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迈
乔迈 (1937～),本名乔国范。祖籍山东，生于吉林。196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曾在吉林省歌舞剧院等单位从事专业创作，1985年后任省作协驻会专业作家、副主席。 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第五、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报告文学集《三门李轶闻》、《爱之外》、《森林大火灾》、《青铜少女》等，长篇报告文学《乱世影劫》、《风从八方来》、《百年梦现》等，散文随笔集《冬之梦》、《岁月物语》，电影文学剧本《不该发生的故事》等。作品曾获中国作协第二、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奖，吉林省第一、二、三、四届“长白山”文艺奖，《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优秀作品奖，中国作协所属报刊抗战文学作品征文优秀作品奖，电视文学剧本《不该发生的故事》经长影拍摄成片后获金鸡奖、百花奖、文化部奖、长影小百花奖、优秀编剧奖，《三门李轶闻》2009年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选的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两次获吉林省劳动模范称号，获颁吉林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吉林英才奖章。
作品节选：
三门里轶闻
在公元第一千九百八十年的早春时节，在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地面上的一个角落里，发生了一件很小的又是很大的，平平常常的又是非同凡响的，乍听之下似乎出人意料、细细想来却又尽在意料中的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消息像插上了翅膀，随着料峭的春风，迅速传往四面八方，在不同的人们中间，激起了不同的反应：有拍案而起的怒责，有幸灾乐祸的冷嘲热讽，有庄严的沉思，有含着苦笑的悲叹……
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落——散漫地分布在东辽河左岸一片大盐碱滩上的吉林省怀德县十屋公社三门李第四生产队——因此名声大噪了。
这是关于五个共产党员和他们的一段奇异遭遇的故事……
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位置
旧历庚申年——猴年——的春节快到了。汗巴流水苦累了一年的庄稼人，兴高采烈地忙着杀年猪，淘米做豆包，赶集买年画，换粉条子，买鱼，打酒。半天上零星地响着性急的孩子们提前燃放的鞭炮，空气中混合着淡微微的火药味儿，更使年关的气氛足了。
然而，这几天有一件事，比迎接春节更加吸引着三门李庄稼人的心，那是关于联产计酬、自愿结合划分作业组的消息。多少天以来，在积粪场上，在饭桌边，在月光和雪光照射的难以成眠的热炕头，干部们，老农们，父子、叔兄和小夫妻们，咕咕哝哝议论的都是这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包工包产到作业组，人合心，马合套，就不愁多打粮，多贡献，早富。但是，作业组怎么个划法呢？谁和谁在一组呢？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大队书记沈春亲自来村里主持召开分组会议了。他先召集本队的五名党员开小组会，要求大家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指示，特别提出，分组的时候，党员们不要聚堆，最好分散到各组去，以便加强党的领导。大家点头称是。然后，这才敲钟集合人。这是一个规模空前的社员大会，人们参加会议的踊跃程度可以同土改时候斗地主的大会相媲美。平时总是显得过大而空洞的“队屋子”，此时显窄了。来的不但有劳力们，一家之长们，也还有爱凑热闹的小嘎子以及奶着孩子的妇女。大蛤蟆头烟像施放驱霜烟雾似地呼呼升起来，把临时换上的200瓦大灯泡都熏暗了。然而，屋子里很静，没有往常开会那种没完没了的闲嗑和打趣儿逗乐。
书记宣讲了县委的有关文件，又讲了大队党支部的建议。那个建议很简单、就是根据本生产队劳力、土地和牲畜等情况，认为分成两个作业组比较合适。组划多了，人员不够角儿。庄稼人心急嘴也急。沈春的话音刚落，有人就呼儿号儿地喊起来：“这个政策行啊！拥护！既是自愿结合，谁就插旗招兵吧！”一人喊，众人应。会场上，呼兄唤弟，喊朋叫友，乱成了一片。沈春一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心里也觉着高兴，暗暗佩服中央的政策深得民心，作业组一定能划分得好，来年生产错不了，就又急忙讲了划组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希望把骨干劳力和弱劳力搭配好，避免出现一头轻的现象，别的地方是有这样的偏差。同时，作为党的领导者，沈春书记当然也没有忘记提醒大家发扬风格，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等等。
报名开始了。有人喊：“我们是田富组长！”接着，就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又有人喊：“我们是王占河插旗！”接着，也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大队书记一看，更觉高兴，这不是事先就有串联了吗！可见人们对分组积极性之高，对党的政策拥护之热忱了。但是，刚才念名字的时候，会场太嘈杂，念的速度也太快，连汤水不落的沈书记也没有太听清楚都是谁和谁一组，只觉得恍恍惚惚好像田富那个组多数是姓冷的，王占河那组差不多都姓王，似乎还剩下了一些人没进这两个组。沈书记赶紧动员：“既是基本有两个组了，也好，就以他们为基础吧，看看，还没入组的人，哪组要，要上哪组，抓紧时间报吧！”
听了书记的话，刚才热闹非凡的会场忽然安静下来，光剩下了人们使劲咂着嘴唇抽大蛤蟆头烟和分明是不那么自然的咳嗽声。沈书记感到有点诧异，便以诲人不倦的领导者风度，又讲了一遍政策条文，然后问：“都还有谁没进组？举举手吧，先拢一拢，看哪个组欢迎，自己愿意到哪个组去。都有谁呀？”说着，就在人们中间仔细审视起来。
大蛤蟆头烟又使劲地鼓起来了，烟雾先是升到棚顶，再慢慢往下压，快压到人们头上了。人们的目光有点异样，沈书记越发奇怪。他猛然发现了，在大蛤蟆头的烟雾缭绕中，有五个低垂着的头。头垂得那样低，以致稍不注意就看不见他们，即使看见了，也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和眼睛。数九寒天，窗户上哈气成霜，可那五个人的发梢额角，却闪着亮晶晶的汗珠。
中共三门李大队支部书记沈春的脸腾地红了起来，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扇了一巴掌。他看清楚了，那不是别人，正是本生产队的五名共产党员。看：身材高大，年纪五十开外的党小组长王才，复员兵、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荣凤春和刘清洲，河北人、壮年汉子王汉周和他的妻子、剪短发的王淑梅。对啦，正是他们五个人没有进组。在惶惑中，沈春想起了不久以前改选生产队长的事。他们这里硬是把党员队长荣凤春选掉了，换上了一个非党员。那是不是今天这种事情的先兆呢？是的。可惜自己当时竟没有留心。
沈春无奈，只好等脸红过一阵以后，勉强把心稳一下，很委婉地说：“我刚才看，还有几户等着入组的，都是社员，总不能甩出去几家，那样也不好。看看哪组愿意吸收他们？”
沉默。
沈春身上的不自在一分一秒地增长起来，好像浑身的血都在往外膨胀，再看自己那五个同志，脑袋越发垂得低了。
“看看……哪组……”沈春的声音越发微弱，以致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说话。
沉默，还是沉默。
屋子里这样静，连小孩子吃奶的声音都停止了。也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多长时间。
“我们组就这些人啦！”忽然有一个人说，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使得全屋的人都吃了一惊。所有的眼睛都转过去看，却是刚才插旗的王占河。
“我们组也够啦！”又一个红脸汉子跟着高声大嗓地嚷：“书记刚才不是讲让自愿吗？我们就这些人自愿。”
这是封口了，眼珠不叫眼珠，真眼仁（人）呀！
五个共产党员是哪组部不要！……
当天夜里，这几个被抛弃的布尔什维克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党小组长王才的家里。王才是这几个人中间的长者，有着近三十年的党龄，又当过二十来年的生产队长。这位从八岁起就当半拉子、扛大活的老同志，当年曾是村里的一等棒劳力，后来又驰骋疆场受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在难忘的1967年，还戴着三尺长的“走资派”高帽子，在全大队被光荣游斗。如今，霜欺两鬓，英雄老矣！
但他真的老了吗？今晚，王才望着默默聚拢来的同志们，心里边一阵酸楚。他一个个地看着大家的脸，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愤愤不平。那个惟一的女党员、河北人王淑梅两眼红红的，呼吸之间还有抽咽声在，他想安慰他们几句，却又觉得无话可说。这时候，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27岁的荣凤春说话了：“这不是故意整人吗？咋的，一个不要！真把我们党员一碗凉水看到底了！上公社、上县，也得说道说道。”
“不假！”王汉周接过来了，他在河北曾经当过大队团委书记，很有点理论功底，说话喜欢提到纲线上认识，这时就操着一口河北腔说：“共产党领导一切，分组不要党员，这就是阶级斗争！”另一个年轻党员刘清洲听了，也就着高往上拔，大声说：“可不是咋的！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四个坚持！跟沈书记说说，他们自个成立的两个组不合法，得推倒重来！”
“我看倒不一定扯到阶级斗争上去。”还是女党员王淑梅实事求是些，“人家一多半怕是嫌咱们干活不行。咱也别强求人家，自己成立个组吧，架不住早点起，晚点歇，能总拉后？”刘清洲听了也说：“可也是！搞原子弹、人造卫星不行，真格的了，种大地，这么大个子，就干不了？”
七言八语，莫衷一是。王才听着这些议论，心里不住地翻腾。能扯到阶级斗争上去吗？当然是气话。真的是人熊、干活顶不上去吗？也不全对。他总觉得大伙没说到真正的原因上去。是没有看到？还是不肯那么认识？他想引导大家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就说：“咱这五个人，除我过了50岁，三十上下的多，就是汉周也才仍，正是庄稼人下力气干活的好时候。可这些年咱们都咋干的呢？我是党小组长，我清楚。你们也不傻，能不知道？不讲别人，就说我吧。自个儿觉得年纪大了，在村子里边，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如今两个儿子在城里工作，活泛钱儿多，光自留地一年就收四石粮。自家日子过好了，就想当老太爷享清福了，管大家的事少了，地也不下了，不像个共产党员。今天会上的事，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党……”
老王才这一说，其他人都耷拉下眼皮。荣凤春年轻，受不了这话，赶紧说：“你老上岁数了，要怪得怪我们年轻的。我复员回来，庄稼活生了，好当甩手队长，对人态度又不好，挺横的。我结婚以后那阵，听社员有反映，说我穿的溜光水滑，骑个小车，见天嘤儿嘤儿地，东跑一趟，西颠一趟，干拿补贴工分，当时我还有情绪。把我队长选掉了，也不是滋味。如今看，这不是给党抹了黑吗！”小伙子说着，流下了眼泪。
这一来，大伙都检讨开了。有说因为嫌前勤太累，甘心当了保管员的；有说年纪轻轻却操起鞭杆子当小猪倌的；有说利手利脚却不爱再下田的。是啊，我们这几个党员，除去淑梅不算，都当过兵，都当过生产队长，人人能说会道，可就是有一点，马列主义是专冲别人的，把“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变成为自己个人谋利益了。
“见椅子歇腿，见酒盅开胃，千里马也架不住恋栈。谁能拥护恋栈的千里马？”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王才总结似地说，“我们党员啥时候变得这样了呢？”他在沉思中，想鼓励同志们几句话，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词儿。他努力回想着当年在战场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班长或连长是怎么鼓励自己来的。他终于没有想起来，当年的共产党人似乎役经历过这种失败。当年的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如鱼在水，如鸟在林，从来没有听说过被人民群众抛弃不管的事。屡闻不鲜的，倒是老大娘或大嫂子，大伯和大哥们，有时甚至还有刚懂一点人间善恶的小嘎子和小闺女，为了保护一个党员，宁可在敌人的皮鞭和棍棒下，血肉横飞，宁可被烧了房子，填了水井，有时甚至不惜满村老幼面对敌人喷火的机枪口，也决不肯让党员同志受半点伤害。而我们的党员，也可以随时随地，为了人民的利益，极端自觉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党是人民的心，人民是党的命。
但是现在，我们五个共产党员不受欢迎了。
怨谁？怪谁？……
在这寒冷的冬天的午夜里，在这间孤零零的小土房的暖烘烘的火炕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以前所未有的郑重态度，讨论着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课题：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间的位置。这是何等发人深思的课题呀！月挂中天，星汉灿烂，大盐碱滩上闪耀着雪一样的色彩。那是使人望而生厌的涩碱，还是月轮的明洁的光辉？
三星歪了，夜已过半，中共三门李四队党小组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是群众冷落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群众。不是人民不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了，而是我们不怎么像共产党员了。
我们怎么办？就此躺倒吗？沉沦下去吗？不，我们从哪里跌倒的，就还在哪里爬起来！
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什么样的榜样
分组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一个惊人的消息风快地在村里传开了：党员们自己插旗建组了。
这个消息立即在村里引起了各种议论。一些人点头称是：“这么样好，谁也不沾谁的，谁也不拐谁的。”有人把这意思就说得刻薄些：“党员们也该自个劳动养活自个了。”一些老年人却觉得过意不去了。他们想起了党员的种种好处，办事公道啊，爱帮助人啊，肯自己吃亏啊，对老年人有礼节啊。缺点是有，特别是这些年，可谁没有缺点呢？再好的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就一个也不要人家？他们便埋怨起那些分组的积极分子来了。
但也还有一个人很高兴。那是个老病号，本村的头等穷户，长得小身板像麻杆儿似的，小脸蛋像鸡蛋壳似的，只能放放猪，不能上趟子（下地）。他叫戴洪元。在那晚的分组会上，他曾经很兴奋地自报：“我参加王占河组。”
“我们人够了。”王组的人赶紧说。
“那我报田富那组。”戴洪元有自知之明，因此很能将就，他的意思是有个组就行。
“我们再要就多了。”冷组的人也赶紧声明。
戴洪元干翻白眼说不出话来。现在一听党员单独成立了作业组，他赶紧跑回家，让孩子从南大甸子喊回了正在搂毛柴的妻子，然后紧紧闩上门，夫妻两个紧张地商量起来了。他的妻子——跟他青梅竹马、安贫乐处的苦难伴侣——一边从头发上往下摘草棍，一边听他说话。很快地，一个最庄严不过的家庭决议形成了：报名入党员这组。戴洪元飞起两条细腿，小脸兴奋得通红。他去找党小组长王才了，他很有信心。
这个戴洪元，3岁上被卖到戴家，如今47了，既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父母往哪儿去了。他在贫困的境遇中挣扎着长大。25岁那年，得了一次严重的肠梗阻病，在四平和长春住了3个月医院；有21天，滴水不进，全靠打葡萄糖活命；结账时候，总共花掉了1600多元钱，都是集体给报销了。他总说：“我没有亲人，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我从小没娘，共产党就是我的亲娘。”划分作业组的会上，他寻思自己跟王家组是亲戚（他的养母姓王），眼冷家组是儿女亲家，哪组还不能要？可就偏偏哪组也没要。“谁要他那个累赘！”有的人说。这回他来找共产党员王才了，眼泪汪汪地，他喊：“三舅（他论的是屯亲，其实并非真的甥舅关系），我要参加你们党员这组。别人不要我，我跟共产党，共产党不能把我扔了吧？”
虽然来的是一个半残废人，王才也很感动，他觉得这时候来找他入组，是一种支持，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信任，就赶紧说：“要是你不嫌乎，就来吧。我们吃干的，不能叫你喝稀的就是了。”戴洪元很自卑，他吭吭哧哧地说：“我顶不上个好半拉子，要了我，你们就得少打粮。”王才说：“放心，一粒也不兴少打的，还要比他们那两个组打得多。往年，我们党员没把劲使到生产上，光练嘴皮子了。教训了别人，自个不咋的，对不起乡亲了。今年，我们要把劲别过来。党员都下了决心，要在发展生产上起先锋作用，把我们作业组办成全公社第一等的。今年我们党员要出这个风头，哪怕先烂呢，也非当这个出头椽子不可。我们要拼命了，你不嫌累，就来吧。”
这以后，他们还另处吸收了两户没人要的职工家属，正式组成了作业组。大队党支部批准了他们的组成，同时把这几个组按顺序划定为第一、二、三作业组。但是三门李的庄稼人自有他们独特的命名法。他们把以王姓为主的称作“王组”，把以冷姓为主的喊为“冷组”，而把以党员为主的这个组，别出心裁地叫作“党组”。
啊，“党组”！这是亲切的称呼，还是包含有某种挪揄？
总之，“党组”的旗帜就这样打起来了，最年轻的党员荣凤春抖擞精神，就任了第一任组长。好心人替他们捏把汗，有人给算了一下，论人头，他们组能有十几个人干活，其中除了三个党员是中青年以外，还有一个病号，三个老头，一个半拉子，六个小姑娘，忙的时候还可以动员起来五个家庭妇女（其中包括两个老太太）。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16岁。这样，他们就集中了全村的老弱残兵。而另外那两个组则全是一色棒劳力，怪不得有爱凑热闹的人给编出顺口溜来：“王组强，冷组棒，‘党组’真够呛！”另有好心人替他们发愁说：“到秋天，‘党组’这台戏可咋唱？”
戏是可以唱的，事实上，自从“党组”正式组成那一刻起，这台戏已经开唱了。他们不怕拖累，肯于吸收半残废人戴洪元和没有劳力的职工家属入组，显示了共产党人克己为人的宽广胸怀，赢得了善良的庄稼人的敬佩。现在，他们又克服劳力不强的困难，送齐了粪，虽然是跟头把式，连跑带颠干的。
“党组”真正经受考验是在春播时节。
严冬过去了。春风在人们的期待中染绿了柳树的梢头。大盐碱滩也在这里和那里悄悄地冒出一点绿芽儿。绿芽儿渐渐连缀起来，颜色由浅而深，阳光一晃，好像是在大地上镶嵌着一片片翡翠叶子。东辽河的坚冰解冻了，大车路过这里，牲口也总要停下来喝儿口清凉甘冽的水，然后昂首向天，咴咴地叫几声再走。在土屋里闷了一冬天的老人们也走出来了，扶着柳条栅子，舒活舒活筋骨，眯起眼，长久地望着蓝天上的雁阵。春天来了，有的是希望，有的是时间。三门李人豪兴十足，他们要在80年代第一春里，大干一场了。
三个作业组撒开人马，进到芳香的田野里。就像有人预言“党组”一春天送不齐粪那样，现在又有人预言他们的地要种不上了。当此时机，党小组长王才挺着高大的身躯下地来了。他抓起一把湿土，使劲擦着，宣誓似地说：“我不当舒服老爷子了，豁上这把骨头，干吧！”他早年生活不安定，落下个胃痉挛的毛病，一犯就疼得打滚。这时候，他就带着药瓶子下地，病犯了就吞一片药。每天，他第一个在朦朦胧胧的曙色升起以前就起来，挨家叫醒自己组的同志，踩着早霜下地。往年种拉拉稀苞米，今年他提出种单株密。他拄个小棍，在前边踩格子，不用度量，不用计算，一步一个脚印，步间恰好45公分，好像他的脚上天然就带着一个电动钢卷尺似的。整个播种期间，他就是这样在走，15垧苞米地，都是这么样走出来的。每天平均要走两万多公尺。但这不是在平坦的大路上悠闲散步，而是在疏松的垅台上，深一脚浅一脚，来来去去毫不变样地走。东辽河边上，既无山又无树，风沙很大，有时刮得人平地摔跟头，何况在一条窄窄的松土垅台上，风沙难撼志士身，共产党员王才就这样一步步向前走着。在他的身后，是“党组”的同志们。
王汉周是负责滤粪的，他从河北迁来没有几年，河北不是这样干活的。一方风土，一方活计，到哪随哪。但这些年他没有好好学活计，如今不会使巧劲就只好使笨劲，汗流满面地苦干不歇。荣凤春一春天没穿他那身油光水滑的新郎官礼服了，他早换上了从部队带回来的草绿色军装。经过春风和汗水的漂白，军装很快地褪色了，一张年轻英俊的脸也变得黧黑。他的媳妇心疼丈夫，偷着宰了一只老母鸡，炖上了她在娘家时候捡的油蘑。动筷子的时候，荣凤春对妻子说：“不用宰鸡，我累不垮，力气在心里边呢，使也使不完。”那个本来还很年轻，却被称作“老窝瓜，不起面了”的刘清洲，是除了王才以外最能起大早的一个了。他是怀德十八中的毕业生，说话好讲个遣辞造句。“清洲哥，真早啊！”有人喊。“这也叫物极必反了。”他笑一笑说：“以前我是上工没一天不迟到的，现在不早点就达不到新的平衡啦。”
在春耕的紧张时刻，“党组”成员的家属们也都来了，那可真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出不了力的也来站脚助威。其中有小媳妇，有小学生，还有一位须发如霜、矮小驼背、身子几乎弯成一个圆圈的老人，那是王汉周的74岁的爹爹。这些家属们，他们有儿子、父亲、丈夫或哥哥“在党”。这些“在党”的亲人今年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场考验的成败似乎也和他们命运攸关。他们嘴上不说，但人人心里想的都是这个。“捧我们‘党组’！”这好像成了他们不言自明的行动口号。别组是一个点种的和一个滤粪的，他们至少有两个点种的和两个滤粪的。一副犁杖后边，常常跟着一大串人。他们好像不是在种地，而是在和他们的亲人一起，从事一种神圣的事业。这事业绝不是单纯用工分和经济效益所能表示的，这使他们的精神变得异常专注，情绪变得分外高涨。而人在精神专注和情绪高涨的时候，往往能做出平时做不出的事情来。今年，他们的地就种得又快又好又精细，一点也不像我们北方习惯的大犁划沟、大把扬籽的粗拉拉的干法。
这一年的春播，三门李四队的三个作业组上了劲，工效大为提高。去年种地，全队用了一个月工夫。今年分组，15天就干净利索地完成了。
好雨知时节。慈爱的大自然母亲也为自己的儿女们及时地助了一臂之力。春播刚完，一场春雨就落下来了。种籽发芽，小苗拱土，田野一派绿色。沈春书记组织了一次全大队的苗情检查，有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各作业组组长参加。他们沿着本大队的地面巡视，发现哪块地的苗齐苗全苗壮，哪里的苗色发绿发黑，那就一定是“党组”的。“你看人家‘党组’种那地，地头地尾都没扔，没一淹缺苗的。”“王组”和“冷组”的人说，有点佩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