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既然在此背景下出现，由于涉及的人数之多，提出的问题之突出尖锐，由它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之极端复杂，它可以说是今天最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的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一脉创作。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它涉及政治、人权、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欲望化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基础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现在把场景搬到了城里，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从而在今天的文坛上，它理应占有比较重要的一席位置。我们知道，当年中国有过著名的《包身工》;日本有过电影《啊，野麦岭》等;近年来，我国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由专业作者写成的“底层叙述”作品，如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贾平凹《高兴》，曹征路《问苍茫》，方方《奔跑的火光》，罗伟章《我们的路》，胡学文《飞翔的女人》，乔叶《我是真的热爱你》，陈应松《太平狗》，尤凤伟《泥鳅》，刘庆邦《我们的村庄》，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等等。它们虽然出自专业作者之手，但不能说与打工文学所起的先导作用，所提供的思路与资源没有深刻联系;应该可以说没有席卷中国的打工潮及其派生的打工文学，就没有后来这些文人的创作。

　　然而，文学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壁垒森严、互不相干的情境下发展的，打工者与非打工者，专业创作与业余创作，打工文学与整个“底层叙述”，它们之间的界线很快被打破了，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形。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亚乡土叙事”这一概念。现在中国实力派作家里大约60%的人在写这类东西，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家大都是指涉这类东西。何谓“亚乡土叙事”?就是指当前一大批把笔触伸向了城市，不再显得“纯粹”的准乡土文学，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常常体现为一种与城乡两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集中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冲撞，从而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便空前强烈。在乡村，谁也没有办法抵御现代化浪潮的席卷，离开乡村的年轻人再也不愿意回去，不但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而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已有相当作品表现着这类流动者、迁徙者、出卖劳力者的内心的感觉和复杂的情绪。打工者在写，专业作家也在写，于是已经很难分开;其写作立场或是启蒙主义的，或是自我言说的，或是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视角上的。可以说，今天，由专业作家和打工作家共同形成了一个亚乡土叙述的书写潮。

　　如何关怀弱势群体和怎样看待文学关怀，我的理解是既然“文学是人学”，它所有的观照对象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

　　这就涉及如何关怀弱势群体和怎样看待文学关怀人的问题。它与打工文学的发展也有着直接关系。这里不妨作一点延伸。我感到，对关怀人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我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在强调，要充分认识丰裕年代的生活现实，不能总靠描写无告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市场时代的落伍者来体现人文关怀，不要总是搞苦难崇拜，或者把贫穷神圣化和道德化。是否应该正视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是否更多地表现他们的智慧、财富、成功和生活价值观?不能老拿旧眼光看人，对都市中生活优越的年轻人，对他们身上所表现的小资情调，不该一味责备，应该表示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可是，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却认为，人文关怀怎么可能不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来体现呢?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自有批判现实主义以来，一个最深刻的传统，就是对小人物、无告的人、平民，尤其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关怀;如果离开或者抛弃了这一点，不再为他们的疾苦呐喊，还能叫现实主义吗，还是富于良知的文学吗?这里实际提出了文学究竟应该关怀谁、如何关怀等等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既然“文学是人学”，它所有的观照对象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当然，这种权利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文学对每个对象都给予平均表现。马斯洛在论述人的欲望满足时，认为任何人都存在着五个层级的需要，从基本层次的生存需要依次递增到高级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因此，人在任何阶段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都存在着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需要。但是，由于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下，他们对文学需要的轻重缓急也是不同的。在文学的生态园中，当哪一类人的需要与文学的矛盾更尖锐、更需要释放时，文学就应该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目前，由于文学远离大众而导致日渐边缘化时，我认为应该对“沉默的大多数”投注更多的关切目光，文学应该有充分的底层意识，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但是，决不能说，只有写了底层、平民、弱者、农民、无告的人，才叫现实主义，别的都不是。也许正确的理解仍然应该是：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人民”的涵义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实主义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我更主张一种更为开放的吸纳了多种方法和积极元素的新现实主义。

　　目前打工文学及其相关主题，在一些打工作家，专业或半专业作家那里，是真实地描绘了打工族的生存困境，血泪悲欢，以及城市想象，身份认同，性资源的被掠夺，政治民主的诉求等等。事实上，这是无所不包的，几乎涉及中国所有问题。前一阶段的写作，写打工者“惨遇”的比较多，贴近生计，如拖欠工资，身份歧视，某些外企资方对人的凌辱等。另一方面，写打工者“奇遇”“艳遇”的也比较多，其中不无脱离实际的白日梦，想象之词居多。而最新的情况表明，打工文学最初就是写蓝领生活，到了今天，发生很大变化，以前的蓝领中的不少人，通过努力有了技术和文化，已经转化成了白领，于是打工文学也有了延伸，也有了新的分类，写白领生活的，现在叫作职场文学，代表作如《杜拉拉升职记》。当然，是不是打工文学的质地，读者一眼就会认得出来的。

　　我认为，对打工文学来说，提高文化品位很重要。应该更多地描写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转型下灵魂的嬗变与痛楚，表现人的自尊，觉醒，让打工者成为健全的自我主体。就创作者的姿态而言，不能停留在自言、代言或启蒙上，也不能停留在吐苦水上，应该更多地把笔触放到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上去，主要是自我意识和人性意识的觉醒，人的尊严感和自尊感的追寻，新道德的继承与重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等等。如此发展下去，我认为将会出现打工文学与专业作者的“底层叙述”的交汇，直到失去界线，海天一色，融为一体，打工文学遂逐渐消失在文学整体之中。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一步成熟，随著作为社会问题的打工者生存问题的逐渐合理解决，随着几代打工文学作者的茁壮成长，作为一个专用名词的打工文学不久的将来或许就会消亡。继消亡而起的将是文学界新生品类和新生力量的壮大。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