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与理念之间——长篇小说《山雨》的价值

　　《山雨》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重要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对艺术与生活的忠实。一方面经历了早期创作中“多从空想中设境或安排人物”，“重在‘写意’”的艺术探索之后，王统照终于明白艺术的真谛必须要“向现实生活深入分析”(王统照：《〈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序》)。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乡土世界里的人与事毫无疑问是其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当意识到这一点并将乡土体验融会到自己的创作中去时，王统照的思想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就必然跃上了一个新阶段。作者对艺术的忠实，在《山雨》中表现为从生活本身出发来观照其笔下的对象世界，而不是一味地趋时附势。正因如此，《山雨》才能突破“革命+恋爱”小说的诸多固有模式，不愿只强调对农民困苦作浮泛的一般描写，从而实现了对胶东农村的原生态呈现以及对农村复杂阶级关系和乡民多重苦难的真切展示。也因为如此，小说中哪怕是对基层统治阶级人物的描写，也没有做扁平式的简单化处理，而是充分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甚至不惜笔墨将其人性的善良与温情充分展示出来。这是对生活的遵从，亦是对艺术的忠实。

　　然而《山雨》毕竟不是一部能够超越时代的作品，作者尽管对其所处时代的艺术局限有所警觉，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完全规避理念对其小说艺术的干扰，进而给这部作品留下了无法遮掩的艺术缺憾。理念的介入，在《山雨》的构思阶段就已经体现出来，作者在向我们陈述创作过程时曾说，在创作之前就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如果说描写北方农村崩溃是作者生活体验的真实表达的话，那么还要表现农民的自觉，为受压迫的农民寻找新的革命路途，则明显是1930年代初期时代政治理念对作者影响的结果。这一政治理念的介入，加上作家对工农革命生活的陌生，最终导致了《山雨》的艺术缺失。

　　这一艺术缺失，首先体现在小说艺术水准的前后失调。对于有着强烈艺术自觉的王统照来说，这种失调在小说完成后他就已有所察觉，在《山雨·跋》中他自我批评道，“后半部结束得太匆忙了，事实的描写太少，时间又隔离的太久。原想安排五六个重要人物，都有他们的各个故事的发展，并不偏重一两个主角，在写作中终于没有办到，所以内容还是太单调了。”其实，这一艺术失调除了作者所提及的小说后半部分缺乏类似前半部分那种鲜活而厚实的生活细节之外，还表现在主人公奚大有由农民向人力车夫身份的转变后，作者对其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粗浅描写上。作为主人公，奚大有是小说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但这种成功从艺术上来说也仅止于未到T岛之前的农民奚大有。作为农民的奚大有，其形象饱满、生动而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小说成功地揭示了其由健壮、本分、勤劳的劳动者，在兵荒马乱、横征暴敛和天灾人祸的世事逼仄之下，一步步地从所依附的土地上被放逐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奚大有心理的沉重变迁。然而离家出走闯入都市T岛之后的人力车夫奚大有，则明显地失去了往日鲜活而切实的艺术光彩。王统照并不像创作《骆驼祥子》的老舍那样熟悉都市下层贫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困境，因此作为人力车夫的奚大有，他的形象丰富性和可信度跟此前身为农民的奚大有比较起来就欠缺了许多。在革命理念的支配下，作者期望完成奚大有思想革命性转变的写作诉求，最终由于缺乏生活素材的支撑而归于失败。此外，《山雨》的艺术缺失，还体现在由于政治理念的介入而导致某些人物形象流于概念化。除了上述作为人力车夫的奚大有之外，杜烈算是另外一个典型个案。杜烈作为小说中为数不多的进步者形象，尽管着墨不多，但在叙事中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奚大有才最终有勇气离开故土进入都市，也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之下奚大有才最终完成自己思想的转变。但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则几乎沦为理念的传声筒，他不仅形象模糊，就连如何转变为一个进步产业工人也语焉不详。因此，在小说结尾处他呼喊出让“大火毁灭了全中国”的革命性口号时，多少都给人以空泛和突兀之感。杜烈形象的概念化，不仅大大削弱了其自身的艺术真实性，同时也影响到小说核心主人公奚大有最终为何能够蜕变为一个进步革命者的可信度。

　　对于《山雨》上述由于艺术与理念的冲突而形成的艺术缺失，我们应当报以历史的态度来看待，因为它毕竟是特定历史时代的艺术产物。而且我们也应该清晰地意识到，尽管有这些艺术缺失的存在，却并不妨碍《山雨》成为1930年代和《子夜》比肩的优秀之作，甚至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