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者《老风口》沉重的一刀

　　《老风口》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厚重和乍看去并不引人的开头，差点就让我失之交臂。翻到十几页，冷不丁被某个情节吸引住，再没放下手。

　　这部描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品，不太具备畅销书的元素，但它具备了引领读者进入历史、阅读、思考并反省历史的另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这是出自张者之手么?自称有“校园情结”的张者，因《桃李》声名鹊起，亦在《桃花》中游刃有余，不料刀锋一转走到大西北，走得如此彻底而决绝，走出了历史苍凉与荒诞。

　　多年前采访张者时，他说，如果说写校园题材像轻灵一剑，那么《老风口》将是沉重的一刀，完全改变他的写作方式和语言方式。说完这话，一晃七八年过去了。

　　《老风口》的书名没变，内容在这七八年间，却被他糅进了骨头，糅入了生命。

历史就像巨大的传奇

　　小说《老风口》并没有全景式描写新疆生产建设部队的历史，而是从普通连队入手，从他们进疆时在羊粪坡扎营开垦荒地开始，在马指导员的讲述和“我”的倾听与补充中，把那些闻所未闻或者一知半解的人类学式的“口述实录”故事，以一种文学叙述“双声道”的形式，顺理成章地缀合成了一个传奇化的有机整体，最终还以扎根、断根、无根、拔根、寻根的潜在脉络，完成了故事多重意蕴的生成。《老风口》所表现的新疆大漠边际的兵团岁月，不仅弥补了一段空白，一段遗忘了的历史，更满足了人们渐已疲乏倦怠的阅读想象。

　　“我是兵团人的后代，在新疆生活过十几年。从中学到大学有一段空隙时间，我被推荐到新疆兵团某师史志办去帮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新疆兵团的发展历史。这些历史就像一部大的传奇，十分吸引人。冥冥之中，我感到了这些历史材料的价值，觉得有朝一日如果根据这些材料写成小说，那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我成了一个有心人，将那些下发的油印材料都好好地保存下来了。”张者说，20年间，他搬过无数次的家，丢了很多东西，这些油印材料却至今都保存完好。当写作《老风口》时，这些史料终于派上了用场。

　　《老风口》中虚构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结合，穿插了很多翔实的史实，“兵团的产生和发展除了专业人士外，一般读者都不了解。这时，将历史在小说中展现出来，就成了我写这部小说的重要任务。如果不这样做，很多故事读者看了也许就有种海市蜃楼的感觉，甚至对那些离奇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张者说，在查找资料时，他被兵团的发展历史迷住了，那些史料精彩又鲜为人知，若不是为了写小说，他可能会一头扎进史料堆，成为专门研究兵团史的学者。

从更深层次揭露人性

　　作家李洱对张者的讲述有段幽默却贴切的比方：不管是什么故事，到了张者的笔下，讲起来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口吻相当淡漠，动作相当随意，像老人叼着烟袋在村头的老树下“讲古”，像北京人在侃大山，像东北人唠嗑，其间伴之以点烟、咳嗽、吐痰、雄起等日常动作。

　　这种“讲古”的耐心、从容和扣人心弦，在《零炮楼》中有，在《老风口》中也有。自始到终，张者没有放弃对人性的追问。在《老风口》中，张者通过一个个传奇色彩极为浓重的故事，真实而生动地铺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扑朔迷离的历史细节以及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以浪漫情调的叙事构筑起悲情壮美的英雄史诗的格局。

　　《老风口》讲述故事的背后，其实隐含了张者本人的自然观与世界观。他说，面对大的自然环境改变，人类无能为力。就像蚂蚁垒窝，一个小孩子随手一碰就可能倾巢覆灭。人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只能和天达到一种平衡，不能胜天。所以小说结尾写到撤退，写到退耕还田。

　　即便在《老风口》中普通妓女宁彩云的身上，张者也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张者说，在当时恶劣的社会背景下，男人必须立起来，用宽阔的胸怀为女人遮挡风沙。但男人关键时候掉链子，当他不负责任时，肯定会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写，其实是影射当下一些不负责任的男人。

知识分子不能“哈众”

　　当年被杨绛先生称之为“当代《围城》”的《桃李》中，主人公不予抵抗地滑向深渊;《桃花》中，张者又探讨了知识分子坚守道德底线的可能。《桃李》和《桃花》所关注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中，张者以幽默轻松的笔调将真实的冷酷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游戏感情、学术腐败等一系列高校中存在的问题无一不在。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中的精英分子，知识分子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重要方面，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如经济学家风头依然很足，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却逐渐被边缘化。他说，目前整个社会是有从众心理的，知识分子恰恰不能从众。鲁迅早在几十年前表明了他的态度。这种“从”，也可以理解为“哈”，“哈众、哈商、哈官”是知识分子最应避免的三个领域。哈权、哈商对国家的民族文化来说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哈众。知识分子不但不能“哈”，还应掷地有声地立出标杆，应该是超前的，如果中国的民族没有这种人，就没有前途。

　　“写小说如果为了读者，不能算真正的作家。作家至少应该有探索精神，作为民族的精英分子——即便没有精英的身份，也应该有精英的态度。就像得道高僧死了之后有舍利子，在文学上，作为真正的作家，应该有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张者说，自己对先锋作家很崇敬，他们的探索对文学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他本人，写小说从来没想过是否畅销，尽自己的力量写出来对得起内心，对得起所谓作家的头衔，就够了。

只用“菜心时间”写作

　　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半，是张者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这是他一天中最精力充沛的时间，被他称之为“菜心时间”。他觉得自己的创作状态很好，不着急，不动摇，从容不迫地写，悠然自得地写，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他说，自己打算一辈子就这么写下去。因为，这个“作家梦”藏得实在太久。

　　中学时，张者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理想》。很多同学理想是当解放军、工人、科学家，张者写的是当作家。作文写出来，老师在班里一念，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少年时代被嘲笑，对灵魂的刺激很大。张者从此较上劲儿，读书一定要读中文系!大学毕业，他埋在心里的种子还未探出头，只在记者这个行当里游移。上世纪90年代法律热，张者考上北大法律系，却为着当作家生存做着不动声色的必要准备。其间他不断写小说，却不敢拿出来给人看，一不留神在杂志上被同学翻到了作者介绍，大家就议论法律系又出了个作家。毕业时导师就说：“我有个弟子，文笔很好，居然成了作家，不务正业。”

　　现在，他完全可以从容地坐在书房里，用他的“菜心时间”潇洒自如地写作，在他的文学梦里自由驰骋，将北京大学法律系导师对他“不务正业”的评语进行到底。他说，作家要是不断重复自己，那就会成为一种无聊的写作，让人提不起兴趣来。他无法想象一个作家在不断重复自己时的写作状态。“题材和风格的不断转换，是对一个作家的救赎。”从河南农村长大，少年时跑到新疆兵团找父母，又去重庆上大学，之后到北大读研究生，复杂的经历成就了张者丰富的题材库，也成就了他的多面手，为此，他很得意。因为这种转换，将张者从“空仓”状态变成“满仓”状态，在写作中不断找到支点，满腔热情地投入进去。

　　在《老风口》出版之前，中国作协为张者召开了改稿会。国内顶尖的评论家齐聚一堂，对一部尚未面世的作品品头论足，直言不讳地指出缺点，这需要作者有很大的勇气与承担。张者戏称自己“脸皮很厚”，评论家怎么说都能“坐得住”，对大家的意见照单全收，并一一改过。比如有人说作品结构不好，他就打乱重来;有人说作品最后的情节不合情理，他就全部拿掉……张者说：“书没出版前的改稿会，有两个前提，一是作品坯子值得评论家去提意见，二是要有自信。作家要有自己的判断。别人东一说西一说就晕了那不行。评论家提一点，就可以帮助我打开思路。”会后，有评论家感慨，能否虚心接受意见，看到自己的缺憾，大致可以判断一个作家是否能走得远。

　　张者应该是这样的作家。因为除此之外，他在写作之路上，走得如此从容淡定，不受打扰，他貌似漫不经心的外表下，深怀着对民族、对社会的清醒认识与反思，深怀着对无论偏远大西北还是象牙塔中的普遍大众无尽的爱与忧思。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