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笔墨生涯”的荣乐与哀痛

　　近代大众传媒的新兴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报人。近代早期的报人却对其身份和生活缺少认同。“笔墨生涯原是文人学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赓歌扬言，又不能在家著书立说。至降而为新报，已属文人下等艺业，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耳。”(《论新报体裁》，载《申报》一八七五年十月八日)视报人为“文人下等艺业”或“文人无赖”在近代社会较为普遍，而报馆文人也塑造出许多愁苦烦恼的自我形象。“居住在上海租界的中国文人的心理状态常被说成是非常苦恼的，至少是很矛盾的。”这种现象很突出，令人怀疑是文人消极审美观的问题。“忧郁不得志，自称怀才不遇而只好在上海卖文为生的文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已公式化的、由一种偏爱消极情景的审美观而产生的文学形象。”(杨誉：《现代化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在消极心态、消极审美观背后近代文人的笔墨生涯究竟是喜是悲呢?

　　近代大批文人士子投入笔墨生涯往往被归结为社会位移、科举废除、政治动荡、稿酬制度等社会原因，被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对报人的选择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内驱力，即以笔墨为主的报人生活内在契合了文人习性。一、舞文弄墨满足了文人的本能，即所谓“本分”。文墨诗酒、街谈巷议是他们的本色生活，舍此而外，他们反倒可能会失落;二、笔墨文字可以美化文人的精神与生活，将生活艺术化，将精神理想化，诗意的生活令人陶醉;三、做舆论之领袖，为文字之导师，附庸风雅、声名远播，可以满足文人的虚荣心;四、近代报业发展初期对文人较为依赖和纵容，工作时间、新闻内容、表达方法、工作形式等各个方面的规范与限制相对较少。总之，嬉笑怒骂，流连诗酒之会，灯红酒绿，耽溺美妇巧妓，正是因为此间风光旖旎，报人们才会乐不思蜀，李伯元、吴趼人才会拒绝入仕。相比而言，“为农”、“为工”、“为商”、“为贾”，则是文人所不习惯、不擅长也不乐意的营生，文人“惟有借着管城子为我助一臂力”，“讨些生活”(老锦：《作游戏文章缘起》，载《申报·自由谈》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文人之于“笔墨生涯”有被动的接纳，更有主动的选择。

　　近代许多报业文人直接创办过文学函授班。这说明报人对笔墨生涯特别是文学创作的认同感很高，只是对报人这一新身份的认知和自觉还不够。海上老报人邹弢晚年自设函授学校，靠传授骈文、诗词创作谋生。陈蝶仙因民初在《申报》等报刊投稿、做编辑而声名大著，便成立了“栩园编译社”，一边函授创作，一边自编文学指南性质的《文苑导游录》，俨然海内文学导师。后因无暇顾及，又推出两位“设函授社于上海”的朋友，诗文则周拜花，小说则徐哲身。陈蝶仙称“予友之赖笔墨以为生者甚多”，徐哲身就是典型，他“终日柔乡，不理世事，遂不得不赖笔墨以为生”，“近且二十年”。于是，陈蝶仙感慨，“谁谓读书人必无出息耶?”(陈蝶仙：《徐哲身小传》，徐哲身：《清代三杰曾左彭》，上海大众书局一九三二年版)徐哲身以笔墨维持他的风流率性，反映两个事实：一是笔墨生涯主观上较能保持其人生本色，二是笔墨生涯客观上能保证人生的基本需求。

　　笔墨生涯能为报人及投稿者带来较客观的名利，这种荣誉和利益或隐或显。报人借传媒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和收益，无怪乎文人骚客乐此不疲地憧憬着“洛阳纸贵”。“扬名”背后的实质利益也很可观，名人效益可将名誉转化为无形文化资本或有形文化产业。李伯元身后的财产纷争既暴露了他作为报人与报业经营者所获得的丰厚利润，也反映了欧阳巨源对自己早年为李代笔隐身埋名的反省。徐枕亚因在《民权报》发表小说《玉梨魂》而万民追捧、众女倾倒、名媛求婚，终抱得美人归。《玉梨魂》的写作属徐枕亚做编辑的义务，徐并不能从巨大的销量中直接分享收入，于是他不辞劳苦重写《雪鸿泪史》以维护其利益，另办《小说丛报》、《小说季报》和清华书局也不无名利之图。

　　笔墨生涯保证近代报人文人生活的直接原因是稿酬制度及其带来的经济保障。稿酬使笔墨生涯的经济效益提高并制度化。文学商业化使得完全以笔墨为生的人有了客观经济保障，于是有了以报刊为中心的较职业化的作家。晚清较典型的以笔墨为生的作家有吴趼人、邹弢，民初则有包天笑、周瘦鹃、徐哲身等。吴趼人曾在《咬文嚼字》中幽默地剖析了这种卖文生涯的实质：“我佛山人，终日营营，以卖文为业，或劝稍节劳。时方饭，指案上曰：‘吾亦欲节劳，无奈为了这个。’”(《新小说》第二十二号，一九零五年十一月)稿费制度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存方式，也转变了传统文人的价值观念。经济制度上的保障，有利于文人脱离传统士绅阶层，转变为依靠个人文化资本的新型知识分子。范烟桥曾谈道：“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他们的文学造诣可以在小说上得到发挥，特别是稿费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167页)科举的废除是刺激性的体制变动，稿费制度的建立是强有力的社会诱因，对于近代文人的卖文为活，一个在前面诱其出山，一个在后面断绝来路，前者的意义大过后者。包天笑一九零六年来到上海，“已流行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到辛亥前后，他自己的小说稿酬千字三元，林纾千字五元。包天笑任《时报》编辑，工资涨到一百五十元，但他仍然“向别处写小说、编杂志，可两倍于时报薪水”(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324—325页)。编报纸、兼职编杂志和写小说给他带来的收入非常可观，他对于报馆生涯与自由撰稿文人的认同程度也很高。像他这样有文采、有机遇，能够完全以文为生的报业文人和职业文人的确很典型。

　　对于一般投稿者，文章得到认可带来的荣誉，还有发表后那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的稿酬，更是“好不快哉”!关注经济收益的投稿者喜不自禁地说，“投稿者，想酬也，非名也;得酬者，名也，兼得利也”(诗隐：《投稿赋》，载《申报·自由谈》一九一四年九月四日)。名利双收的投稿者心满意足地说：“荣莫荣于有名誉，乐莫乐于有润资。”(语溪蠖屈：《自由谈记》，载《申报·自由谈》一九一五年十月一日)此外，追求率性惬情的文人在风花雪月的笔墨中自恋，有志移风易俗的士人也可在嬉笑怒骂中讽世自慰。

　　正是因为笔墨生涯有顺应性情、名利双收的荣乐，才会有以此为生的职业报人文人，才会有乐此不疲的作家集体。近代报人及投稿作者之间往往形成典型的地缘、人缘、学缘甚至血缘等人际网络关系，如同乡、亲戚、校友、父子、夫妻、同僚、朋友等。《申报》主要编辑中较多江苏南菁书院校友，如雷瑨、孙东吴、张默等。民初以陈蝶仙为中心，其子陈小蝶，其妻云女士，其女陈翠娜，其友吴觉迷、李常觉、徐哲身、周拜花等也曾长期为《申报》供稿，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集体创作队伍。假如笔墨生涯果然令人愁苦、沮丧、非常可悲，无益于生活，文人、报人、投稿者之间不可能出现“传、帮、带”的现象。而报人与投稿作家们在创造消极形象之处，显然也传递了正面信息。

　　笔墨生涯的困境也很明显。尽管稿酬制度在一定程度给报人和投稿者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大多不够优厚或不稳定。早期报人的薪资情况颇不乐观。《申报》主笔雷瑨回忆当年薪水最丰厚者不过银币四十元，最低只有十余元(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第三编，文海出版社二零零一年影印，28页)。报馆的报酬与当时私塾先生相当。吴趼人早年在江南制造局做抄写员，月得八金，与此数也相差不远。投入报刊及小说界后，因笔力雄健，撰稿所得优越多了，但吴始终未能实现财务自由，对向报馆、书局和书商讨生活的日子也很无奈。他“知道书贾的可恶和笔墨生涯的可悲”，笑容满面地领了稿费，却“拿了这辛苦所得金钱，转身便向甕头觅醉”(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零年版，27页)。他窘迫的生活现实及对待金钱的矛盾心理反映了笔墨生涯被卷入资本市场后必然存在剥削与压榨。平江不肖生著《留东外史》时未成名，只能以千字五角的价格出手。虽然他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但谋得湖南国术训练一职后，便毅然退出文坛，对“抽思绞脑”、“窘苦异常”的生涯感慨不已，绝“不愿更为冯妇”(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318页)。还有更多不知名的作者为了生活不得不受书商的压榨，有千字五角，甚至还有千字二角的。

　　除经济上的压榨外，文人们对精神上的逼迫感也难以忍受。面对新兴的大众传媒，卖文为生的文人必须学会以读者为中心，以读者的趣味进行自我调适，向大众靠拢。他们大多被称为通俗文学作家，他们的心态被认为是游戏的、金钱主义的。为金钱而写作，被金钱压榨出来的作品，自然难以十全十美。“靠着这一路文字，换得钱来……明明觉得自己的作品不能满意，但因衣食关系，只得将这些违心之作，胡乱送将出去。”(一个做小说的：《小说作者的今昔》，载《小说日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粗糙、草率、庸滥等不满意的作品，色情、凶杀、黑幕等违心之作，令文人失去自信甚至尊严。

　　笔墨生涯的艰辛、窘迫使大多报人与文人选择了跳槽和兼职。高太痴担任《申报》助理编辑多年，后又任《字林沪报》主笔、《苏报》主笔。报人文人有较多进入教育体制的机会，包天笑、周瘦鹃、郑逸梅等都曾兼任教员，胡寄尘在沪江大学、上海大学等处教授诗学。报人转向军政界的，如天台山农刘介玉曾任江北护军使刘元洁的秘书长兼军法处长，何海鸣辛亥间为汉口军政府参谋长。转向出版业的，如刘铁冷开设了中原书局、崇文书局、真美书局。转向影剧界的，如徐卓呆和汪优游，都担任过戏剧演员、电影演员，还合作开设了心影公司。而姚民哀以善评书讲词而蜚声书场。转向医学的有恽铁樵，还创办了“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其他选择律师、银行职员的，前者如胡政之、毕倚虹，后者有张春帆、李定夷。陈蝶仙经商成功的例子颇令人瞩目。自制作牙粉成功后，陈不断扩张，资本逾五十万元，产品四百种。大量兼职、跳槽案例表明笔墨生涯在清末民初是一种不稳定的生计。其中虽不乏部分敬业者，但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也有动摇。这不能排除文人自命不凡的不安分因素，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经济收益低，社会效益不高的事实。

　　此外，报人作为敏感职业也具有危险性，职业保障较差。陈景韩曾视新闻事业为第二生命，新闻以外，一切谢绝，可算是职业报人的代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申报》刊出汉阳失守的消息，“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来到报馆门前，指责报纸刊登这则消息是造谣惑众”。此事对刚上任的陈影响很大，“陈景韩以后也更谨慎，不敢贸然逆读者心理，挦读者虎须了”(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393页)。尽管极为注意语言艺术，分寸尺度，陈景韩最后还是黯然离开报界，到中兴煤矿任董事兼总经理去了。

　　在种种现实挫折之外，“笔墨生涯”给文人带来的更严重的挫败感来自“士”理想和精神的失落。“士”理想在近代并没有泯灭，会时时刺痛士人的心。许纪霖曾经将士与天子进行对照，认为“天子以国家元首的资格，可以承受天命，树立政治与社会权威中心”，而士“凭着人格的道德转化，也可以直接‘知天’、‘事天’，树立一个独立于天子和社会秩序的内在权威”(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载《文史知识》二零一零年第八期)。士人以强烈的责任感，“心系天下苍生”，也以崇高感，知天命觉众生。吴趼人曾在《〈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中感慨道：“吾人幼而读书，长而入世，而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不得已，乃思立言以自豪，抑亦大可哀已。况乎所谓言者，于理学则无关乎性命，于实学则无补乎经济。技仅雕虫，谈恣扪虱，俯仰人前，不自颜汗。呜呼，是岂吾读书识字之初心也哉!”(《中外日报》一九零九年四月二十日)面临社会巨变，近代知识分子仍抱着对理想的坚持，想有补于世，仍然希望上能立德，中能立功，最不济也要以“立言”来安身。以“立言”为志，已“大可哀”，更何况落入“穷愁著书”，发牢骚郁闷之怀，写副刊文字、卖文谋饭等无关紧要的文章。“士”理想的坚持在整体失落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悲壮。郑逸梅对于“士”的没落表现出沉重的哀叹：“士农工商，士居其首。今则农也，工也，商也，均生活裕如。甚至投机取巧，夤缘而官，于是高车驷马，炫耀于市。惟士则啼饥号寒，艰困备至。”尽管如此，他仍相信知识分子自身的优越性，不许儿子经商做官，“若亦投机取巧，夤缘而官，我当为厉鬼，以击儿头”(郑逸梅：《遗嘱》，载《永安月刊》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近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事实与传统士大夫理想尚未泯灭之间的矛盾，恐怕是近代文人最深的悲哀。传统文化信仰遭受冲击的幻灭之感、身份危机和社会动荡、人生失意，这种沉痛远远超过谋生的艰辛和困苦。

　　个人的怀才不遇与社会的动荡变乱在文学中曾造成许多文人的消极审美心态及落拓失意形象，这在近代更为普遍。近代以笔墨为生的文人笔下，落拓失意的形象可总结为“游戏心态”与“废物情结”。

　　近代报人文人“游戏为文”的特点曾被新文学家批评为游戏主义、金钱主义，备受关注。以笔墨为生的近代知识分子边缘化心态的突出特点是纵情声色、游戏放纵，将世间一切视作一场游戏，形成一种游戏世界观。童爱楼为《游戏杂志》作序，视历史上的先贤伟业、祖宗功德都为游戏，“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号霸称王，一游戏之局也”。传统中国尚文重史，一条“游戏”之线却把历史游戏化，也将“游戏”升华了。普通人也有“人生如梦”的幻灭感和“人生如戏”的游戏心态。“游戏心态”的多元性使得这种心态在近代非常普遍也非常复杂。对读书人而言，面对前所未有的身份剧变、威权失落，“游戏心态”即是失落后一种逃遁避世的情绪。“游戏心态”是他们排遣幻灭与伤痛的一种方法，但也可以抒发他们“笔墨生涯”的率性和荣乐，一定程度上也有消闲和商业的因素。

　　内心的极度矛盾和自我否定，也是近代边缘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近代报人笔名中常见隐、逸、息、恨、拙、愚、痴、钝、无、妄等字眼，便是作家心理边缘化的一个直接反映。邹弢《希社记》云：“弢等以衰朽之余生，丁升沉之幻劫……吾辈精神希古，怀抱伤今……”(顾衲云编：《新乐府》初集，民国石印本)因伤今而怀古，看似陈词滥调，实则心有戚戚。邹弢一九一一年遭逢辛亥革命与丧妻变故后自题“守死楼”以待死，并非哗众取宠。希社另一位代表王均卿，曾与邹弢、高太痴合辑《香艳杂志》，在第三期照片下自题曰：“不新不旧，不隐不仕，不党不会，不求不忮，不老不少，不生不死。无以名之，废物而已。”(《香艳杂志》一九一四年第三期)这种“废物”情结也可算作近代知识分子心理边缘化的一种典型表达。无用、无力、幻灭、失落、落拓、抑郁的“废物”情结在近代较为普遍，以消极审美、畸形心理、游戏心态来理解难免失之粗暴，其背后的沉痛与焦灼值得关注。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