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亮“凡人英雄”的光芒

　　中国文学从来不缺乏塑造英雄的激情。自古而今，撼动人心的英雄叙事除了提供普世性的价值诉求与精神内涵，还深刻地彰显著时代风尚、折射出社会潮流、镌刻着历史印记。恰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作品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趋势随时”的特点——感应时代思想潮流的转换、呼应社会环境的变动;同时，对于英雄的书写不仅如前所述是“因时代”的，还是“为时代”的，文学中的英雄叙事从来都具备并发挥着在特定时代的社会功能。

　　书写英雄的文学一直都是重要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表意形式”。书写怎样的英雄、怎样书写英雄，始终与造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体的目标诉求联系在一起。尤其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经历巨变的转型阶段，民族、国家在危机时刻图更生之际，追寻现代性、谋求现代化之发展道路的社会诉求与政治理想透过文学、透过文学中英雄人物的塑造强劲地投射出来。文学对于英雄的书写，以艺术的手段呼应着近现代中国寻求现代性的社会实践。

两大趋向：“英雄有欲”和“追逐成功”

　　新时期以来，“改革英雄”、“反腐英雄”、“经济英雄”、“文化英雄”的书写刷新了当代文学对于“时代英雄”的书写与塑造，表征了不同时期重要的时代命题——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开启和推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建立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现代发展模式。这些“类型化”时代英雄的塑造无疑是“现代性想象”的重要部分，背后凸显了引导当代中国民众凝聚“共同的现代理想”，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养成新的现代社会人格的社会诉求。但是，当代文学对于时代英雄的书写，在努力反拨此前英雄叙事“造神”式的宏大格局，卸载掉以往过度承载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又难免矫枉过正，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于消解英雄书写之价值意义的问题。

　　其中有两个典型趋向。一是从英雄叙事排斥个人情感与私人生活、强调“英雄无情”，到如今大书特书“英雄有欲”，甚至对之泛化和缺乏节制，极力“俗化”英雄。“欲望化”的英雄书写过分迎合大众文化的世俗趣味，满足商业消费文化中潜隐的猎奇心理，使“被叙述的时代英雄”成为“被消费的英雄”，从而既带来艺术塑造上淡化“崇高美”的缺憾，又放弃了以英雄的先进性凝聚共同社会理想的立场。

　　另一个趋向则是由以往书写“追求理想”的英雄，到时下竞相描写“追逐成功”的英雄。在经济理性的影响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当下文学中关注现实利益、强调自我实现、重视世俗幸福、追求个人事业成功与财富创造的英雄形象取代了近现代文学中“苟利国家生死以”、“为苍生济天下”深怀启蒙理想和革命豪情的英雄。

　　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在现代商业文化、世俗文化勃兴的语境中，当下文学所塑造的部分时代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非凡者一变而为善于追求成功、“善于做人”的个体。即使那些描写出身平凡的小人物通过个人努力成为时代弄潮儿、财富精英的英雄叙事，也更多地不是展示英雄所具有的超越性价值与绝对精神，而是表达“我的成功你可以复制”的励志意义。“英雄”的意义被缩减为商业社会丛林法则下的强者、经济大潮中逐浪跃腾的弄潮儿、机遇与陷阱并存的名利场中的赢家。激起名利心、刺激成功欲、鼓动冒险的勇气、昭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道路成为这类英雄书写的叙事动机。

回到原点：深入“平凡的世界”

　　所以说，面对当下文学书写中时代英雄形象“疲软”、英雄叙事“失重”的缺憾，有必要回到书写英雄的原点：在今天这个时代，要书写怎样的时代英雄，怎样书写时代英雄。

　　书写政界、商界、文化界的非凡人物，决不能止于“讲述追求名利与权力、实现利益最大化和谋求事业成功、飞黄腾达”的个人传奇，仍需建构现代性的理想维度和重视道德价值。同样重要的是，尽管商界巨子、政坛要人、科技先锋、文化精英是表征了时代特色的英杰雄才，然而在和平发展的年代，面对的更应该是“凡人开启的英雄时代”。

　　凡人是这伟大时代的负荷者。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凡人朴素的坚守、静默的付出对于时代与社会的推动、所展示的道德价值与精神境界毫不逊色。小人物正在以凡人身上的英雄性改写“英雄”的当代意义。文学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呈现、对时代精神的艺术传达，如何在普通人中发现英雄，深入“平凡的世界”，书写代表了时代的凡人英雄，是考验当代文艺创作者的重要艺术命题。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其实并不缺乏对于“凡人”和“小人物”的描写，但是文学作品对于“凡人”的表达往往交织着“苦难焦虑”。底层文学虽然怀着占据优势的道德情怀，用自上而下的悲悯目光关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力图表述底层，不过却因介入生活的强烈道德激情，而导致表述小人物底层经验的“失控”。

　　对于社会底层小人物性格、命运的书写，总为一种深重的“苦难焦虑”所支配——“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在新写实文学中，凡人的人生则是“一地鸡毛”，琐碎暗淡，小人物就是穿行于世间的“行走的鸡毛掸子”。小人物的生活宛如张开的灰网，个体深陷其中而难以超拔。“平凡的世界”里没有激情和光亮，除了平庸和乏味，一切价值判断在这里中止，似乎这就是凡人生活的原生态。到了“新市民文学”，对于凡人的书写又不免陷入“欲望的圈套”。以上种种对于凡人的叙事将小人物的生活简化为一种形态，忽视、错过了对于凡人的理想、信念以及他们身上的“英雄性”进行开掘的可能。

　　“十七年文学”在塑造“凡人英雄”的层面上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尽管这个时期所描写的凡人出身的“英雄”最终往往“超凡入圣”而有过度演绎政治理念之嫌，但是其注重书写普通人成长为革命英雄的历程，充分表现凡人在革命斗争、社会变革、城乡建设、日常劳动中焕发出来的英雄性与崇高美，尤其是通过塑造平民或中下层出身的英雄形象以“造就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理想，自觉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与价值的主体”，引导受众认同自我作为“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理想性”的新主体，这样的艺术表现与社会追求不能不为今天的书写者重视和借鉴。

　　作家方方有个精彩的短篇，名为《埋伏》。故事不长，叙事不“宏大”、姿态不“高昂”，字里行间亦不见满溢的道德激情，却将一个“凡人英雄”的形象塑造得打动人心。《埋伏》讲的就是有关“埋伏”的故事——钢厂保卫科科长与手下一名科员为了协助公安部门侦破恶性连环入室劫杀案而在嫌犯窝点之一坚守埋伏。小说中的科长是一位转业老兵，年纪不小、胆子不大、为人“机械”、升官无门，也说段子、也唠八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在罹患肝癌末期的情况下，没有一句豪言壮语，隐瞒病情，尽忠职守，在公安部门分配的毫不起眼、与案件没有重要关联的埋伏点，机械呆板地坚守了一个半月，直至病逝。正是这样的坚持，有效牵制和震慑了案犯潜回取走外逃资料，最终促成案犯落网。作品没有描摹科长英伟之外貌、激昂之话语、甚至不著名姓，可是全篇读来，平凡科长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小人物因这样质朴的坚持、简单的信念而焕发出“英雄性”，令人仰视，心向往之。

　　这个时代绝不只有一个、两个“科长”这样的凡人英雄。小人物对于社会责任的勇敢担当、对于承诺的坚持、对于生活困境的反抗、对于尊严的捍卫，这些莫不可以“英雄”视之。英雄不远、英雄可及，在当下，“凡人英雄”就是撑起天幕的脊梁。当代文学理应真诚地书写时代的“凡人英雄”，凝聚起共同理想，在对时代要求的呼应中重铸英雄叙事的魅力。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