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予
林予,原名汪人以。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创作员，北大荒军垦战士（现今黑龙江垦区），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黑龙江省第七届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作协理事，《解放军文艺》编辑等职务。
自1947年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处女作《推车》以来，共出版、拍摄、演出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有长篇小说《雁飞塞北》、《有情人终成眷属》（合作）、《塞上烽烟》、《咆哮的松花江》等；短篇小说集《勐铃河边春来早》、《森林之歌》、《风雨红河》等。还有40多篇收入各种文集，如人民文学编辑出版的《建国30周年短篇小说选》、《解放军文艺百期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等。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广播剧在中央台播放。编剧并被拍摄成电影的作品有《边寨烽火》、《奸细》、《孔雀飞来阿瓦山》；电影文学剧本《祝福边防战士》、《山谷红霞》、《大雁北飞》等十余部，分别在中国电影出版社、《电影文学》上出版和发表。并有多部作品被译成俄文。《风雨红河》获云南军区文艺检阅文学奖；《边寨烽火》获国际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奖；话剧《间隙与奸细》获全国话剧调演二等奖；长篇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1988年获省政府创作大奖二等奖。
林先生一直在哈尔滨作协担任主席，我一直以为他不到60岁……
有时候，我在江边散步，经过那张椅子的时候，我既想，这个椅子应当镶一个小铜牌：“作家林予曾休息过的地方”。我仅仅是想而已，要知道，我们的城市是很成熟的。不像罗马、巴黎、莫斯科，总是长不大的样子。
我认识林予先生比较晚，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我似乎已经是一名及格的业余作者了，当然，并不是最好的。比如，市作协在轴承厂举办了一次活动，请了一个国外的女评论家来讲课，其中还有本地的一些文化名人、作家、评论家作陪。估计通知了三百多名业余作者参加。而且这个会是不管饭的，也没有车接车送。但是，就在这三百多业余作者的名单里，主办单位也没考虑把我吸收进来。我当时还想，把我吸收进来能咋的，也不损失啥，再说我比较自觉，绝对不会抢座，站着听就行。为了参加这个会我还特意把裤子洗了，没想到第二天裤子没干（哈尔滨也不是一座潮湿的城市呀），就湿了巴叽地穿出去了。我不是顾及自己的体面，我是怕给这个会丢人。我是怀着一脸惭愧与不安，战战兢兢地听完了整个讲座。就在这个讲座上，我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作家、长篇小说《雁飞塞北》的作者林予先生。后来，在《哈尔滨文艺》举办的一个笔会上，我又见到了林予先生，开始了初步的接触。坦率地说，林予先生并不认为我是一个有出息的业余作者。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并不是歧视，而是一种判断。当一个人写得并不好的时候，让对方判断你有出息，这有点过分。后来，我们之间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好像是刘国民先生在当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刘国民是林予先生的得意门生，而我和国民又是比较好的朋友。刘国民和林予先生两个人都想写一部长篇，但苦于没有安静的地方，他知道我在工厂有一处临时空房，便跟我商量，他们两个人要到那里去写作，而且说来就来了。
他们二位的房间是这样分配的，我跟刘国民住一个房间，林先生自己一个房间。卧具、床及桌子，都是我从工厂招待所临时借来的。我那儿的环境相当静谧，在郊区嘛，真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最佳所在，何况林予先生写的又是农村题材。
开始的几顿饭是我给他们做的，他们都夸我手艺好，我听了非常愉快。然而事情也因此麻烦起来，他们根本不上食堂去吃了，专门等我给他们做饭吃。我当时在工厂的俱乐部当主任，非常忙，因为不成熟，又在“忠诚”上用力过猛，差不多天天生着气工作。但是，不论我晚上几点钟回来，他们二位都还没吃饭，也绝对不做饭。算一算，我差不多给他们当了两个月的专职伙夫。这种事现在想都不敢想，真不知道那60天是怎么过来的。不过，我仅仅给作家当了几天“厨师”就感到委屈了，跌份了，实在是应当检讨啊。
一天，林先生对我说，等我这部长篇写完了，我要送你一套鲁迅全集。我忸怩地说，不要，不要。后来林先生的长篇小说出版了，我本想跟林先生要一本，但终是有点不好意思。人家毕竟是大作家啊。
在我那儿住的期间，他们二位没有一个人认为阿成也可以写东西。他们一人占一个屋刷刷地写。而我呢，则在厨房里像个娘们儿似地给他们做饭。有时候我也把“愤怒”的声音搞得大一点，但他们没感觉。当然，彼此也有愉快的时光。他们写累了，三个人便聚在方厅里闲聊。
刘国民问，林老师，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情人？就咱们仨，没别人，你一定讲实话。真的，这很正常，都是人嘛。
林先生一乐。我们以为他有。结果，还是没有。
林先生真是很纯洁的。这么纯洁的男人只有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那一段时间才有。
林先生在我那个小屋里写作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用刘国民的电动剃须刀，并不断地用它“剃须”——实际上就是按摩。放电池的电动剃须刀哇哇地响个不停。刘国民在方厅里听见了，心疼得只搓手，跟我说，没电了，没电了，这么整一会儿就没电了。
我说，那——你进去跟林先生说一声呗。
刘国民急了，对我小声地说，我怎么说！？
我说，既然你不说就不应该着急嘛。
刘国民说，我这不是悲剧人格吗！我就这么跟你说说还不可以吗？
林先生在我的那个小屋里写作的时候，便是大白天窗帘也挂着，而且24小时开着大灯、台灯和床上的电褥子。我注意了一下电表，那个电表盘像飞碟一样旋转得飞快。我跟刘国民说，你看，我心疼了吗？
刘国民说，你心疼了！
我笑了。
我曾经看过林先生在农场开荒时的照片。黑白片，很旧很旧，林先生穿得像个乞丐，正同六七个同样装扮的男人一块儿拉犁翻地。只是判断不出是秋翻地还是春翻地，反正都穿着破棉袄。那时候，林先生已经开始酝酿写长篇小说《雁飞塞北》了。那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整整鼓舞了一代人哪。回城里后，林先生又相继写了电影《边塞烽火》、《孔雁飞来阿瓦山》、《芦笙恋歌》，与人合作了长篇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和话剧《奸细与间隙》，等等。
实话实说，这些年来，我跟林先生来往也并不多。他患了重病我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死死地握着我的手似乎有话要说，但终是没说。后来他就去世了。
林先生去世之前，我在松花江畔散步时碰见过他一次。先生正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人已经十分的老态了，脸是淡灰色的，眼睛暗淡无光。显然，人已经病入膏肓了。我站着，他坐着，我们聊了起来。我跟他说，我又出了两本书。他似乎很高兴。接着，我又向他介绍了我在外国的一本医学杂上看到的一种古怪的治疗癌症的方法，然后，就告辞了。要分手的时候，他突然喊住我说，刚才你说你出了几本书？我笑了，没吱声。林先生说，祝贺你呀！我点点头。
林先生一直在哈尔滨作协担任主席，我一直以为他不到60岁，没想到他在工作岗位上操劳到66岁时永远地离开了这座他眷恋的城市。
有时候，我在江边散步，经过那张椅子的时候，我既想，这个椅子应当镶一个小铜牌：“作家林予曾休息过的地方”。我仅仅是想想而已，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也太幼稚。要知道，我们的城市是很成熟的。不像罗马、巴黎、莫斯科，总是长不大的样子。
(阿成)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