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香港作家梁凤仪宣布，今年她将动笔创作最后一部小说《我们的故事》三部曲，为的是让读者了解香港自1949年至2015年的传奇故事，以一颗爱国爱港的赤子之心，为香港自新中国成立后的66年立传。

　　新书尚无清晰轮廓，梁凤仪却在其心中的中国文学最高殿堂——中国现代文学馆站着谈了3个多小时，她希望如此能给自己压力，得以如期完成创作。其间，她谈到至爱亲朋泪光点点，论及经商之道清晰缜密，在说到文学时反复强调“我不喜欢写作，但写作是我的责任”。她说，“写这部香港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尝试把6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爱情等融为一炉，实在是一个巨大挑战，之所以隆而重之地宣布这一‘写作工程’奠基，就是要让自己破釜沉舟、不得不写”。

　　记者：《我们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现在对小说有没有大概的设计?

　　梁凤仪：我写小说从来都没有故事大纲之类的东西，人物在规定情境里该发生什么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故事》想通过主人公林千童出生、求学、恋爱、成家、创业的经历写整个香港的命运，会写到我的故事也会写到我身边人的故事。林千童是我孙女的名字，我懒得想女主角的名字就顺手拿来用了。

　　2008年我曾打算写这部小说，可当时全球金融海啸让公司备受煎熬，等我把公司业务理顺已经到了今年3月底。倪匡鼓励我一定要写出来，他觉得我作为一个在香港长大的国家同龄人，既有创作才华又有财经、政治经验，所以必须要写，而且事不宜迟。我想，写得很好怕是很难，但我既然宣布了就一定要写出来，所以今后我会把更多时间放在写作上，毕竟面子攸关嘛。

　　记者：你总说自己不喜欢写作，那为什么在封笔10年之后又写小说呢?

　　梁凤仪：据我了解，目前香港地区还没有作家能写出香港这几十年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以小说的形式记录这段历史。我是不喜欢写作，因为写作是一件很辛苦、寂寞的事情，又赚不到很多钱，我这么活泼的人要下定决心不打电话、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写小说，需要很坚强的意志。写作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父母给了我写作的天分，我应该在有生之年发挥这一才华回馈父母、故乡和祖国，这是女儿对母亲的心意。

　　记者：父母除了给了你天生的文学禀赋，他们有没有在文学上给你带来什么影响?

　　梁凤仪：我的父母亲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在教育子女上有他们的坚持。在我念小学、中学时许多同学为了学好英文转学到国际学校，父亲坚持让我读以汉语教学为主的中小学，他说中国人一定要学好汉语，每次我写了作文他都拿给朋友、同事们看，他特别骄傲女儿可以写很美的中文，父母给了我写作的基础和动力。

　　记者：那怎么就开始写小说了呢?

　　梁凤仪：当年我念中国历史专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晚清小说的思想传播功能》，为了写这篇论文我读了200多本晚清小说，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用粗浅的语言讲故事，通过小说告诉百姓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需要改革、革命的局势。我把它看做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最成功的一次公关活动。文以载道，在我看来小说要对社会有所反映。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压迫香港的爱国爱港人士，我写财经小说就是要把那些不公平写出来。再就是，现代女性在香港生活、奋斗的酸甜苦辣也值得记录，所以我的小说里写了很多现代女性的故事。

　　记者：通常写作时是什么样的状态?

　　梁凤仪：我习惯用笔写作，也曾尝试用电脑，但很不习惯。通常我写小说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候一天写13到15个小时，写得快的话一天能写一万多字，有朋友说我写小说比人家读小说还快。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在混乱中不受干扰，比如在飞机上或是周围有小孩哭，我都能集中精力写作。这么多年也曾有两次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但并不多。以前写的多是中篇小说，这次写这么长的小说，心里还是有点打鼓，怕驾驭不了这么多人物和线索。

　　记者：香港作家陶杰说有梁凤仪写小说，他就只能给报刊杂志写一些小文章;导演黄健中说你的小说能以传统笔触写现代故事，把商战的阳刚跟言情的阴柔融为一体。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

　　梁凤仪：其实我读书不是很多，尤其这二十几年一直忙着做生意，就更没有时间好好享受阅读，香港有很多很好的作家比如金庸、倪匡等都对我有影响。好小说和好的电视剧有相通之处，就是人物的命运要发展得自然、真实，而且要表现得好才能吸引读者、观众。好小说会让每一个读者都成为导演，为读者提供想象空间。

　　我不敢说我的小说是好小说，有那么多读者喜欢的确是意外之喜。还记得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醉红尘》《花魁劫》《豪门惊梦》，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质疑出版社为什么要出我的小说。当时的出版社社长还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大意是说我的小说既能弘扬爱国之情、民族精神，传达一些思考、理念，又能给出版社赚钱，如果有别的作家能做到这些他们也会考虑出版。我无意、也没有资格一直留在文学的殿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想把写作作为终生职业。

　　记者：你现在经营的公司以传媒、公关策划为主要业务，《我们的故事》会在香港回归20年时改编成电视剧，你会自己做编剧吗?

　　梁凤仪：当然不会，我不是写剧本的高手，好编剧能让小说抵达更深的层次，影视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它的力量有时真的很奇特，比如我也会在特定时刻看到一些镜头流眼泪。会有更合适、更有功力的编剧，来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编剧和写小说完全是两回事。

　　记者：你说“写作是一件极端感性的事情，而做生意则需要极端的理性”，是怎么找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点的?

　　梁凤仪：这是一种天分吧，就像有人擅长文科，而有人擅长理科，我就是那种天生可以既感性又理性的人。无论是做生意、写作还是处理亲情、爱情，最重要就是要用心，如果你用心处理每一件事情，就会有奇迹发生。其实我的理科很差，但这不妨碍我做生意，因为我跟许多前辈学会了做人、做事，这才是最重要的。任何人最终达到的位置都是先天与后天分数的累加，我得到的比我应得的实在多很多。

　　记者：你理解的幸福是什么?

　　梁凤仪：幸福就是你能把天分与努力结合起来，达到该达到的高度。再就是此生没有金钱或者情感的欠债，如果有亏欠就尽最大能力偿还，这样才能不负此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