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综艺”武侠之大成者──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先后于中央政校、东吴大学研读法律;历任《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编译、《新晚报》编辑以及长城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创办《明报》，获得读者广大欢迎，却是与他写武侠小说驰誉中外分不开的。

　　一九五五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继梁羽生之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巧妙地运用民间流传清帝干隆疑系海宁陈世倌(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后人的说法，又杜撰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组织)总舵主陈家洛，作为干隆的同胞兄弟。于是小说即在这样两极冲突、满汉对立的野史布局下展开;再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间的悲欢离合，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

　　《书剑恩仇录》(新版改名《书剑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万言;虽然仅只是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但文采斐然、对白传神;处理群戏场面，繁而不乱。啼声初试，即一鸣惊人!与梁羽生同时创作的《七剑下天山》比较，二人均善于结合历史传说而虚构人物故事;而金庸运笔不测，尤饶奇趣!其小说声口之佳，直逼白羽，且骎骎然有后来居上之势。

　　如果说《书剑》是金庸迈向成功的一小步，则越过虚实相映成悲、反讽农民起义的《碧血剑》(一九五六年)，挟着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一九五七年)即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不作第二人想!

　　《射雕》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乱为历史背景，描写长春子丘处机为保全忠良义士遗孤郭靖、杨康(暗嵌“靖康之耻”)，而与江南七怪打赌传艺所引发的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绝妙，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荣华富贵──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奇的变化与发展。而就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一诺千金、不顾死生的精神，恰好构成一幅侠气峥嵘的《八义图》;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

　　诚然，以通俗文学所要求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言，《射雕》除若干情节未能自圆其说外，无疑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其故事之曲折离奇、人物之多种多样、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写情之真挚自然，均为同辈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败笔，亦瑕不掩瑜。在这部罕见的钜着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于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

　　是故，金庸乃以《射雕》一书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当代武侠小说界的权威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开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增删为今传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余万言，颇失原味──但持平而论，此后他力求自我突破、创新的武侠名著，尽管各有声华惊海宇，然以通俗文学所要表达的生命意义、价值及其整体规模、气象来看，均不逮《射雕》之博大精深。

　　──《神雕侠侣》写至情至性的“师生恋”与大侠由偏入正的成长过程;

　　──《连城诀》(原名《素心剑》)写尽人性之丑恶与贪婪之害;

　　──《倚天屠龙记》写名实之辨与正邪错乱;

　　──《天龙八部》写芸芸众生“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与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剧;

　　──《笑傲江湖》写权力令人腐化与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等等。

　　这些作品纵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雕》的文学成就，但因刻意描写人性“极限情境”的种种变态行径，遂不自觉地失去了《射雕》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亲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难免流于为变而变，令人匪夷所思;以致显得不真实、不自然。直到《鹿鼎记》(一九六九年)问世，以一个仅识武功皮毛而不学有术的“小杂种”，竟将天下英雄、历史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上;乃开中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

　　金庸《鹿鼎记》之“反武侠”与塞万提斯《魔侠传》之“反骑士”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创作动机：塞万提斯因痛愤当时西班牙人沉迷于骑士文学的浪漫故事，遂用反讽现实的手法写“小人物狂想曲”，教吉诃德到处碰壁，梦幻成空!而金庸却是出于“向自我挑战”心理，乃一反武侠传统，打破世俗观念，彻底解放人性;教韦小宝“斗智不斗力”，为了争取生存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这正合孙子兵法所谓“上兵伐谋”之道，因而武功在此尽成虚妄;韦小宝机诈百出，到处招摇撞骗，竟无往而不利!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武侠无用论”的明证，实则不然!正由于《鹿鼎记》写韦小宝运气太好、际遇太奇，万事绕不过一个“巧”字;加以又充满笑料，逸趣横生，遂自然而然淡化了反讽现实或反讽武侠的冷隽意味。它所表现的是浪漫文学之极致，“无”为“有”之用，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鹿鼎记》在《明报》上连载完毕，金庸宣告“封笔”(实则展开另一波全面修改旧作大工程)为止，他一共创作了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无过于《射雕英雄传》。该书博采还珠、白羽、王度庐、朱贞木各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侠宗师”地位。其影响于当世者，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射雕》融合历史、侠情、武功、文艺、趣味于一书，建立了新一代武侠小说的“综艺”风格与典型。

　　(二)《射雕》统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六十年代以后台湾武侠作家群起效尤，蔚为风气。

　　(三)《射雕》虚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法，悉为台、港武侠作家所宗，后更衍演成歌诀式“江湖顺口溜”。

　　(四)《射雕》在各地版本之多与伪续书之乱，亦令人叹为观止。

　　总而言之，金庸所建构的“入世武侠”神完气足，刚柔并济;与早年还珠幻设的“出世武侠”前后辉映，亦同臻雄奇壮美之境。特别是金庸灵活运用还珠小说中的奇妙素材，含英咀华，所过皆化;再采取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乃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焕发新姿，普遍获得世人肯定与重视。凡此绝异成就，当然是跟金庸本身兼具深厚的文史素养与卓荦才华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其同辈及后起武侠作家或以主观条件不足，便难乎为继;泰半只能遵循既往“帮会技击派”的路数，在江湖仇杀中讨生活了。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