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与理念之间——长篇小说《山雨》的价值
1933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的长篇小说《山雨》，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王统照创作生涯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受到包括茅盾、叶圣陶等文坛名家的赞赏。作品充分显示了王统照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创造性品格。但是由于艺术追求与政治理念之间的冲突，这部作品也存在着明显的艺术缺失。对《山雨》价值与缺失的分析，不仅是客观评价《山雨》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王统照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一部作品的价值，通常是在跟作家此前的创作以及同时期其他作家创作的比照中显现出来。作为1930年代初期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山雨》也不例外，其价值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显现出来。首先，从王统照自己的创作历程来看，《山雨》是其艺术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茅盾在评价王统照的创作时，曾认为他“从理想的诗的境界走到《山雨》那样的现实人生的认识，当然是长长的一条路”(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由于幼年丧父以及婚恋的挫败，王统照忧伤沉郁的心理气质在其早期的创作中鲜明地转化为对“爱”与“美”的强烈追求。这种艺术追求，一方面形成了王统照早期创作侧重于对人生命运的喟叹以及感伤的艺术格调;另一方面也使得他这一阶段的创作明显带有浮泛、过于理想化的特征，尤其是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缺乏饱满、坚实且具有心理深度的人物典型。这一艺术不足，在《山雨》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由于这部小说的许多细节都来源于作家耳濡目染的家乡人事，所以无论是对动荡年代北方农村凋敝破败现实的书写，还是对农民心理嬗变的揭示，甚至对胶东农村民俗风情的描绘，都显得非常细致而真切。正是建立在丰富而真实的细节基础之上，小说《山雨》才能够以令人信服的现实主义笔调，深刻地揭示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盘剥之下普通农民无法在自己土地上安稳地生存，逐渐破产的过程。在艺术格调上，由于不再是对理念和命运的浮泛议论，而显得深沉浑厚。从《湖畔儿语》，到《沉船》，再到《山雨》，由空泛虚无走向坚实浑厚，是王统照直面底层民众苦难以及对动荡中国深切体认后所做出的必然艺术选择。其次，《山雨》还在与同时期及其以前中国乡土文学对比之中，显示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在《山雨》之前，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在鲁迅的开拓下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这些乡土小说，绝大多数给我们呈现的都是中国南方乡村世界的生存状态和民俗风情;另一方面在体裁上基本是以中、短篇小说为核心，缺乏全面、细致和有深度的长篇。1933年《山雨》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此前乡土小说这两个方面的局限。小说《山雨》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完全不同于南方乡村的北中国浑厚凝重的乡土世界，而且作者是采用25万多字篇幅，在较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深入细致地来揭示乡村世界的种种变动。
在193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数量少且艺术水准普遍不高，《山雨》这种独特的空间书写以及宏阔的叙事姿态，对于新文学史来说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当《山雨》刚一出版，文学界就对这部难得一见的优秀长篇给予了热情的肯定。茅盾称赞说：“还没有见过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村小说。这不是想象的概念的作品，这是血淋淋的生活的记录。”(东方未明：《王统照的〈山雨〉》，1933年12月《文学》第1卷6号)吴伯萧甚至将其与当年的另一部小说《子夜》相提并论，称1933年为“子夜山雨季” (吴伯萧：《北极星·怀剑三》)。小说《子夜》在新文学史中的地位早已得到肯定，它一直被视为“社会剖析派”的最重要代表性作品。但是当我们把《山雨》与《子夜》进行比照分析时，就不难发现《山雨》其实有着跟《子夜》互补的价值。按照茅盾的构想，他希望通过《子夜》来全景式地反映193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态，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小说却只偏重于对都市生活的书写，从而造成在对农村生活的描绘上显得简单、匆促而僵硬。如果说《子夜》对中国乡村书写是有其明显的艺术缺陷的话，那么与它同年出版的《山雨》则由于对中国农村生活坚实而出色的描绘，很好地弥补了《子夜》的这种不足。此外，《山雨》的独特文学史价值还在与同时期“革命文学”的比照中得到彰显。1930年代前后正是左翼革命文学流行的时期，《山雨》所揭示的北方农村的崩溃以及农民的自觉，从主题上来看尽管也颇富革命性，但却与这一时期主流的革命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既不是以当时较为时髦的“革命+恋爱”模式来进行革命叙事，也不是正面地展现农民从觉醒、反抗到斗争的革命历史过程，而是将主要的笔墨聚焦于对动荡社会情境中农民复杂心理变迁历史过程的描写。这样，《山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早期革命文学概念化、模式化的弊病，从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真实性上均显示出了绝大多数革命文学所无法达到的高度。最后，《山雨》在艺术上也具有一些不容忽视的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塑造了众多鲜活、丰满且富有深度的人物形象系列。从老一代的奚二叔、陈宜斋、吴练长，到第二代的奚大有、徐利、宋大傻、陈葵园等，这些色彩各异、个性丰满的农民形象，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了自己的艺术独特性。且不说小说的主人公奚大有，早已成为新文学史中一个典型艺术形象，就是次要人物陈宜斋，其性格的丰富复杂性也值得我们充分注意。作为陈家庄的庄长，在阶级身份上陈宜斋属于地主阶级，是连接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枢纽。这位在革命文学中通常被归为反动统治阶级一分子的陈庄长，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塑造成为心狠手辣、贪婪蛮横、欺男霸女的反面典型，而是以一种非常复杂的面貌呈现在文本之中。陈宜斋一方面通过租地去剥削自己的乡邻，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乡民面前耍滑、取巧，甚至有意无意地成为上层政权鱼肉乡民的工具和帮凶。但是小说也充分展示了他性格中所具有的为民请命，竭力呵护身边乡民的担当精神。也正因如此，陈宜斋在民众中有着甚高的威望，成为他们危难时刻信得过的主心骨，最终也是在阻止士兵对陈家庄土地和乡民的侵扰时，被士兵的皮鞋狠狠地踢了出去，吐血而死。这个能够超越革命文学中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概念化的人物形象，直到今天仍可谓是十分独特的这一个。其二，小说较为精细地勾绘出了北中国的民俗风情画卷。将齐鲁大地上的民俗风情有机地融入到叙事之中，是《山雨》的最大艺术亮点之一。小说一开始所展开的叙事空间——地窖子，不仅新颖独特，而且带有山东农村生产、生活和季候的特征，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随后的叙事中，从颇富特色的饮食——煎饼，到具有浓郁地域特征的穿着——翻起耳朵的毡帽、带大襟的棉袍、用蒲草编成、猪皮包底的“蒲窝”，再到具有鲜明鲁中、胶东胎记的生活民俗图景——海边推煤，渔鼓道情，龙王庙祈雨等，《山雨》将一系列带有地域色彩的风俗民情元素，有机地组织到了小说情节之中。这些浓墨重彩的北国风情画卷，不仅有助我们认知鲁中、胶东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小说中人物思想、行为和心理特征的重要文化基础，为他们的言行提供了鲜活而可信的内在依据。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