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等。
张宏杰，作家，学者。蒙古族。1972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中国人的性格历程》等。有多部作品在韩国及港台出版。
作品多发表于《当代》、《天涯》、《钟山》等文学刊物。在《当代》开设《史纪》专栏。
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辽宁文学奖”等文学奖项，并获得2006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散文家奖”提名。
2009年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人文中国》讲述《飘忽的源头：中国人国民性起源》，2010年在央视《子午书简》讲述《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文化散文集，2006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坐天下很累》，文化散文集，2012年10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文化随笔集，2008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饥饿的盛世》，历史传记，2012年8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人物随笔，2011年1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六
然而，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皇帝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在短暂的欢庆气氛过后，大清帝国又陷入了平沓缓慢的旧节奏。虽然已经胸有韬略，但坐到了驭手的位置上以后，皇帝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亲政以后，天下一直风平浪静，帝国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在成例的笼罩下，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亲政的前五年，皇帝不过像是太后的一个机要秘书一样，庸庸碌碌地忙于琐碎事务。
皇帝烦躁而又抑郁。慈禧政局的特点是小富即安，缺乏远见。在他看来，大清多在因循守旧的泥潭中陷溺一天，就多丧失了一分自强的机会。皇帝多么期望能有一个契机，比如一次地震式的突发事件，让他得以大展身手。
似乎是天遂人愿。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如同迸在皮肤上的一粒火星，烧灼得已经松懈多年的清帝国政治神经猛地一下收缩起来。这一年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发生了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衅中国的宗主权。
听到这个消息，温文尔雅的皇帝拍了桌子。一个小小的日本，怎敢如此猖狂！自从道光末期以来，大清国就没断了受人欺负。开始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再后来什么美国、德国、意大利……现在，西洋的国家轮了一个遍，居然又轮到了东洋里的小日本！对于西洋诸国，皇帝不太了解，然而身边的日本却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传”。“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也，土地、军事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熟读经史的皇帝知道，这个小国几千年来一直亦步亦趋地学习中国，向中国俯首称臣。虽然这些年听说它开始效法西洋，搞什么维新，也弄了一支海军，但能有多大能为？
气愤的同时，皇帝又感到强烈的兴奋。
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也许这场战争会成为大清国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它将大大增强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委靡的民族精神。“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促使太后进一步放权。那么，他就有机会刷新政治，带领大清走上自己设计的自强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旧日的荣光。
对于皇帝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皇帝把情况汇报给了太后，太后没有立刻表态。对于皇帝亲政五年以来的表现，太后是基本满意的。皇帝恪守成例，处理政事很有条理，越来越让人放心。退休以来，安逸的生活让太后的政治热情有所消磨。特别是进入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来，她的全副心思都用在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上了。执政这么多年，她居然从来没有好好给自己过一个整生日。如今她终于可以放手国事，一门心思给自己找找乐子了。她没时间来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对皇帝说，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七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明确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1874年，就是光绪成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曾在一份奏折中提道：“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日本国的海军这些年来扩张神速。而大清的海军自从建成后，就没有怎么更新。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占下风。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高明的一个主张。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大大延后。
然而，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战，就主动示弱，成何体统！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
八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虽然已亲政五年，然而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的无知。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领袖，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问题就出在他那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1919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是生机勃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的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绝非共处同一时代。”（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厚厚的宫墙阻挡了时光的进入。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紫禁城里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如果说光绪时代，中华帝国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几百年的时差，那么紫禁城内外，同样存在几十年的时差。虽然出生在鸦片战争三十一年之后，虽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经有中国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虽然在他七岁的时候中国已经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却完全是传统的。教科书也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他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因为在传统政治教科书中，那些都是无关紧要之事。唯一重要的是“圣人之道”，老师说，只要掌握了圣人之道，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宫廷教育对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他还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描绘这种感受说：“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天真。
这个文静瘦弱的皇帝胸中的民族情感异常炽烈。启蒙不久，师傅翁同龢就经常和他谈起鸦片战争，谈起圆明园如何被毁，谈起咸丰皇帝的北狩。每当此时，翁师傅都会激动得面色潮红，鼻孔翕张，热泪盈眶。翁师傅说，天朝上国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翁师傅说，之所以屡战屡败，不在外国船坚炮利，而在中国人心不古，大义沦亡，没有人肯血战到底。其实那些西洋小国，全加起来，也不如半个中国大，中国人每个人吐口唾沫，也足以把他们淹死。每听到这里，小光绪就忍不住和师傅一起愤怒叹息。从很小起，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等他亲政之后，一定要为列祖列宗报仇雪耻。在日本引诱中国走向战场的时候，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并非认真了解对手，而是听任年轻冲动的血液控制自己的大脑，仓促作出了冲上去的决定。
(节选《坐天下很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