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白
墨白：本名孙郁，先锋小说家，剧作家。1956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于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镇。务农多年，并从事过装卸、搬动、长途运输、烧石灰、打石头，油漆等各种工作。1978年考入淮阳师范艺术专业学习绘画；1980年毕业后在乡村小学任教十一年。1992年调入周口地区文联《颍水》杂志社任文学编辑，1998年调入河南省文学院专业创作。
孙郁：汪曾祺杂诗别议
汪曾祺的样子就像个诗人，和他交往的时候，难忘的是那双眼神和嘶哑的嗓音，有一股飘然的感觉流溢。我曾经想，如果他做了演员，也说不定会很有魅力。他好像天生是为艺术而生的，对于声音、色彩、文字的敏感，超于常人。就文字表达而言，旧体诗与新诗，文章、小说都好，留下的篇什都非同寻常。知识趣味方面，他比一般人宽泛，是新旧文学都来得的人，古文的修养、民间艺术的造诣也深。邵燕祥就觉得他是难得的诗家，只是诗的一面未被人注意而已。
新文学家的旧诗修养，近来被许多人所关注。日本的木山英雄先生在《人歌人哭大旗前》一书里，描述了几位作家的旧体诗成就，由此看毛泽东时代知识人的心态，打开了文学史的另一番天地。他刻画的多位作家行迹，都有点戏谑之风，文字的背后，底色苍苍茫茫。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聂绀弩等都是脱俗之人，木山英雄解析他们的文字，得妙义于胸中，会心之语一时绕梁。所介绍的诗人风格各异，每每出笔独异，有深意于斯。但木山英雄遗漏了汪曾祺，大概就失去另一种类型，倘能够将汪氏的诗文与上述诸人对读，有别样的体味那是自然的了。
我读到木山英雄的文章，觉得作者对于悲慨的传统颇多留意，这或许是日本左翼学人的好奇心所致。因为那种荒唐里的激愤，也是东洋一些知识人渴望的潇洒。木山英雄不关注汪曾祺，或许也因了注重有批判性的知识群落过多。汪曾祺之于这些人物，大约是一个异类。与知识界大的传统比，他属于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小的传统。
大致说来，汪曾祺的旧体诗与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启功在整体的脉络上不同。这些人外柔内刚，声东击西中，埋伏着晚清以来文人的峻急之气。汪氏也多游戏笔墨，但那样子让我们想起宋代以前的文人，绵软中清灵之风飘来，有无影的逍遥，其词语是远离“五四”遗风的一种。从他的那些题跋、杂诗、笔记里，倒可窥见中国知识人的另一面。这些在当代文人的闲散之文里，算是难遇的一种。
张中行对于旧体诗的写作者，曾有一番感触，觉得当代人玩弄诗词格律，多为无功利的游戏，可以看出心境之真。他在《自伤》一诗中感慨“无聊且作诗”，也道出这类写作者的初衷。汪曾祺与张中行不同，著文不像后者那么罗素式的追问和逻辑的推演，但“无聊”中的“有趣”却未尝不同。他的诗作喜欢在歧路之上的滑动，儒家思想爱之，但是不正宗的儒家；驻足于先锋派，却不是俄苏的传统；小说写作，也非宏大叙事，走的是幽径，无声息间，来去自如。最为典型的是他的打油诗和绘画的题跋，都是边缘人的独语，有私人语境的率性和主张，在大庭广众面前，这些都不易见到。
于是便有了另一番景致，在思想凌乱的年月，拓出一片精神的田园。一切显得轻描淡写似的，那些文字，都是偶尔为之，并无深意。但他的性情和心绪最为核心的东西暗含于此，可以透出被久久压抑的性情来。我们不妨把他的绘画、书法和旧体诗，看成读书的余兴，由此见其审美的追求，则感到远离时代的一面。他的文字里没有“五四”以来的沉郁语态，仿佛是六朝文人的吟唱，处江湖之内，却神游野外；困于俗界，但面对苍穹。不因时风之悲而悲，非以流俗之喜而喜。这才是文人的萧逸之趣，我们在聂绀弩、朱正、邵燕祥的杂诗里，都看不到类似的辞章。
“文革”结束后，文人相遇时的唱和，多有劫后余生的感叹，胡风、聂绀弩、启功的文字无不带有沧桑之色。这种对于旧影的灰色记忆，在众人文本里产生了一致的效应，审美的走向深染幽情。在汪曾祺旧体诗句里，横眉冷对的文字甚少，揶揄神灵的口吻几乎难见，能将苦楚化为一笑，沧桑之色被平淡安详之气罩住。句子不紧不慢，而语态有流年中的雅致，可叹者再。1980年，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关头，“文革”渐渐远去，他的心境也在慢慢调整，那一年在《六十岁生日散步玉渊潭》写道：
冻云欲湿上元灯，漠漠春阴柳未青。
行过玉渊潭畔路，去年残叶太分明。
这是作者诗作中最为凝重的一笔，以往的苦楚皆成烟云。但对于柳色的期盼，于反差的景象里尤可一见。此时他已写下了《受戒》等作品，完全进入另一种境界，思想在晚岁得以放飞起来。这生日诗大有沧桑过后的换岁感慨，与旧影告别的心绪也可见到。他一直不太喜欢在诗文里露出忧郁的感觉，常常要出离个体的恩怨，将思绪放飞在偏远之地。一唱三叹不属于他的风格，轻轻从闹市之地略过，神游于微茫之处，才是自己的所愿。
七年后，他在《六十七岁生日自寿》一诗里，调子则越发明朗：
尚有三年方七十，看花犹喜眼双明。
劳生且读闲居赋，少小曾谙陋室铭。
弄笔偶成书四卷，浪游数得路千程。
至今仍作儿时梦，自在飞腾遍体轻。
句子的飘逸之气弥漫，有中古时代诗句的某些况味。世间的黑暗全不在眼底，看到的是一片明快之色。那时候他已经成为影响力较大的作家，名气日趋火爆。但他知道自己的路径在哪儿，不为虚名所动，有意和热闹分开，从文字中依稀可辨。显然，已经摆脱了“文革”余风的纠葛，在自己的路上走得越发远了。三年后又作《七十一岁》，自乐的一面已经毫不掩饰：
七十一岁弹指耳，苍苍来径已模糊。
深居未厌新感觉，老来闲超旧读书。
百镒难求罪己诏，一钱不值升官图。
元宵节也休空过，尚有风鸡酒一壶。
这是作者晚年心境最好的纪录，表达的句式俗中带雅，凡思里是清婉，断非一般文人的诗词所有。远牢骚，近自然，尚山水，古风里又看出现代人的幽默。这些自况诗，取平常之气赋成新句，远思覆盖近影，是冲刷世相的吟诵，与庸常的世界已经相隔万里。
我们看他的友人邵燕祥的诗，调子就完全相反，出语奔放，喜欢调侃，隐曲之中有浩茫情思奔来。邵燕祥为人随和，但骨子刚烈，并非像汪曾祺那样一清如水地写作，而是瞩目沧桑，怀揣梦想，有斗士风采于世。他偶尔也写一点旧诗，但庄谐并用，嬉笑怒骂于辞章内外，回肠荡气的韵致与杜甫之句每每似之。像《丁亥中秋口占》：“六十年前一愤青，亦醒亦醉亦钟情。只今不见尘埃定，拨尽浮云看月明。”3这种价值态度，汪曾祺也有，但不愿意与黑影周旋，自己早去了彼岸了。他认为自己有另一寄托，不必陷于记忆的黑洞。而以轻快、忘我的方式面对世间，也有对于世态回应的可能。创一别样的世界，总比泡在旧池里要好吧。
因了这种心态，他不免带有一丝士大夫的自得，一些杂诗也露出享世的情绪，珍视日常的快乐，从衣食住行里体味生命的意义。时风之影在其身上不易见到，好像并不生活于所处的时代一般。也不是求仙得道，而是于有限里分享无限的遐思。他写食谱、野味，比起古人不差，烟酒间的旧事，也有滋有味。他与林斤澜是酒友，每每对杯衔情，一醉方休。人活在世间，都是时光里的过客，飘然于万象之外，才得自在之趣。他将“五四”后文人唾弃的日常之乐寻了回来，以为人生的快慰就在衣食住行之间。所以饮食、烟草、酒味、野果都是自己吟咏的对象。有一次，在去了云南烟厂后，竟也赋出如下的句子：
玉溪好风日，兹土偏易烟。
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
遥想古人的对于此类风致的陶醉，汪氏的吟诵显得更为悠然，这是超然之人才有的风格，旷达而洒脱都有。出语淡淡，不经意间，而意趣可感。汪曾祺的语言有时带有醉意，并非刘伶式的放达，也不是李白的孤傲。说是布衣式的隐趣，大概不错。他不是求得功名的那种利益之徒，逃逸名利场的安然，才更为有趣。1993年，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野餐得野趣，
山果佐山泉。
人世一杯酒，
浮生半日闲。
如此自如、散淡的谈吐，像似隐逸的山水之图，我们看出他与山林诗人相近的心绪。与他同代的文人写的旧体诗，一般贵奇、贵野、贵豪情，而汪曾祺则趋淡、趋清、趋无为。这些随性的文字，毫无染上时代的语病，是另一世界的别一表达。缪钺先生《诠诗》一文指出，“诗之质有三，一曰深远之思，一曰温厚之情，一曰灵锐之感”。这是一般的规律，但用之衡量汪曾祺，都不得其法。那些偶尔为之的文字，拒绝宏阔之语，亦不憨态可掬，更无“哀乐无端”。他说自己是一个抒情的儒家，却不能以温柔敦厚的儒家批评观念对应其文，总有些不同于儒林的散漫和超脱吧。
阅读汪曾祺的杂诗，有些如春风扑面，寻常之语亦有奇思。那些佳句都非刻意为之，乃自然流出，仿佛天地之气钟于一身。他欣赏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原因也在于此间。沈从文的作品，就非主流者的一种，但在乡土里掠过，有异地风情，从乡下人的视角，审视都市文明，扭转了审美之维，亮出思想的色彩。他在《寿沈从文先生八十》中写道：
犹及回乡听楚音，此身虽在总堪惊。
海内文章谁是我，长河流水浊还清。
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避寿瞒人贪寂寞，小车只顾走辚辚。
此诗在汪曾祺诗作里算是有激情的一种，说是对于误解沈从文者的回应也是对的。沈从文的作品得意于“苦雨斋”的流脉，上溯故土的精神之源，又接古希腊的遗绪，遂造出新文学里的奇观。那种超然于相外的静谧之美，将世间的烦乱之图显得颇为苍白。其精神的价值在于，开启了精神世界另一扇门，那些厄于观念的精神之徒，多不能飞将起来，而沈氏则仿佛天地一沙鸥，孤独有之，乐有谁知？汪曾祺是深得这种意境的人。他的文章、小说之美，是依此路径而来的。
好像是杨早说的，汪曾祺是当代的苏轼，多少有些道理吧。我们且看他们间的情感表达，都没有道学的气味，生活的艺术化也是有的。看他们的绘画与题跋，多神来之笔，墨迹所至，灵气随之。都非时髦的表述，与主流的审美颇为反对。汪曾祺许多理念，与苏轼接近。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宋代文人，俗调多多，能够看透时风的人甚少。苏轼觉得唐代以后，读书人精神多不清透，误读了古人，也就难解现实。他批评韩愈的作品，过于高迈，对于儒家诸人，“知其人之所长而不知其弊”，孔子的另一种风致未得流传。平淡是儒家的一种遗风，后来的文人将其圣化，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离。而艺术家一味求新，大约也存在瑕疵。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批评王安石求同而不求异，不解孔子之意：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按：指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
苏轼追求的风格，极具个性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萧散简远”，后世之人由此看出他的别于唐人诗歌的潇洒之韵。因为看到文坛之弊，又通古人之神，遂穿越古今之道，有了翩翩于天地间的自在。我们看汪曾祺的笔墨，也多少有一点类似的审美，行于不可行之处，思在难思之间。化苦楚为平淡，变险途以安然。近代以来国人蒙受的灾难过多，未及神游于天朗气清之所。汪氏则以笑语对着神灵，写山水之味，人间温馨，非空造其影，乃自己本色的外化。以清淡之色点染人间万物，也是对于俗鄙之野的对抗。倘我们看不到此点，对于他的精神定然是隔膜的。
邵燕祥觉得汪氏的文字与其说是士大夫的，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的，可谓一语见的。他在诗文里还揉进了古代文人没有的现代感觉，心绪的自如中，隐约着今人的怀想。不能像周氏兄弟那样在翻译里调适文体，那么回到过去的辞章寻找参照，也是一种对应。六朝以来的辞章，择其枝叶而用之，不急不躁，以口语赋出，暗带古意，遂有了广远之气。这是晚清以来的文人少见的表述。汉语的滋润之意，被一点点扩大了。
我们有时候看民间文学的表达，言不及义的地方多是岔开主题的一种，但多在表层结构里。汪曾祺的闲笔却有深深的味道。细细品味，这味道有时来自学问。他的小说、散文常用闲笔写意，杂诗里也有此类特点。那些学问都散在辞章的深处，并不高显，散文《茶花》写云南滇茶，一眼看去是野趣的一种。下笔轻轻，毫不做作，就那么随意写来。但不经意间，拎出张岱、俞平伯的灵思，又有西山寺庙的茶花，寻常之物的背后，有历史的连缀，点点滴滴间，时空大增。《宋朝人的吃喝》，写饮食之趣，引人驻足的食物多多，真的是垂涎欲滴。但起笔谈杜甫《丽人行》和顾闳《韩熙载夜宴图》，仿佛亦有考据之瘾。文章关涉《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讲的都是冷知识，又明白晓畅，看得出学养之深。但因为很少有人关注，汪氏只是点到为止，就多了厚重之味。
除了学识的浸透，汪氏的文辞不是连绵紧凑，而是东游西走，靠着词语间的关联跳跃连缀，暗示的功能在笔下楚楚生辉。他说：“中国人写诗文都讲究‘炼’字，用‘未经人道语’，但炼字不可露痕迹，要自然，好像不是炼出来的，‘自下得不觉’。”他的意思是，文如其人，倘没有修炼到一定地步，文章自然不会自得天机，做作是不可免的。在《自报家门》里，他说：
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是想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断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纵观他的文章，有点散漫而无所用心的样子，看似不重要，其实有真意存焉。他的小说、散文、旧体诗，有时候就用一种分离法，拆解了思想主干，以零碎的片段体现意象，有时候看似离题，笔锋荡开，在野地里跑马，但不久又收拢过来，三言两语，直逼思想内核。这是其叙述的一种策略。从他的旧体诗的写作看，自然有与人不同的高明处。前人写景、写物，要落到思想的聚焦点里。他却故意分散，写远离实在的东西，所谓超逸优游，正是此理。他曾说“雅俗庄谐无不可，春花秋月总相关”。《沙家浜•智斗》中的表述，就是散开思路，由野调入手，江湖气满，幽情暗转，看似不涉主题，恰恰使作品在紧张中流出闲散之音，这分明将严肃和雅正的东西落到市井之间，让红色文学获得了内在的活力。
“五四”以后的新文人中，以幽径里漫步式写作的人有过许多。丰子恺也是甘于“小”的作家，文字多关民风、野趣、乡谣。但根底在禅味里，还带着佛门的清幽。汪曾祺与丰子恺不同，虽也在乡间的小径里走来走去，却满带着烟火气，并非到涅槃的路上。他通世情而又远俗谛，在日常里保持了诗意的逍遥。所以这精神不仅是个人主义的，还有人间性的暖意在。这就比丰子恺多了生命里的热度，因为是尘念里的诗，故又不黏滞在市井与山林间，有庄子所云的“备于天地之美”，以俗为雅，雅中带俗，给文本以灵动之感。其实汪曾祺也能够写一些雅正的诗文的，只是觉得不太适宜自己的本性，故意克制着。偏离众人的阅读喜好，在无人之地独览四野，就能够见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在汪曾祺世界里，其实有一种“静”的哲学，这与“闹”的世界形成很大的反差。可以说是对于“五四”激进文学的一种疏离。他周围的人的写作，摆脱不了的是燥气，强作抒情状，其实也远离了文学的本真。另一种诉苦的文学，他好像也不太喜欢，对于世间不能平静对之，自我可能也就迷失了也说不定。中国古人有静谧地面对世间的传统，佛门的顿悟和冥思，也属此类。而诗文中有清澈之美者，也染有此气。他在《“无事此静坐”》中写道：
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作“习静”。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观槿，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地孤寂，不闻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
“静”的哲学可以解释他何以“随遇而安”，也能够注释其喜欢“修髯飘飘”的西南联大教授的原因，由此还可推演其审美之风的源头。汪曾祺回忆大学生涯时，对于彼时知识人的状态颇为赞赏，那时候的教授之间的交往“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他笔下的小说，也无不如此，没有风风火火的爆裂，也看不到大漠惊沙、古道残阳。他的作品都细风和雨，有时是山里的炊烟，浮动着别样滋味。他在《书画自娱》里写道：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
花草随目见，鱼鸟略似真。
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君若亦喜欢，携归尽一樽。
这与其说像庄子，不如说是陶渊明诗句的翻版。陶渊明经历了风风雨雨，自己却保持内心的平静，无声里有神思蔓延。顾隧先生说：“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神秘，此盖为文学最高境界，陶诗做到此地步了。”汪曾祺虽不及陶氏深远，但身上多少有其影子。我们对比陶渊明的《饮酒》，当可见二者的相似性：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陶渊明为诗，儒道的气质兼备，但都是儒之小径和庄子的余风，不在主干上。所以小中见大，微里透深，改写了士人的写作风气。汪曾祺对于陶渊明的气质是欣赏的，虽说自己的思想属于儒家，那是指人生态度而言，但审美里的道家思想，是一看即知的。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说：“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气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把陶渊明仅仅定位于儒家，可能也有一点问题，他的思绪里的庄子之影是有的，有时候甚至十分浓烈。汪氏看重陶渊明的是人间气，没有考虑这人间气背后的非市井气，这些大约与庄子的思想有关。关于儒学与庄子之学，犹如枝干缠绕，分明的地方与含混的行迹都有，说起来复杂。内中涉及遗民与逸民。有学者说：
说到遗民与逸民之别，人们多引归庄的话：“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者则唯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大约逸民是要从樊笼里逃走，遗民是不喜欢更换樊笼。逸民一词首见于《论语》，孔子在一处举了几个逸民的例子，如伯夷叔齐之伦，另一处说要“举逸民”，逸是亡失的意思，“礼失求诸野”，所以孔子要请他们出来参政，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汪曾祺当属于逸民而非遗民，这是无疑的。他喜欢飘在外面的世界，自如往来。所以喜欢孔子，当因为这圣人也欣赏逸民的趣味。《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的趣味，不也是逸民世界所有的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孔子很是赞佩，汪曾祺诗文里这样的场景偶可见到。这是他自称属于儒家的一个原因。正像儒学影响了庄子之学，汪曾祺也是带有庄子的某些影子，逸民的逸，有放飞自我的快慰，庄子喜欢，孔子未尝拒绝。在基本人生态度上，汪氏取孔子的自然之思，可以说是初始儒家的遗风。但在辞章趣味里，则跑到庄子世界，只是不翻腾摇动，而是法于自然的远游而已，飘飘然有元气流来。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初，有人感慨汪曾祺有道家的意味，也并非没有道理。以道家之形写儒者之意，又带有现代主义的内觉，就既亲于古人，又离于古人。今人视之，觉得非时代之影，那也就有了先锋文学才有的品质。
旧体诗在今天已不属主流，文人、学者染指于此，不过把玩辞章之乐，要超出古人已经很难。汪曾祺对于冷去的文辞是有兴趣的，觉得今人偶用也未尝不行，只要贴切而带温度，古语亦可复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杂诗，有士大夫的语义，也多戏曲唱词的元素，民谣之调也是有的。这些生锈的遗存，经由其笔，一一蠕动，且神灵飞扬，真真为奇观矣。翻检百年文人、学者的文字，就旧体诗而言，他的清秀和丰富，当属一流的，越到后来，其价值越发明显起来。
一个人在大的时代没有随风而起，从冷僻的地方开启人生之途，收获总是不太寻常的。从抗战时期开始，他的话语就不在主流的世界里，创作中的先锋意识与大众趣味也不在一个层面。“文革”之中参与了样板戏的写作，当属于主流文化的活动，但我们在作品的结构缝隙间，却看到了与红色文艺不同的另类的表述。1980年代后，他沿着这样的路越走越远，引清风于河谷，得天趣在林间，开启了人间的另一诗文之路。即以旧体诗歌而言，汪氏与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迥异，上溯到更远的传统里，在远离时代风气的语境里，写出这个岁时中迷人之景。刘伶之醉颇多神采，陶潜之语亦多风光。我们今天的文坛，两者的遗风均有。看过了聂绀弩、启功之句后，再读汪氏之作，当感旧体诗的好运。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古老的汉语不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