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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

发布时间:2021-09-24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

 


       齐邦媛(1924~),女,汉族,辽宁铁岭人,台湾地区以及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长女,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

主要著作
1.《千年之泪》
2.《雾渐渐散的时候 》
3.《一生中的一天 》
4.《巨流河》
5.英译《城南旧事》(部分,林海音原著)
此外,还主编有《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中英对照读台湾小说 Taiw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文文学》等。


   我生于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在家乡辽宁,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出生后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有一天高烧不退,气若游丝,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我母亲坐在东北引用灶火余温的炕上抱着我不肯放。一位来家里过节的亲戚对她说:“这个丫头已经死了,差不多没气了,你抱着她干什么?把她放开吧!”我母亲就是不放,一直哭。那时已过了午夜,我祖母说:“好,叫一个长工,骑马到镇上,找个能骑马的大夫,看能不能救回这丫头的命!”这个长工到了大概是十华里外的镇上,居然找到一位医生,能骑马,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们村庄里来。他进了庄院,我这条命就捡回来了。母亲抱着不肯松手的“死”孩子,变成一个活孩子,一生充满生命力。
  在那个时代,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样的生命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母亲的呵护,还有命中这些“贵人”围成灯罩似地为它挡风,使它不致熄灭。
  不久,这位医生又到我们村庄来医病。母亲抱我去看他,说:“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她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有给她取名字,您给她取个名字,纪念这个缘分吧!”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在我生命之初,给了我双重的祝福。
  我长大后知道此名源出《诗经·君子偕老》:“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齐邦媛,贤德女子……”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荣幸又惶恐!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间挣扎奋斗半生的我,时常想起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
  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隔了一天,我祖母、母亲带着哥哥和我,逃到一个比我们村庄还小的小村子里的亲戚家躲了一些时日,因为张作霖的军队在搜捕参加郭松龄兵变的齐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而我在那儿却每到天黑就哭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使得她们加倍困苦,又怕连累别人,只好回家,听天由命。
  铁岭齐家,在十八世纪初由山西徐沟县(现并入太原市)到奉天(沈阳)任职文官开始到落户,到我父亲是第八代。庄院位于范家屯西边的小西山,距离中东铁路的乱石山站大约五里,家产约有四百垧(东北话读作“天”)田地(一垧约十亩),在当地算是中等大户。
  我祖父齐鹏大,共有四兄弟。少年时,他不愿在乡下守着家产做“庄稼人”,跑去读军校,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里由营长做起,又从团长升为旅长,二十多年对张大帅忠心耿耿。我父亲是他的独子,留学德国回家,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竟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从天津挥兵出山海关到兵败,只有一个月。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并不知情,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父一辈,子一辈,不要算那个账,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对我没有二心。他儿子浑蛋,留洋念书念糊涂了,但是不要杀他爸爸。”后来我祖父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染了风寒而死,去世时只有五十岁。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本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本人埋伏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我的祖母张从周是满族人,十八岁由邻村嫁来齐家,生了一子两女,祖父从军之初她随夫驻防各地,后来因为家产需人照料而回乡定居。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后院的小黄瓜、黑浆果……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温和仁厚的人,对我母亲——她独生子的媳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绝不找麻烦,对媳妇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但规矩还是规矩,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但公婆吃饭时,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祖母对我最为怜惜,命也是她救的,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害她流了许多眼泪,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
  爷爷回家是件大事,那年代官威很大,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卫兵)。衣食讲究很多,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全家都似屏息活着,直到他返驻防地才敢喘气。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但太权威,没有人敢和他辩论。我出生不久,爷爷由驻防地回家,看了一眼炕上棉被包着的小婴儿,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把那个猫崽子丫头给我拿来看看!”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不必“抱”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他下令:“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尤其是我哥哥,他那壮硕的长孙)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齐家人口少,每个孩子都宝贵,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军中,四十“寿诞”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不久,她染肺病死了,我祖母很照顾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齐世豪)带大,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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