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路径与文学形象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很期待和大家就关注、关心的文学议题展开交流。在开始之前，我先谈一篇小说，是陕西作家红柯的作品，他英年早逝，写过很多中短篇小说，他曾去新疆支教十年，因此他写作的大部分作品都和新疆有关。其中一个短篇，在他的作品中并不是很出色，但是我印象很深，它写北京的一名大学生去新疆支教，支教地点在沙漠边缘的一座村庄。学生中有一个小孩，他的父母在城里打工，他的祖父祖母经常去沙漠里挖药材，所以这个小孩常常独自在家。支教老师到了村里，给学生们讲北京的种种好处与无限风光。那个孩子举手提问，他说，老师，你口中的北京好是好，就是太偏僻了。读到这，我怔住了，小说里的支教老师也呆住了。同学们，小说写到这里，这就是小说的关键之处，你们想想，这个老师该如何与学生沟通交流？红柯是这样处理的：老师愣了一下，走过去摸了摸孩子的头，没有说话。这个处理方式非常好。我讲这篇小说并不是讲小说的写作技术，这篇小说没有很具体的故事，也没有很精彩的环节，但是我在读这篇小说时，至少有那么一下，它击中我了，唤醒了我身体内温暖与温馨的感受，我特别感动、感慨，而且还能令我的思考延伸——一个住在沙漠边缘的孩子，他对世界的想象与了解原来是这样的。好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有标准，也没有标准。所谓有标准，它可能是一种共识；所谓无标准，就是好的小说在创作时，它是有路径、有不同标识的。为什么我提到“标识”这个词，正好今天上午我们也展开了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学期刊的未来的研讨，讲到部分年轻作者的作品相似度太高。这就是没有标识的表现。我想说，写作要有路径，要有标识。不同的路径要达到的终点便是——个人要有个人的标识，作品之间要有差异。就像此次来到福州一样，有的坐飞机，有的坐高铁；有的从北边来，有的从南方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句话颇具哲学意味，但对于文学之路而言，这句话恰恰相反——路是有限的，跟在他人身后，依样画葫芦绝不可取。
今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出圈爆红。其实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好多年前就出版了，今年凭借电视剧也带火了图书销售。几年前，我就读过李娟的非虚构作品《冬牧场》，读过之后，你不能说它有多么深刻，但是它给你的启示很大，特别是当我们为某些事某些人斤斤计较时，你读一读她的文字，就会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她想象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她的作品特别具有标识度。还有一位新疆作家，他的散文当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题目应该叫《语言丧失》，写个人的事迹，为什么写个人的事迹？因为个人的事迹更能产生深刻的共鸣。但其中也存在一个问题，不同年龄段的人写自己的经历，在不同年龄段的读者看来感受是错位的。我曾经看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写自己的生活有多么艰苦，但在我看来却有点可笑，因为站在我的年龄来看二十几岁年轻人的苦难，我觉得那根本不算什么。即使写个人的事迹，也应该上升到形象的高度，才能打动人。《语言丧失》这篇散文就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散文中的母亲是回族，父亲是维吾尔族，民族文化的差异体现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穿衣、饮食乃至影视的偏好等方面，父母的民族差异就表现为话语权的争夺。母亲的性格很强势，所以家里的大事小情父亲都听从母亲的安排，所以家里的各种元素都以回族元素为主。假期，文中的“我”去喀什亲戚家，看到电视上维吾尔族姑娘的妆发打扮非常漂亮，印象深刻。假期结束，“我”回到家中，母亲看到“我”身着维吾尔族的衣饰，很生气，便愤怒地扒下“我”的衣服，换上了回族服饰。不仅是穿衣，日常吃饭、交流也涉及民族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母亲得了一种病，在家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家里的经济命脉便掌握在父亲手中，父亲才终于掌握了话语权。家里的官方语言才终于变成维吾尔语。虽然这篇文章写的是很生活化的内容，看似琐碎，但是它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涉及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还有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它的故事也很简单，其中展现的冲突就是文化冲突，也很了不起。
文学要走自己的路，如果大家有志于写作，这一点切记。我对小说的痴迷始于故事，比如小时候爱读《封神演义》，初中迷恋的《吹牛大王历险记》。《封神演义》具有神话的设计性，各种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能人异士，没有什么不可能。但《吹牛大王历险记》是童话，它有着现实的基础，与现实的关联度更强，可以用逻辑来解释。吹牛如果只是彻底的胡说八道，那么故事立不起来。故事的情节也是一样，整体与局部并不是简单的组合关系，而是要描摹一种生长性。后来我读果戈里的《死魂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等，人物才从故事中走出来，进入我的视野。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展，有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概念，后来又见识了更多流派与风格，才有了故事与人物之外的结构、叙事等概念。从技术上看，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是有区别的——中国作家大部分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国外的写作训练会针对你薄弱的点展开针对性训练，如果你编织故事的能力弱，那就训练编织故事的能力；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对话，那就训练写对话的能力；如果你想象力薄弱，那就训练想象力。同学们也可以尝试自我训练，这对写作大有裨益。写作是件消耗的事情，要偷懒就是依样画葫芦。但是文学技巧有着不同的路，即使写同样的题材，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和艺术追求。
作为一个写作者，当然要面对路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路适合自己，什么样的路能走得更远，这很重要。一篇作品或许在短时间内脍炙人口，但是经不起时间沉淀，无法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即使目前无法经受时间打磨，但写作者也不能就此停止，文学之路需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可以稍加变化、另辟蹊径，乃至开疆扩土。不同的路有不同的分解，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选择。近年来，我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文学才是有生命力的，什么样的文学能和世界并肩，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其他主义？曾经有一个阶段，我特别喜欢一个吉尔吉斯斯坦的作家——艾特玛托夫，他的作品被译为五十多种语言，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自然是读者心中的标杆，但是再过50年、100年，他还会不会拥有足够的读者，尚未可知。任何一个作家都是成功的，但是对于后世而言，他的存在或许是零，是无足轻重的，这很虚妄。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写作没有时间概念，没有经受时间考验的东西，那么你的作品就会被时间湮灭。
我个人的写作经历深受现实主义影响，写作时如果无法确定人物的个性就无法下笔，人物能否立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长篇小说，如果没有鲜明的、立得住的人物形象，那么这篇小说基本上是失败的。现代主义当然也涉及人物形象，但它对文学的贡献更多在叙述视角等方面。现实主义对外貌、语言、心理等方面的刻画相对均匀，但在现代主义看来，心理描写占绝对的霸权地位。读完现代主义的作品，读者很可能记不清主人公的长相、高矮胖瘦，而心理的、意识的活动往往令读者印象深刻。我个人认为，写作时既要读你喜欢的作家作品，也要读你不喜欢的作家作品，因为不同的路径有不同的魅力。
文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独创性，无论是理念，还是手法，又或者是语言。归根结底还是路径和标识度的问题。作家在写作之初也并非就确定了目前的风格，比如福克纳，他的《我弥留之际》一经问世遭受了很多质疑与指责，被指这部作品抄袭霍桑。但福克纳认为自己和霍桑有很大的不同，包括后来文学史也承认，福克纳和霍桑有着差异性。刚开始写作，可能会或多或少受其他作家的影响，甚至有某种程度的模仿，这都是可取的。但是，一直模仿，一直选择被动地接受其他作家的影响，只会丧失自己的标识。作家只有在不断探索后，才会清楚什么样的路是最适合自己的。比如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在美国也是位传奇人物，之前他也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选之列，呼声很高。我认为他比一些获奖作家写的作品还要好。罗斯早期是现实主义，后来则改为现代主义。他的现代主义代表作《乳房》，我读过之后，觉得这部作品没有独创性。它写一位大学教授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重达183磅的乳房，丧失了行动能力。这样荒诞的变形，读者看到就会联想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罗斯肯定也读过。但是读过卡夫卡，再读罗斯，你只会觉得罗斯的作品很一般。但是后来，罗斯又开始现实主义写作，他的现实主义风格与之前也大不相同，呈现为叙述方式等多方面的变化。花草只有在适宜的土壤才能生长，比如现代主义的出现就和西方工业革命息息相关。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提出：
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
我想，“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文学艺术而言，有反向催生的作用。比如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梦幻宫殿》就是一个例子，卡达莱生活在阿尔巴尼亚苏丹统治时期，《梦幻宫殿》就写苏丹统治时期，每个人早上醒来都要做报告，报告你做了什么梦。之后收集梦的官员就会把梦采集到一块儿，送到镇里、县里。全国各地装着梦的信件的马车都奔向首都，最终送往“梦幻宫殿”这个机构，会有专人分析这些梦预示着什么。这部作品很好。历史总是向前走，个体的探索也不会停止，所以文学也应探索新的路径。但是最基本的元素不可丢弃。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爆炸”时期，苏童、马原、格非、余华等一批作家写出极有分量的作品，中国文学叙事的多元、丰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然而，后来部分作品走偏了，变成了纯粹的炫技表演，没有扎实的内容。任何艺术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当然，完美的艺术极少，但作家仍要在追求完美的路上奔跑，逐步趋向完美。如果非要在内容和形式间择其一，那我宁愿选择内容。
文学的路，我认为怎么走都可以，没有规矩、没有边界、没有原则。如果说有原则，那只有一条，那就是文学之路应越走越宽，而非越走越偏狭。关于人物形象，我就不具体分析了，归纳一下，还是一点，就是要选择不同的路径，最终形成自己的标识。塑造文学形象只是其中一条路径，文学形象的塑造看似简单、传统，其实很难达成。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他塑造了很多经典的文学形象。这些不仅仅是文学形象，还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在某种场合下，如果有人说你是祥林嫂，不论是读过还是没读过原著的，都能意识到对方在骂人。这是因为在特定场合下，即使是没读过作品的人，也能凭借对方的神情、语气、语言感受到对方的轻慢之意，就能意识到“祥林嫂”指代的某种普遍的、社会性的意义。
这是我关于文学的一点看法和亲身感受，我还得再强调一句，同学们将来无论从事专业写作，还是文学理论研究，或是从事教学等方面的工作，哪怕你的工作与文学没有关联，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读文学作品，尤其要读文学经典、有鲜明特点的作品，你的收获会很大。
（《路径与文学形象》系胡学文2024年11月22日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讲座整理稿，文章原发“中篇小说选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