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且
孙且，1963年生于哈尔滨，作品散见于报刊，在《小说林》，《北方文学》、《作家》等多家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30多万字，获得哈尔滨第八届天鹅文艺大奖文学类三等奖等。小说《洋铁皮盖儿的房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在哈尔滨本埠实力派小说家中，孙且极具个性，其作品的魅力，在于他那执拗而独特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想象方式。他创作了“偏脸子”系列小说渐渐为世人所关注。不久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洋铁皮盖儿的房子》再度掀起读者的兴趣与关注。这部长篇小说采用儿童视角，叙述“文化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与俄罗斯底层百姓混居的“偏脸子”的生活。小说立足于本土元素，人物鲜活，故事充满张力与内蕴 。东北网龙文化记者近日采访了孙且，就小说的取材，小说的语言等进行专访。为推出本土作家、为繁荣本土文学创作推波助澜。
记者：您新近出版的小说《洋铁皮盖儿的房子》，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小说立足于本土元素，人物鲜活，故事充满张力与内蕴，能谈谈你在取材上是如何考虑的吗？
孙且：可以。我的小说《洋铁皮盖儿的房子》，实实在在是一部关乎我童年的记忆之作。我从小跟我姥娘（东北人称姥姥）生活。我姥娘家住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一个叫偏脸子的地方。偏脸子不是街道的名称，而是一个地域的名称。偏脸子的地界约为抚顺街以下，与大通路（现新阳路）之间，北到军官街（现霁虹街），南到安红街至三十六棚铁路车辆厂这片狭长的坡地。
我曾向外地的朋友夸耀过我的家乡，说哈尔滨是一座具有独特品格和文化魅力的城市。在我的心灵深处，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然而，不知为什么，当我用真诚审视着眼下这座城市，我所仰赖的荣耀与底气竟是如此的不足。
试想，其他地域或城市，一位作家写一个院落，写一条街，就可以写出整个地域或城市，比如，老舍之于北京，沈从文之于湘西。而哈尔滨，没有作家可以做得到。哈尔滨从它不算长的城市纪元开始，文化形态就是多元的。南岗区、道里区、道外区，城市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风俗、做派迥然不同。即使同在道里区，狭义的道里与隔着几条街道的安字片相比，面子和里子也是大不一样。
偏脸子在哈尔滨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单元。
俄国十月革命，那些身份复杂、形形色色的俄国人逃难到哈尔滨，中东铁路当局出于人道考虑，划出埠头区(现道里区)与新城区(南岗区)交界的土岗以下一片低洼地，也就是我说的以上区域，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居住，称为新埠头。
俄国人管这里叫“纳哈罗夫卡村”，意为流浪汉、流氓、无赖居住的地方。后来，闯关东的穷人也来此居住。两个民族的最底层的老百姓混居在一起。当然，俄罗斯人里不乏破败了的白俄贵族、旧官僚、旧军官、旧地主，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和艺术的熏陶，这些，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中国邻居和街坊。
偏脸子，在哈尔滨方言里，偏岗子地、偏坡儿地也称作偏脸子地。
刷着绿油漆的洋铁皮盖儿、白石灰板夹泥墙的房子，木头的板障子，板障子上攀缘 的喇叭花，板障子里的丁香树和沙果树，从挂着白网扣窗帘的窗户里传出来悠扬的巴扬声和忧郁的歌声……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虽是不一样的背景，但却一样背井离乡，一样悲苦命运。两种血脉和不同质的文化对撞着，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养育了很多个性突出的人，演绎了许多不一样的故事。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体育赛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混血儿杨菊成；有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副院长、陶瓷专家杨有善；有当代著名小说家王阿成、梁晓声；有一跺脚半拉哈尔滨就得地震的大流氓、大烟鬼……
我的小说就是我的邻居街坊们的生命传奇。
记者：关于城市的切肤记忆，在你的小说中体现的是那么淋漓尽致。如今，城市在飞速发展，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发生着巨变。你所刻骨铭心的城市记忆会不会在这繁华之中打折？对你今后的创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孙且：说起来一言难尽啊。如今，偏脸子已面目全非，城市里那些俄罗斯民居被拆除，随之矗立起钢筋水泥的现代化高楼。最令人不忍的还有蕴藏在诗意风景背后的那些独特文化的消亡。所以，除了时间的磨损，哈尔滨正在被一双双无形的“雕塑之手”改变着，与原生态的文化气息渐行渐远……
“文革”时期，在偏脸子，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随着年龄的增大，记忆力越来越差，而小时候那些美丽而忧伤的生活片断却无比清晰，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结。
小说是叙述隐秘人生的文本，我们需要更可信的口述史。因此，我选择了小说，想“还原”出我的记忆。世界在变，城市在变，我心中关于“偏脸子”的记忆不会变。那些或温情或疼痛的记忆将成为我未来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记者：小说《洋铁皮盖儿的房子》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即人物语言，几乎成为小说的最大亮点，这是你的刻意而为吗？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孙且：嗯，这也是好多读者关注的。当我拿起笔的时候，小说的世界已然很精彩了。古今中外，星光灿烂。在这多重的影响的焦虑下，我必须消解我的前辈和同辈成功的经验，摸索出一种属于自己的与任何人迥然不同的表达方式，烙有深刻的自我印记，而且无法磨擦掉，从而给自己的小说一个独特的身份，寻找抵达小说的别样旅程。
我赋予我的小说身份的第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方言口语。
我以为言语是小说的本体，是它的内容。在我的小说里，我大量使用了哈尔滨方言。方言的使用，我不仅仅是用来体现地域性，从而贴近文本的选择，也不仅仅使小说的质感触手可及，而是，委它以重任。
现代化的进程，交际的迫切需要，普通话的重要性凸现，方言边缘化，并正行将消失，成为遗存和化石。语言与其他客观事物一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绝对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言民俗学告诉我们，多元的地域文化由多元的方言承载，也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方言所创造出来的。我记得有人说过，一个物种的消失，只让我们失去一条动人的风景线，而一种语言的消亡，却让我们永久地失去一种美丽与独特的文化。作为艺术创作的小说语言，要比普通交流语言更讲究心理蕴涵，好的小说具有鲜活的感性和文本之外的无穷滋味，而这些显然是无法用电脑键盘上的符码和理性的标准化创造出来的。
在数控化的今天，我更愿意去做一名手工工匠，不在意我的成批次的产量，而去在意仔细地打磨我每一件的产品。我的作品也许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而恰恰这些看似的缺陷会形成我自己的风格和标志。
纵观文学经典，伟大的作品都是创造性使用口语的结果。曹雪芹这样，沈从文亦然。我追求平淡里蕴藏着奇崛。很可能最好的表达是最朴素的表达，比如被称为“简约大师”的雷蒙德?卡佛，叙述平淡而有节制，正是他的小说里极其简单的叙述和描写，让人瞠目结舌。
有的评论家针对我的小说指出，我的方言和俚语阻碍了更好地去表现生命的忧伤以及读者的阅读。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
我的小说坚守在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让已经像血液一样融入我生命的方言和民俗，在我小说的文本里诗意地生长。如果圣殿需要献上馨香之祭，那么，我甘心做一个牺牲者。因为我深信，这不是一条不归路，而是通向艺术殿堂的美丽途径。
记者：在哈尔滨乃至全国，您的小说越来越被看好。作为一名成功的小说创作者，你认为小说创作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是更艰难，还是更容易？
孙且：在技术的表层上，小说需要对字句的锱铢必较而精雕细铸出来，需要对结构的苦心经营而构建出来，不像诗歌，因为篇幅的短小，可以凭借那灵光乍现的灵感，一挥而就。
小说创作的艰难还在于创作者对生命本质和存在认识的肤浅。其实，谁能还原生命真正的面目呢。我自认为我的小说充满了真切而密集的细节，细节在我这里是作为目的和归宿而呈现的，通过细节超越语义，进入到生命的内核。碎片是生命的本质，细节是小说的全部。同时，细节的密集使我的小说具有了绵延的长度。绵长几乎是小说注定的宿命。一篇小说，只有在具有一定的物理长度之后，才具有小说的文学意义，才有了叙述的过程和走向，才有了情节展开与消解，才有了人物的塑造与主旨的呈现。
一个文学家拥有自己的时代，而后才能创造，挣脱了族群精神和文化母体的文学艺术，是无法成立的，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小说家必须在他的时代里做出最前卫的表达，前卫不是对西方现当代文学技术的模仿，所谓的先锋性，是表达上的创新及别致。
文学是神祗，让人们终生敬畏。我走在朝圣的路上，用生命的长度去丈量，因此，意义不在于结果，在于抵达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