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
孙惠芬：1961年生，大连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杂志社编辑，现为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历任庄河县文化馆创作员，文化局副局长《海燕》杂志编辑，文学创作二级。辽宁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委委员。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中篇小说集《孙蕙芬的世界》，中短篇小说集《伤痛城市》，中篇小说《还乡》，短篇小说《台阶》、《天高地远》、《变调》、《赢吻》、《舞者》、《春天的叙述》、《女人林芬与女人小米》、《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长篇小说《歇马山庄》等。
作品欣赏：
“一户人家动迁祖坟时，从祖奶奶的坟里挖出一枚戒指，然而后人们却说，祖奶奶从没戴过戒指。”作家孙惠芬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了灵感，历时3年多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秉德女人》，讲述了一个敏感、内心狂野的乡土女人命运多舛的一生。孙惠芬昨天说，跟着秉德女人一次次重建生活信念，她也变得顽强和从容。
>>灵感
戒指引发探秘激情
小说《秉德女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故事讲述1905年辽宁南部海边小镇上，一个尚未出嫁的美丽姑娘王乃容，因为不想跟父亲去教堂，躲到绸缎庄刺绣，却意外地被匪胡子掳走，人生轨迹发生剧烈转折，她成了匪胡子秉德的女人。此后，她倔犟地生根，养育果实，国家命运也作用于她的个人命运之中，她一次又一次遭遇风雨摧折。被原始生命力不断滋养的秉德女人，在挫折中顽强地一次次重建对生活的信念。
此前，孙惠芬的作品多聚焦于乡村与民工题材，这次却写出了《秉德女人》这样一部时间跨度百年、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小说。孙惠芬解释说，1985年8月，她的奶奶去世，“奶奶的生命沉寂于黑暗中，从黑暗中耸立起来的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奶奶生于1889年。”从那时起，孙惠芬心中就埋下了这个故事的种子。“从1889年到1985年一共96年，近百年中奶奶经历了什么，奶奶的生命有着怎样的升飞与回落、激荡与沉浮，我都无从得知。”2006年年初，家乡的一个朋友向孙惠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事情，“一户人家在动迁祖坟时，从祖奶奶的坟里挖出一枚戒指。祖奶奶的后人们回忆说，他们的祖奶奶一辈子都没戴过戒指。”孙惠芬的灵感由此而生，她觉得一枚戒指掩埋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秘密。她去猜想这秘密时，探寻的激情也就被点燃了。
>>人物
乡土女人内心狂野
孙惠芬笔下的秉德女人王乃容，是一个在辽宁南部乡村少有的有着家国观念的人，她一辈子都在关心国家的事外面的事。国家的政治变迁看似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却也与她的每一次遭际与命运转折息息相关。孙惠芬说，之所以让秉德女人身上有家国观念，是受奶奶的影响。“奶奶就是一个在乡村少有的有家国观念的人，这一点对我和我们家族影响很大，这也是这部小说让我为之倾情的动力所在，一个乡村女人的家国观是如何建立和毁灭的，正是这部小说的精神内核。”
孙惠芬表示，秉德女人除了在家国观念这一点上有奶奶的影子外，其他故事纯属虚构，集合了辽南乡村众多女人的故事。孙惠芬说，她期待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敏感的女人。由于敏感，她的内心才是狂野而自由的，精神世界是宏阔的，因此，她才能在多舛的命运中一次次重建对生活的信念。
同样是写女人，孙惠芬此前创作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与《秉德女人》中的女性截然不同。王乃容是在用心灵穿越漫长的历史，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人物是在短瞬的时间内呈现漫长的心灵史。两部作品中，女人都身处乡村，命运受困于无常的风雨，但因所处时代不同，秉德女人的遭际更多地来自国家政治变迁的辐射，歇马山庄两个女人的命运困境更多的源自乡土恒定的道德伦理伤害。孙惠芬说，她们都是她作品中的人物，个性、禀赋各不相同，她都喜欢。
>>故事
古镇风貌细腻呈现
《秉德女人》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但在孙惠芬的娓娓讲述下，辽南乡间的昔日旧貌、风土风物、生活习惯等生动而细腻地呈现出来。孙惠芬说，为写这部小说，她无数次到辽南乡间和小镇走访，“小说中写到的青堆子，是我的出生地，是辽南历史最悠久的古镇。它地处黄海北岸，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因为这里很早就有着开放的气象，祖辈们的生活很早就受到外界的冲击。如今，古镇不再有昔日的繁荣景象，但依然有人居住。一次次去寻访生活在那里的老人，落在尘埃中的故事就一点点被掀动。”
孙惠芬坦言，真正让人物从故事中活起来、走出来的，是她的家庭与家族。“祖辈们的身份驳杂，有基督教徒、匪胡子、国民党战犯、买卖人，还有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祖辈父辈像野草一样生长在狭小的乡村世界，却一生都在企图和国家这根粗壮的血管相通。当我的笔触深入了这个血管，细致而绵密的细节也就枝叶繁茂地长了出来。”
>>创作
现实经历成为羁绊
《秉德女人》采用了传统小说的叙述结构方式，即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讲述故事的起因、发展、高潮、结尾。孙惠芬透露，她曾想用秉德女人的7个儿女分头讲述的方式来写故事，“为此我做了厚厚一本笔记，7个声道的叙述在笔记里已经有模有样了，可临动笔时却觉得那样容易拆散人物的骨骼，多声道的叙述也容易造成混乱。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已引进中国，惟恐别人说我模仿他人。”
小说初稿只写了8个月，修改却用了两年多，前后修改十几遍。孙惠芬说：“问题出在小说后半部。原以为最难写的是前半部，即如何照亮黑暗的历史。事实上难写的是后半部。”孙惠芬称，前面的历史她没有经历，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文革”之后的历史她是经历过的，反而成为羁绊。“小说改动最大的是后面两部分，秉德女人渐渐老去，也不再敏感，故事一不小心就落到了烦琐的日常生活里，像大树的树梢，太多枝蔓。后来，认识到症结所在，一次次推翻重来，竭尽全力让故事沿着逼仄的心灵道路走。直到十几遍之后，再阅读时，感到作品中那股真气从头至尾贯穿下来，才罢手。”
孙惠芬将这次写作形容为一次探险、一次黑暗中的写作。她说：“秉德女人从1905年走来，她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在我这里是沉寂于黑暗中的。所谓探险，是说在这黑暗里，我携带惟一的光——心灵，贴近人物的心灵。在三年多的写作中，有一句诗一直萦绕耳畔，就是奥斯卡·王尔德的诗：我们都在沟中／可是其中一些人／在仰望天上的星空。它激励我在黑暗里探寻，一路爬过悬崖峭壁历经千难万险。如今，跟秉德女人一次又一次重建生活信念，我觉得自己也变得顽强而从容。”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