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昭
马昭，一九四○年七月一五日出生于吉林市。历任教员、职员、编剧、记者。一九六二年发表处女作《乡柳》，即以文笔隽永受到省内外的关注与好评。报告文学《心愿》被选入一九六四年中国新人新作选第三集。一九七八年他开始历史小说的创作，至今推出长篇历史小说、纪实文学、传记作品七部，历史专著二部，总计五百余言。描绘诗人李白的《醉卧长安》刊出后，即引起广泛关注，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辽宁省一九八一年优秀图书奖、吉林省小说奖。
马昭访谈录
记者：：马老您好！
马昭：你好！
记者：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的春天到来了，您也拿起了久违的笔，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历史小说的创作，为什么会选择李白？
马昭：那个时候啊，姚雪垠的《李自成》正是红火的时候，毛主席看了给予很高评价。在那个年代，随着对李自成的肯定吧！掀起了一股历史小说热，使农民起义成为很时髦的东西。当时我也想写一部农民起义，但当时我的感觉是，这里面有些毛病，像洪秀全是应当肯定的人物吧，从永安起兵的时候他就从军队里抬了100个小轿，带了100个王妃，我一看这没意思。后来呢，他跳大神儿，杨秀清成天父也跳大神儿，就是这些落后东西太多了，没意思。然后我就想，非写农民起义不可吗？最后找来找去呢，发现李白还是挺耀眼的，这样我就从唐玄宗诏李白进京这个时候开始写。
记者：在您的小说《醉卧长安》，第一部分《南陵秋色》里，李白要进京侍侯皇上了，走之前，不得不要靠朋友的接济才能上路，那么摆在李白面前的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吗？
马昭：他出川的时候呢，家里头给了他不少钱，他这个人手把儿大，一两年就挥霍了，最后娶妻生子的时候，他实际很穷了。这样当他实际动身起身的时候呢，当时皇上诏他进京，那是很光荣的事情了。
记者：李白被皇帝召见时，他已经是名扬天下的诗人了。
马昭：对，唐朝的时候，诗人以诗歌取仕，知识分子基本都写诗，而且写了以后传抄，他已经成了大名气的诗人了。
记者：他要摆脱于草莽之间，拜见于金阶之上的话，好像也有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一些原因。
马昭：对，他没有别的选择，能得到皇帝的召见，那是很幸运很光荣的事情，而且进京可以当官。当时知识分子呢，当官是惟一出路，进京当官之后呢，家里就什么都不愁了，生活待遇名利都有了，所以这是一条很光彩的路，所以他就进京去了，但他的个性和他所学的东西和整个官场的东西，又不相融洽，他进里头就像一粒沙子，在这个球里没法滚。
记者：可是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样子，你要是想出人头地，实现自身价值的话呢，那就得走仕途。
马昭：不当官就流落江湖，这里我算了一下，李白一生没参加过工作，在宫廷做了几天临时工，翰林院待诏临时召见，临时给点儿事干，他没有正式工作，所以他也是很可怜的。原先我写这书的时候，还挺不平，觉得李白是大诗人，很有才华也是政治家，写来写去才发现，他确实不是政治家，搞政治的挺复杂，李白确实不行。
记者：李白的生性还是很单纯的。
马昭：对，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好的诗歌，诗歌是没比的，那是中国最好的，大概也是世界最好的。
记者：肩负儒家使命的李白，不得不要醉卧长安，可以说那是李白的一个噩梦，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噩梦。
马昭：他只得流落街头醉倒长安，所以千百年来知识分子，走来走去就这一条路。
记者：李白不得不醉卧长安，杜甫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马昭：杜甫呢，确实当过几天官，叫杜拾遗，拾遗的官其实是六品，不大。他是在“安史之乱”之后进的宫，在宫里面侍候唐玄宗的儿子唐肃宗。他呢好说真话，他也不行，在宫里也不吃香，他有一次进谏的时候，他“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有一次给皇上进谏，拽着皇帝的裙子，“牵裾恨不死”，皇帝挺烦他的就把他贬了，他的思想和他的性格和他的素养，都不适宜在官场混。
记者：他跟李白在命运上好像还有一点不同，李白用道家的思想，来调理自己的感情，后来说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样的诗句，杜甫就不能这样调整！
马昭：对，你说的对，李白到不行的时候就超脱了，就往成仙得道那方面滑下去了。杜甫呢，是纯粹儒家学派的弟子，写诗也很勤恳，他的诗叫“诗史”因为写得比较真实，也确实写的好。
继《醉卧长安》之后，马昭又将目光投向小于李白12岁的杜甫。接下来《草堂春秋》这部专写诗圣杜甫的长篇一出版，就被海内外读者所注目，获得广泛好评。再后来，马昭又推出《浪荡子》和《真男子》，分别写的是徐渭和海瑞，马昭对用小说形式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作了深层揭示。
记者：如果说最初写李白是出于对李白的喜爱，那么接下来写的杜甫、徐文长和海瑞就是有目的地创作了？
马昭：《李白》书出版之后，反响不错，出版社也认为不错，最后编辑和我一起研究题目，那就写杜甫吧。其实杜甫资料很难找，基本没什么轶事，李白还有点儿零星的轶事，像高力士脱靴，还写七门调三首啊，这些个小故事，而杜甫一个没有，就是在家乡有个笔架山，说在家乡河里头，吃长才华的东西，就有那么个笔架山。出版社很支持，当时借给我钱和编辑一起，到四川去访问了杜甫草堂，去到草堂看到的呢，杜甫到四川居住以后的那段生活情景，自然环境看到了，草堂没有了，没什么遗迹，就是新修的那个杜甫草堂，是公园式的。所以研究杜甫困难就比较多，后来我怎么办呢，就把杜甫全集从头看到尾，一首诗一首诗地研究，从诗里扒出故事来，是从他的诗歌里写出来的，所以杜甫写出来之后，就又写了徐文长、写了海瑞，这时就有点从不自觉到自觉了。写李白的时候没有想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杜甫的书也没有那么明确，到徐文长和海瑞的时候，就有点明确意识了.
记者：这些人都有悲剧的色彩，尤其这个徐文长，徐文长自杀过，而且自杀过九次，最后走向痴狂，可以说他给中国艺术史上留下的是自己凄厉的生命写照。
马昭：是，就这样，徐文长自杀过，现在一看徐的字画卖很多钱，原先他的画要能卖这么多钱，他就不这样难过了。
记者：后代人对他还是蛮赞赏的,后来我听人家说齐白石,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能早生300年,我为文长磨墨,人家要是不用我的话,我就饿着肚子站在门外,我也心甘情愿,然后郑板桥也说过,愿做青藤门下走狗.
马昭：这个青藤就是徐文长的号,青藤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写了徐文长之后呢,才发现,他的性格比较倔强比较要强,但命运是很糟糕的。在写了这几个人之后,把知识分子命运大体捋出来,我的想法我以为捋完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都是儒家学派的弟子,这样发现儒家学派的儒学,是有毛病的,它培养出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不坚强的,骨头是软的,偶尔少数直硬的呢,他自己也硬不起来,只有悲剧、只有骨折,所以徐文长,海瑞,李白,杜甫,都是这样的命运.
记者：就这样您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浸染了30年，经过长期的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后，您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或者说在您看来这些人的命运与一个民族的命运，或是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命运是什么关系呢？
马昭：中国文化跟这个,中国的儒文化是软弱的文化,我这种想法可能是不对的,现在儒文化好像,又是被抬得很高,包括孔子。我是赞成“五四”精神的,中国儒文化给中国造成两千多年的软弱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