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和娱乐化：儿童文学的宿命

　　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文学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文学随着外部场域的变化而发生了内部的重组。就儿童文学创作而言，其外部环境不仅仅是社会的，而且还包括文学的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儿童文学创作的外部力量，不但来自社会整个文化环境，而且整个文坛也是促进或影响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比如整个文学界对于儿童文学的看法，或者整个文学体制和文学教育制度，或者图书出版体制等等，都会给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批评种种影响。就儿童文学的创作讲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儿童文学格局的变化;二是关于儿童文学的艺术定位。

儿童文学新格局

　　新世纪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事实上从创作格局来说，也的确进入了一个实力团队纷争和实力作家竞技的状态。

艺术理念的代际分化

　　这是新世纪儿童文学格局变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方面。从创作年龄上来说，儿童文学也好，整个文坛也好，都有出现老、中、青的自然交替。但今天的儿童文学老、中、青几代人在艺术追求上的分歧和差异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显，变得越来越大。上个世纪80年代出场的作家所秉承的艺术理念，所坚守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念与上个世纪90年代出场的作家所追求的艺术理念，有着很大的差异。而新世纪出道这批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念更是全新的，和前两代人有着更大的距离。比如，与市场的自然接轨，对“畅销”概念的认可，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很少主动思考过的，甚至是非常忌讳和拒绝的。但今天的作家则想尽办法使自己拥有巨大的市场效应，拥有更大的读者群。所以，今天儿童文学创作，如果按照过去的说法，创作的主体性似乎在迷失。但市场仅仅是“陷阱”吗?“娱乐化”追求和“时尚化”追求完全是艺术上的投降，或媚俗的艺术委身吗?在整个社会存在娱乐化倾向的情境里，“文学娱乐化”是作家难以逃脱的宿命，事实上，商业化就意味着要追求大众性。没有大众性，就谈不上商业化，就谈不上产业效益。所以今天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追求市场效益，创作越来越商业化和娱乐化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没有足够的娱乐元素和市场的接受度，出版业也不会给予文学作品问世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

创作的地理性重组

　　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儿童文学的主力都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重庆和南京等，因为那个时候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地区性文化因素。比如，北京、上海之所以一度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重镇，云集了诸多的儿童文学力量，与这些城市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刊物和少儿出版社的存在是分不开的。在这些城市曾经出现过创作、编辑、出版互动的良好局面。然而今天，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媒介(网站和博客)把作家们召唤在一起了，大家在QQ上互相交流，在博客上宣传自己、推介自己，甚至很直白地推销自己;有的作家还建立自己的儿童文学网站，使之成为集自我推销和与出版社编辑、报刊编辑双向交流为一体的媒介。于是，过去这些中心城市所形成的儿童文学内在的向心力没有了，儿童文学创作除了辽宁有赵郁秀、安徽有刘先平这样少数有威望的作家还在极力组合队伍，形成良好团队，大部分省市的作家完全是个体性写作。近年来新生的儿童文学作家散布各地，整个儿童文学似乎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今天儿童文学缺少力量，缺少对整体文化的冲击力。

权威的弱化

　　将近半个多世纪来，儿童文学一直生长在一个不断产生“权威”的圈子里，过去文学批评所常用的“一代作家”实际上就是“一代权威作家”。比如，我们一提到当代儿童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就会说到张天翼、严文井、金近、陈伯吹等。一说到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作家，就会列出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常新港等。今天儿童文学的著名作家越来越多了，但权威性在消失。网络媒介和文化体制也强化了作家创作的个体化劳动的特点，因此要作家们去遵循一个权威的指导是很难的。作家协会等文学组织机构因为在经济利益上和作家缺少直接的联系，而且在作家走上市场和读者方面也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就很难发挥其主导地位。

　　对于理论批评家来说，如果没有全新的话语，不能有效地与作家形成互动与对话，不但成不了理论批评圈里的名家，在作家们眼里更不可能成为权威。而且今天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创作的，是很难脱离参加新书发布会之类的儿童文学推介性角色的。现在有的人不去做儿童文学专业的理论批评而去做商业性阅读推广，其实就是认识到了理论批评权威性的丧失而自动放弃批评工作的。

儿童文学的艺术重审

　　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格局变化，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也促使我们对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新的思考。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儿童文学的价值、作家的创作姿态和作家的文化位置等问题。

　　儿童文学的价值，包含：一是对儿童生命和生活的基本状态的呈现，这使儿童文学成为成年人世界了解儿童世界的窗口。二是对成人生命与生活的基本状态的适当表现，这使儿童文学成为儿童了解成年人世界的窗口，儿童文学不但可以写儿童，还可以讲述成年人生活。三是比如爱，比如合作，比如同情心和悲悯情怀等人类的基本情感。四是成人的文化期待，包括成人作为父母亲角色对儿童的呵护与关爱，以及父母亲对儿童的教育意愿和成长要求。五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民族历史的理解。六是对母语意识的培养。儿童文学是人之初文学，“人之初”这三个字，告诉我们，儿童文学应该是很慎重的文字，应该值得我们不仅在文字上有美的修辞，而且要在主题和内涵上进行母语文化的提炼和选择。

　　这几年，儿童文学界一些人争论过作家的姿态是要调低，还是要调高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姿态很高，一些人是怀着教育情怀来写作的，还有的是怀着培育社会新人的理想来写作的，还有些是标榜为怀着启蒙主义的理念来写作。比如，曹文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这一艺术命题，这实际上就是把儿童文学创作放在一个很高的文化位置上来定位的。但今天也有一大批作家不再以此为创作的宗旨，比如有作家认为儿童文学要追求快乐，要变成开心的文字，还有的作家强调“要和孩子站在一起，儿童文学要与儿童在同一平行线上”。很显然，后者是一种姿态的调低。但这两种创作是否可以调适，是否可以折衷?事实上儿童文学需要的是形成一个儿童与成人之间互动的对话与交流的关系。儿童文学从某种程度上看，应是“对话的诗学”，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对话，是成长的生命与成熟的生命的对话。儿童文学创作没有对话的姿态，如果高高在上，作家的主体性角色还是教育者，还是教师，还是领导，还是家长，都会导致儿童文学成为教育主义的牺牲品，就会变为成人文化观念的传声筒，甚至可能完全变成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诠释者。

　　其实，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朱自强提出的“儿童文学是解放儿童的文学”的观点。另一方面，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只管埋头写作，还停留在书斋式的表达里。其实儿童文学还可以参与到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活动中来，在社区、学校和幼儿园等开展早期阅读和童年阅读指导活动。如果儿童文学作家不能在“儿童阅读文化”建设方面发生正向的作用，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其文化价值确认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