　这位从青藏高原走来的作家告诉我们，草原人真正崇拜的是藏獒，而不是狼。狼性和藏獒性格，代表着人性的两个极端，狼的自私和藏獒的忠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狼性的流行是因为人们对现代社会生存竞争的残酷心怀恐惧，这种现代崇拜违背了人性公德，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宣泄，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按说，文学早已过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年代，回归到了真正属于文学爱好者的时代。《藏獒》的轰动，跟文学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人们在这个精神空乏、道德缺失的时代，从藏獒身上重新发现了忠诚、勇敢、正直、向上、信用等日渐稀有的品质和精神，引发了内心深处的共鸣。这些人类社会内在的高贵基因，仍然在不时呼唤着越走越远的人类自身。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一部文学作品能引发一场全民讨论了。

　　有学者说，“狼獒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文化的对抗，一场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对抗。但杨志军不会使用这种冰冷的社会学语言。他替自己的《藏獒》庆幸，也替他的《藏獒》担忧，当一部小说由单纯的文学演变成复杂的文化，它的负担就太重了。

　　他只是在坚持他一以贯之的文学母题。

　　与都市生活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没有人怀疑，青藏高原是杨志军一生书写的坐标，不过，现在他对自己居住了 20 多年的青岛也产生了兴趣。

　　他自己说，他身上原来有两种标签，一个是游牧文化，那是与生俱来的，另一种是农耕文化，那是因为他的祖籍是河南，他虽然排斥却又很难抛弃。如今又多一种，那就是居住地青岛给他带来的海洋文化标签。

　　青岛的历史一直都是多元文化冲撞的历史。与上海、天津等地有五花八门的外国租界不同，青岛是整座城市由一个国家独占一个时期。德国人曾经在青岛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与治理体系。上海、天津的租界，可以与当地老百姓没有太多关系，而德国对整个青岛乃至胶州湾有着完整的管辖权，青岛及周边地区的老百姓要谋生，就必须与外国统治者打交道。后来日本人来了，也是这样。你会发现青岛人一方面反感外国人，一方面必须依赖外国人，为什么?因为清廷腐败，北洋无能，让老百姓饿肚子，而德国人来了以后给你饭碗，日本人赶走德国人后开了很多工厂，提供了工作机会。这就造成了青岛老百姓一种独特的矛盾心理、矛盾情感。这种纠结塑造了几代青岛人。

　　这些都是文学家的富矿。

　　莫言的作品触及过青岛的历史。莫言的老家在距离青岛一小时车程的高密，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就以清朝末年德国人在高密修建胶济铁路为背景，描写当地农民抗德历史。杨志军对莫言的评价很高，这个评价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前而不是之后。

　　“我过去是住在青岛写青藏高原，现在我开始写青岛，一个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不可能不成为我的作品。”杨志军说。

　　近两年他先后出版了《海底隧道》和《潮退无声》两部长篇小说，这是他写青岛的开始。现在他正在写另一部关于青岛的作品，他说，他想在这部作品中对传统文化人格做一种探讨，表现传统文化人格在青岛历史上尤其在当下的反映。

　　但在内心世界里，他对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还是有所失望。他从小最喜欢看《水浒传》，他迁徙来到山东青岛，某种层面上也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以为在山东可以找到“义气”。但他最终颇为沮丧，“那么高的个子，却有那么小的心眼，山东其实没有大汉。”青岛是一个世俗味很浓的城市，“风景很优美，经济很发达，人格很浑浊”，精神的风采很难显现出来。这跟青藏高原是两个境界。“青藏高原就算很世俗，但也有信仰存在。”

　　这个在自己的作品中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人，在现实中更像一个隐居者，努力与人群、与圈子保持着一种距离。《藏獒》三部曲让他在文学界内外都获得了极大的名声，他也成为了中国最畅销作家之一，但他不喜欢张扬，不喜欢场面，不喜欢饭局，只顾沉浸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写作。实际上，他在中国文坛也像是一个边缘人，不属于任何一个山头，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们无法把他的作品归入任何一个体系。

　　在他看来，无论在青岛生活多么久，他的天性依然是一个牧民，他的藏式人格不会改变。

　　不过青岛有青岛的好处，那就是空气。人在缺氧的状态下，思维就会变得迟钝，尤其是普遍对高原缺氧耐受能力明显不足的汉族人。杨志军最近这些年才意识到青藏高原的作家为什么写得那么艰难，创作量明显不如平原作家，或许就是因为缺氧的缘故。为此他非常感谢青岛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

　　最后，我们的话题转到近年来崩盘的藏獒经济，杨志军有些黯然。

　　所谓“藏獒经济”，正是从《藏獒》畅销之后火爆起来的。所以有人说，“藏獒经济”的泡沫就是杨志军鼓吹出来的，它给原本依附藏地高原的藏獒带来了极大的悲剧。在欲望的驱使下，市场炒作过度，藏獒不断转手，售价动辄百万，甚至高达千万一只，一夜暴富的神话引得大批投机者趋之若鹜，藏区牧民也多有卷入。最疯狂的那几年，藏獒配种费高达三五万元，名獒甚至可达 20 万元。

　　杨志军承认，这场泡沫的确与他有关。

　　一切泡沫必然破灭，藏獒自然也不例外。藏獒的主要买家，很多是来自山西、内蒙等地的土豪，随着煤炭、钢铁、地产业景气不再，购买大户们烟消云散，过去的天价藏獒，如今 1 万元一只都很难卖出去了。大批藏獒变成流浪狗，甚至沦为某些人的盘中餐。

　　正因如此，在《藏獒》三部曲之后表示不会再写藏獒的杨志军，打破承诺第四度书写了藏獒。2013 年，长篇小说《藏獒不是狗》出版。这部书讲述了藏獒悲剧后面“人”的堕落与人性的挣扎。那年他和这部书的编辑赵文生到北京做活动的时候，我见到了他们。杨志军说，这部书可以视为他个人的一部忏悔录。

　　《藏獒不是狗》这个名字已经最直白地告诉大家，藏獒是牧民的兄弟姐妹，在青藏高原是神灵化的动物，是山神的义子，它不是摇尾乞怜的走狗，对这种动物，我们不是应该有更多的敬畏吗?

　　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一个能够做灯塔的人，或者有能力为人们提供某种地标。我问杨志军，在你看来，人类如何才能为自然保留最后的尊严?

　　然后我说，对此，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他说，作家基本上也都是悲观主义者。他只希望通过自己的书，让弱势人群在感情上有所依靠，让所有喜欢狗的人理性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狗，让冰冷的人际关系变得充满温情，让阴暗变得明朗，让失衡的心理找到安慰，让每一个灵魂都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妥帖的安放，哪怕只是一种虚幻的安慰，“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完成的救赎。”

　　在采访结束之后几天，他又发邮件补充说：

　　“尽管我内心时时涌来黑暗，但我发誓一定要带给世界光明与希望;尽管我一生坎坷、充满艰难，但我发誓一定要带给人们美好与感动;尽管我常常灰心丧气，在思想的苦海里挣扎，但我发誓一定带给他人乐观与理想;尽管我立足于污泥，即将淹毙于浊浪，但我发誓一定要带给朋友清洁的习惯和洗浴的力量。”

　　我很少相信别人的誓言，但是杨志军这段话，我信。并自勉。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