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我的文学关键词（一）

王尧： “重建文学性”

　　从2020年9月持续到2021年的“小说革命”讨论，从2021年1月上海《收获》“无界对话：文学的辽阔天空”，到2021年7月《收获》与《小说评论》在西安举办的“‘小说革命’与无界文学”讨论会，以及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的“小说的现状与未来”文学论坛等，都指向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如何重建文学性。正如李敬泽在西安会议所说：“在文体或者文类上做种种跨越的花样，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我们拓展甚至发明新的文学性，需要我们开拓新的边界，走到更广阔的的原野上去。”尽管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文学状况的判断存在差异，但显然都意识到了文学的困境与危机。这种困境与危机并不是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而是我们在面对这种变化时逐渐失去了从容应对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熟悉的“文学性”也处于晃动之中。文学无法置身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之外，“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的互动，是文学“外部”与“内部”关系缠绕激荡的最成功的历史经验。不仅是“外部”的冲击，“内部”的矛盾运动都始终让“文学性”处于“恒定”与“嬗变”之间。即便不说百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风生水起的阶段都是“文学性”重建的过程。2021年的“小说革命”、“无界”和“小说的现状与未来”等话题敏感于已经略显迟钝的小说观念、审美经验、艺术形式等问题，也只是对已经变革的文学所作的一次提示。

欧阳江河： 转化、余存

　　透过来自写作、批评、阅读的交互目光，回看2021年的诗歌写作现场，从中或许可以提取出不少的关键词，对诗歌现场大致的特征、趋向、漫射予以追述。限于篇幅，我仅提取出两个关键词，用以描述“新冠之变”这一特定时段的诗歌特征。第一个关键词是：转化。2021年新冠病毒在全球持续肆虐，中国几乎是唯一没失控的文明体，当我们从中国朝外部世界观望时，可谓五味杂陈。仔细区分一下，借助新闻报道的、世卫组织定期发布的统计数字的、抖音或热搜的当下目光，与借助诗意深处的万古目光，人们在观望同一个世界时，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偏移毫厘但相去千里的视差。如何在这两种差异目光之间形成必要的公度与平衡，如何转化平行世界之间的错叠与盲见，这是新冠时期诗歌写作的一个宿命般的使命。转化，不仅指的是物质世界朝向词语世界、实存朝向灵晕、我思朝向我写、乱象朝向秩序的转化，也包含了反过来的、逆向的、反词写作的转化。换句话说，写作的、诗歌技艺的东西，必须反过来朝生命本身、朝日常现实转化。对此我的观察是：早些年诗歌写作现场那种词生词的、空对空的、凌虚升华的写作，在2021年，已大为消隐退身。由此带出的第二个关键词是：余存。新冠大流行，带来了猛烈的、突兀的、面目无法分辨的死亡，人还没活够、还没活完自己的命，就离世了，这么多被活剩下的生命在世界上魂游不散，变成了符号，呼愁，亏欠，旁注与旁听，变成了消极性。消极性身上有着活的、纯属空缺的大能量，它同时是限定与打开，力与熵，有生之年与昨是今非。当代诗歌聚深透之力处理消极性，绝非权宜之选，由此带出的深思、感念、觉知、神启，在2021年度的众多诗歌文本中，如火树银花般触目。消极性通过当代诗歌的重新整理、编织、塑形，呈现出人类共同体特有的尊严、融合、坚忍、心动，诗歌在最为积极的、最进取的、最强有力的意义上对每一个人说：消极性是人类共有的当代性，也是人人都能分享的古代和未来。我们曾经在哲学的层面谈论过、界定过消极自由，但是，更珍贵的是，2021年，中国诗人开始考虑、开始深究、开始书写、开始塑造消极性。我们的微笑，我们的悲悯，我们略带伤感的昂扬，我们的迈进与退思，我们的夜读、深写、顿悟或渐悟，甚至我们的愚昧，都归拢在这被诗歌所深深写下的消极性里了。从中，写者与读者所汲取、所获得的，将是真正成熟的活力、认知力与感受力。

何言宏：Z世代文学方兴未艾

　　2021年，Z世代文学方兴未艾，仍然保持着年轻和旺盛的活力，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一方面，很多文学期刊仍然在诸如“九○后”(《人民文学》)、“网生代”(《作品》)、“开端季”(《山花》)、“校园”(《诗刊》)、“新星座”(《扬子江诗刊》)、“新青年”(《诗歌月刊》)、“新势力”(《诗潮》)、“最青春”(《草堂》)和“新星空”(《江南诗》)等名目的专栏中，集中刊发Z世代作家与诗人的作品;另一方面，《芳草》杂志还很明确地特辟“Z世代”专栏，陆续推介王子瓜、胡超、王彻之和张朗等代表性的Z世代诗人。《中国教育报》《文汇报》和《文学报》等主流媒体，也专门发表过关于Z世代文学的专题。Z世代文学，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Z世代的作家与诗人擅长书写他们所独有的生活与经验，表达这一代人的精神与心灵，我曾用“浅表主体性”“反讽诗学”和“爱无能”的情感结构等来把握他们的创作，但在2021年，贾若萱《李北的一天》、顾拜妮的《杀手与笑脸猴》、蒋在的《飞往温哥华》和渡澜的《谎言之春》等却表现出新的特点，特别是在情感特征方面，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共同突出了血缘亲情。不管是贾若萱笔下奋斗进取的姐姐李南和“躺平”的弟弟李北之间的姐弟之情，还是蒋在所书写的离异夫妻对于孩子的舐犊情深，抑或是在具有天才般想象力的渡澜的小说中，那位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蒙根乌伊尔对于春天、对于父母的渴望与回返，都是基于血缘之爱，这一深厚和永恒的爱的情感，成了他们的共同主题。如果我们再联系到Z世代诗人的大量诗作，这一主题的书写和表现，无疑将更加丰富。

　　我们的Z世代文学对于血缘亲情的突出书写，意味着他们试图在自己的情感结构中开始寻求最可靠的“爱”的资源，在变局时代的价值选择中，侧重于强调亲情伦理的动人力量和巨大价值，这在全球性的Z世代代群中，于“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等诸多共同的“全球共性”之外，初步形成和表达了中国Z世代的“中国特性”，意义非凡，也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关注。

邵燕君： 分众、分级

　　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网络文学界出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新兴免费平台七猫小说收购了老牌付费网站纵横文学，随后，拥有目前最大免费阅读平台番茄小说的字节跳动，又转身推出付费阅读平台常读小说和久读小说;一个是“女性向”大本营晋江文学城宣布将尝试实施“作品分年龄阅读推荐”体系。

　　于是，“分众”和“分级”成为2021年网络文学的关键词，也将成为新一年行业发展的重要看点。

　　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其建立在“爱好者网站”基础上的生产机制受到根本性挑战。一方面，携大资本、大数据之威崛起的免费模式，对起点中文网创立的VIP付费阅读模式――这一网络文学立身之本发起冲击。另一方面，监管的趋严使一些网文的核心爽感模式必须做出调整，这一点，以“女性向”大本营晋江文学城受到的冲击最大。目前的结果是，免费和付费模式经过几年的博弈都存活下来了，并且从“双活”走向“融合”。晋江则用分级的方式，把老读者和新读者(尤其是近两年随着IP剧火热涌进的大量低龄粉丝)作了区隔。

　　通过“分众”和“分级”，网络文学真正形成了由“大众”和“小众”组成的金字塔结构。数以亿计的原“盗文读者”，终于可以安心坦然地在免费平台上享用专门为他们写作的网文，构成网络文学庞大的底座。仍然坚持付费的读者傲然坐稳了“小众”(虽然人数仍在一千万到两千万之间)位置，这有利于网文向更专业化、精品化方向发展。晋江也如其推出分级制度时所称，“把作品按照不同的标签、类型及其他特点，做不同年龄的阅读推荐体系，让那些有争议的、尖锐的、思想性更复杂的文章，暂时远离那些心智还不够成熟的读者，同时也是留给成年人一个更加安心的阅读空间”，并会优先把“最受社会关注的小众题材按照轻重缓急逐步做分级”。

　　也就是说，通过“分级”“分众”，网络文学中的精英部分将向着“小众”方向发展，这也是网络文学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大众”和“小众”之间不能隔绝，只有彼此互通互动，“小众”才不致孤绝，“大众”也不致枯竭。

张定浩： 文学批评

　　2021年岁末，一本名为《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的小书开始默默地在我的同行之间流传，它有别于我之前见到的任何一本西方文学批评史，作者约瑟夫・诺思我也闻所未闻，但他用序言的第一段话就将我打动：“本书对一个世纪以来主导英语世界的学院派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进行了概述。即使这方面的工作不算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它仍不失为一个很紧迫的现实问题。文学研究相当于一个虽小但无比重要的测试用例，供我们思考那个更宏大、更核心的普遍性问题，即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如何培养我们过深沉本真的生活，并且它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过这样的生活。”

　　他梳理了20世纪下半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批评范式的由来与现状，这种批评范式从最初反抗精英主义的激进精神，渐渐沦为学院诸公退缩保守的谋生工具。就我所生活的社会而言，这种从文学到文化，从批评到学问的转向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也迅速被引进和吸收，但这种吸收基本是拿来主义式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几乎是保守和无生气的。詹姆逊“永远历史化”的口号，在我们这里就意味着一切存在的文学文本都是合理的，重要的是解释它们而不是判断和筛选。于是，审美趣味的高低被阅读量的高低所替代，面对每年层出不穷的新作品，文学批评变成一项只有刚入行的年轻人和对文学有超凡热情的人才乐意积极为之的体力活。

　　当然，约瑟夫・诺思也提醒我们，文本批评最初的作用，也并非日后声名狼藉的价值判断，而是“帮助读者更好地整理思维”，“培养新的感受力”，这种来自文学批评所锻造的思辨力和感受力，能够帮助每个读者过自己的生活。然而，这种思辨力和感受力的锻造，又是和价值判断密不可分的，因为价值判断的基础是判断者的诚实，这种诚实好比是游戏中的赌注，只有带赌注的游戏才能激发参与者的活力。但目前的现状是，批评家基本上放弃了对于新作品的价值判断，以及有关价值判断的公开争论，或者说，这种判断和争论即便有，也被迅速归入某种个人趣味之争。大多数批评家不再通过撰写文章的方式来发表异见，他们在年底多元化地投票，以一种谁也懒得去说服谁的民主形式。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城》在2021年岁末，一跃成为了各种榜单的宠儿，它的成功可以视为这个时代在丧失文学批评之后的审美感受力的一个缩影。

石一枫： 体会、观察

　　对我来说，2021年的文学关键词可能还是“体会”与“观察”。疫情已经持续两年，此外还有相关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变化正在发生，天边炸雷，终究会化作雨滴洒落在我们身边。满天都是黑天鹅，满地都是黑犀牛，稍微敏感的人都会感到生活正在发生方向不可知的、一言难尽的巨变。而如何捕捉、描述和反省这些变化，对于文学写作仍是问题，古老的逻辑下的新问题。

　　经过前辈的努力，我们的文学在处理此前的社会时，似乎形成了一套看似行之有效的方法――那种认为靠一代人的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社会信念，来不及为了抽象理念壁垒分明横眉相向的宽容，出门不必戴口罩的安全感。然而当我们感到自己能够书写那个社会的时候，社会也不是社会了。可悲的是文学天生滞后，小说少有能成预言的，我们也只能尽力捕捉新变。我日常关注的还是那些能从日常状态中汲取灵感，找到一些对日常生活的新发现的作品，同时能看到值得敬佩的作家正在点滴的新发现中形成新观念，并酝酿着对于时代的新的总体性的视野。具体作品不胜枚举，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长期在看《收获》《十月》这些刊物，以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之类的选刊，还包括人文社做的历年小说选本。我参与编辑的《当代》当然每期都看，不过那就是工作范围之内了。同时期正在写作的作家，不大可能有那种写作教科书的意义，但学生之间互相对对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再说又哪有什么写作教科书。看上述读物，我能知道对于我所感兴趣的类似问题，同时代的人都是怎么想的，人家的体会和观察侧重点在哪里。其他国外的作品也看，印象深的诸如黎紫书的《流俗地》和凯瑟琳・斯多克特的《相助》，安妮・普鲁的《树人》也算一本，感觉国外作家往往比我们更有耐心也更审慎，对于过往时事并不急于发言，而是从扎实的考察与记述中捕捉一言难尽之处。对生活有鲜活的体会与观察，又以从容客观的心态去思考它，我想这是写出好作品的前提吧。

黄平： “破圈”

　　说到“破圈”这个词，有太多成功的例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到我。后来想一想，“破圈”的多，失败的例子且愿意谈谈失败的，不多。叫我来讲，隐含的意思是希望新一年大家引以为戒，埋首文学，发奋创作。想到这一点，似乎写这篇文章责无旁贷了。

　　如果从文学圈的角度来概括“破圈”这个词，就是指作品被文学圈外的受众所了解。这首先是一个“媒介”的转换，在专业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不算“破圈”。大家熟悉的媒介转换，大概有报刊专栏、畅销书，这依然是纸媒的层面。后来电视媒介带动一波“破圈”热，比如《百家讲坛》。在网络时代，无论报刊还是电视都渐渐落寞。现在指的“破圈”，多指在网络平台上发表作品。

　　这里的发表，指的不是将作品贴到博客和微博上，也不是指在微信公号上推送。网络平台的媒介转化，难在要将“文字”转为“音频”或“视频”。读文字的，广义上还是圈内人;依赖声音或视觉形象的才是圈外人――想想我们亲友微信群或小学同学群，是不是一直是语音的天下。

　　这里要说到我2021年的工作了。机缘巧合，我上半年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推出一门关于“内卷文化”的音频课程。因为“内卷”热，很多有影响力的媒体有过报道，实际上收听的人不到20万，这在网络平台上算不上很多。下半年则成为了B站的UP主。我可能要解释一下什么是UP主，大概意思就是要固定地上传视频，一般是短视频，十几分钟，可以理解为以短视频的形式写专栏。以B站为例，有时候和文学圈的朋友聊到此事，我都介绍说我是草根UP主，大家哈哈大笑，以为我谦虚低调。

　　然而，这是真的，我是货真价实的草根UP主。我下面要说到“破圈”的关键所在了，用两个图形来说明。其一，金字塔图形，这是我们以为的文化传播的方式。这也是很多同行朋友在B站上有挫败感的原因：我们以为我们有文学圈内的诸多头衔了，发表过那么多作品，来到网络平台登高一呼，应该粉丝云集一呼百应。其二，两个圆圈的部分交叠。两个圈子几乎是隔绝的，所谓“破圈”，意味着要在交叠部分，以另一个圈子感兴趣的话题与感兴趣的方式，把自己的东西传播出去。这天然地就弱势于另一个圈子中自己的UP主，比如B站上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本文的读者估计听都没听说过。

　　既不能“启蒙”，也不能“迎合”，“破圈”的难点，意味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这是我目前也没有找到的，我目前能做到的是去了解，去倾听――“破”的不是圈，是圈里的我自己，是我所熟悉的书房里的一切。就像我现在，很喜欢听小学同学群里的语音。听他们的家乡话，我能感受到过年杀猪菜那蒸腾的热气;尽管我自己，从来没有在群里说过一句话。

黄咏梅： 情义非技巧

　　2021年不少长篇印象深刻。其中余华的《文城》让我感触良多。一如余华每次出书后的热闹，有赞有弹，《文城》也不例外。我觉得《文城》给我的感动是很多作品没能给予的，读到不少地方让我鼻子发酸甚至泪目，而这些地方，无一不是因人物的深情大义而传递出来的感动。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深知打动读者之不易和宝贵。一段时间以来，我将小说的情义书写归为小说技巧之一种，如同场景、对话、心理等描写，我甚至觉得小说里的情义最不好写，分寸不好拿捏，写过了会显得做作煽情，写不到位则毫无效果，不如写残酷惨烈得分。“情义”大概被余华一贯奉为小说里的珍宝，他甚至是为情义而写作的。《文城》如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甚至《第七天》一样，用简朴的语言、饱满的细节传递出了动人的情义，情义写到深处也是一把利器，如同余华小说《朋友》里那根沾湿的毛巾打赢了一把菜刀，它会使读者爆发出情感，获得正义的能量。前几年，评论家孟繁华就当下写作的“情义危机”引起了批评界的一场大讨论。为什么作品中不见深情，为什么情义难写?是因为写作者本身情义的血液稀薄，还是因为作者手中的笔难以淌出情义的墨水?从余华的写作我获得了一些认识，不管一个作家自身是否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有情有义，但他必须看重情义，相信情义，只有这样，他的笔才总会被人性的光芒所引领，他的书写才会被照亮并照亮着读者。现在我觉得，情义非技巧，它是一个作家的信仰。

项静： 地域、家族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是一本实践之书，以作者正在进行的认知去清理历史的陈见和过分的文学修辞，辨析种种说辞与遗迹，让历史和文明本身艰难的达成过程一一浮出。在这本书中，文明是动态的过程，是北纬四十度这个标的物周遭所裹挟的价值和文明借由我们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再次在新世界复活的一本书，它从文明的角度强调了边地和边地叙事的重要性。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也来自于边地空间，不过它是一个更加具体和有形的地方，小说以有限的个人、地方、词典、书单拥抱无限的世界，故事生产故事，人物牵连着人物，地域引领新的地域，这个边远之地的精神性的人们拥有了不死的激情和不易被轻易撼动的心。在北流“家族”中鱼贯而出的乡邻们，同学聚会上延迟的时间中，知青生活漫长的等待里，实体的世界不断出现缝隙，秘密、幽默、伤害与窥伺潜伏进来，也有智慧和日常的傻笑，它们五彩斑斓、千头万绪，扶老携幼，痛痒相关地向前走。《北流》保持着林白早期作品中的叛逆与尖锐，增加了成熟作家的幽默豁达，不时与预想的读者路径作一番调笑悖反，正在进行时与过去完成时之间腾挪交替，边地、都市景象与世界革命地图并置。罗伟章的《谁在敲门》，相对来讲是一部单纯的当代“家族”小说，但又耸动着明显的寓意空间，父亲退场家族乱成一团，乱是当代文学写作中国家、历史和家族的常见形象，那些鱼贯而出的纷扰、自私、放任、妥协，每一个被波澜触及的人都被打开了一扇自我之门，这是当代人情感必须的塑形之路，也是我们判断一个当代作家的必要触手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