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无悔，作家的心灵出路

　　鲁迅，或称鲁迅现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怪异现象，鲁迅所处的时代是国家主权需要捍卫，民族尊严需要保护，国家民性需要改良，国家民生需要改善，民族文化精粹需要挽救，同时，民族精神需要进步的时代，那是中国社会吐故纳新、新生旧死的时代。鲁迅先生毕其一生关注的是民族精神的苏醒乃至兴旺。鲁迅的思想和愿望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但鲁迅的眼光、态度、心理状态却不无诟病。我们可以接受鲁迅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我们也敬仰他的战士形象，但我们无法接受他心中永远的仇恨情结和仇视态度。尽管鲁迅的人生之中曾经有过“一件小事”(《一件小事》);有过“少年闰土”(《故乡》);他在小时候和伙伴们也天真无邪地看过乡村社戏(《社戏》)，但我们不难看出，鲁迅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龃龉。鲁迅很冷酷，亦很刻薄，他有同情心，但无爱心(《一件小事》);他“哀其不幸”，但又不屑于对不幸者给予力所能及的精神上的帮助(《故乡》);他生活在现实中，但对现实的孤寂、寥落、破败、黑暗的态度又极其游离、飘忽(《社戏》)。鲁迅是科班出身的医务工作者，医者仁心，应该怀一颗仁慈之心悬壶济世，但事实上正如他在东京和仙台所学的解剖学专业一样，鲁迅太善于揭开疮疤，不幸的是，他又不善于疗治和缝合疮疤，他揭开人性和世故的疮疤的时候态度很坚决，力度很大，但他又无情，又冷酷，他把疮疤揭开后就不管了，留给世人一个疮痍斑驳、脓血横流的世界，华老栓的愚顽可憎，祥林嫂的可怜可憎，闰土的可悲可憎，故乡伙伴们的贫弱可憎……总之，鲁迅的人生似乎没有爱或者没有爱过。

　　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有两个时期为鲁迅造就了无以伦比的荣耀，一是反帝反封建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是十年动乱时期。旧时代，坚定、彻底、冷酷无情地痛打形形色色的“落水狗”是足以受到拥护和支持的，或者是需要的，鲁迅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甚至对“御用文人”们的憎恨和杀伐是毫不留情的，并且无所不用其极，鲁迅的文章亦如鲁迅的脸：严峻，冷酷，我们能在其人制造的阴冷无情的氛围中还能接受他皆源于他的战斗性和战斗精神，而向落后实力、反动势力、黑暗势力、侵略势力发起猛攻以至将其颠覆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需要，鲁迅的人生追求与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合拍的、同步的。鲁迅及鲁迅思想的第二个获荣时期是十年动乱时期，同样的道理，动乱的主谋和策划者们也需要并且非常需要鲁迅那样的坚定彻底的“战斗”精神，鲁迅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战神”!“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千真万确的，但“俯首甘为孺子牛”却未必就真，他怎么做牛了?黄牛精神就是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是一种大爱情结，鲁迅爱什么?他怎样爱?除了丝丝寒气直透脊背外，我们得到了他的哪些鼓舞?我们的心里产生了哪些感动?我们姑且承认“文学就是人学”的说法成立，作为艺术，文学同样应该也必须在揭示人类精神痛苦的根源和现象的同时，应该让人的精神和心灵得到美的享受，得到温暖、幸福和快乐，至少也要让人看到或感觉到，但鲁迅一直没有做到，他和他的作品完全不比和他同时代的茅盾、巴金、郭沫若、梁实秋等人及其作品那么让人感动、兴奋、愉悦、快乐，使人对人生和生活满怀希望和信心并立竿见影地付诸行动。

　　鲁迅忽悠了一个时代，又忽悠了一个时期，对鲁迅和鲁迅作品的追逐和热爱又造就了无数冷酷、孤立、无爱无乐的灵魂!相比之下，茅盾作品的严谨、宏大、精深，巴金作品中亲切、温暖、鲜活可爱的人性，郭沫若作品的浪漫、乐观、旷达，梁实秋作品的幽默、诙谐、快乐、轻松、细腻、精准、真诚等品质无一不给读者以心灵的启迪、精神的升华和净化，并得到放射着人性美色彩与光焰的鼓舞和感动!

　　因此，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祠堂里请走鲁迅的牌位是事出有因的，并不像《背影》、《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样被请走那样显得唐突、含糊和有失慎重。如同鲁迅小时候受了寿镜吾老先生的斥责后为了保证以后不至于再迟到而在桌上刻下一个“早”字一样，今天的小学生依然在刻书桌，设若课本里不再讲这个故事了，谁又能保证小学生刻书桌的行为就会戛然而止呢?中学生的群殴和械斗是否全受了鲁提辖的真传?全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横穿 、逆行、闯红灯、越栏的事情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都是朱自清的父亲教唆的呢?取消了《背影》，社会、人生、生活从此是否就全是一片“荷塘月色”呢?似乎还有待遇商榷。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