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述评

　　围绕着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坛在热热闹闹中走过了2009年。无论作家还是学者，都免不了进行一些历史的回望和反思——60年了，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什么？我们还将为人类的文化承担些什么？尽管很多作家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思考，但从具体的创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们不断超越的自觉意识和审美姿态。尤其是在长篇小说中，这种情形表现得更为突出。

　　　　　　　　　　　　　　　　　　　族群记忆中的历史回望

　　在2009年的长篇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海外华人的创作，如张翎的《金山》，陈河的《沙捞越战事》，严歌苓的《寄居者》等，都给以人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它们在叙事形式上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作者都立足于华人的生存记忆，借助域外的文化视角，打捞被遮蔽的历史，重新梳理我们的过去，从而在不同的族群文化中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和价值信念。
　　张翎的《金山》以极为细腻的笔触，通过一家三代人在加拿大数十年的艰辛闯荡，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凸现了华人极为顽强的开拓精神与生命中特有的韧性，也揭开了北美现代文明发展的另一种轨迹。从方得法到方锦山、方锦河，当他们带着朴素的淘金之梦，从岭南故土辗转到了陌生的土地，面对他们的，不仅有白人的淫威，土著人的隐恐，还有文化的断裂，种族的欺压。他们徘徊于现实底层，在求存中寻找尊严，在抗争中直面命运，在怀乡中抚摸伤痕，在失败中追寻出路，以自身的血和泪参与并见证了北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以自身的屈辱与坎坷，揭开了西方文化中族群观念的沉疴与痼疾。
　　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则以一种游侠式的轻逸之笔，演绎了一位华裔青年在“二战”中的悲剧人生。周天化虽然没有加拿大国籍，但他还是执着地走进了盟军队伍，并远征马来丛林沙捞越，开始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生涯。他拥有忠诚的信念，亦不乏机敏和智慧，然而在危机四伏的原始丛林中，在双面间谍到处潜藏的盟军队伍里，在特种兵、游击队、土著人彼此混杂的战乱环境里，周天化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巨大的迷津之中。因为没有族群身份的优势，他总是被当作一颗棋子，派往最危险的地带；尽管他对扭转盟军的丛林战事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战争结束之后，他却被历史迅速地遗忘；只有那颗纯朴的头颅和镶金的牙齿，永远伴随在爱人猜兰的身边。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在反思战争，还不如说是在反思现代的族群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掩饰下的族群观念。
　　 严歌苓的《寄居者》看似书写了旧上海的一段情感往事，一段充满了偶然与纷乱、忠诚与背叛的凄美情感，但浸透在情感之中的，仍然是不同国别、不同族群的男女，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困顿和感伤。因为战争，MAY、彼得和杰克先后来到了40年代的上海，乱世的失意与惊恐、凄迷与绝望，使他们三人之间迅速卷入了忠贞与背叛、信任与欺诈、良知与苟活、尊崇与歧视等复杂的人性冲突之中。然而，这些复杂的人性冲突，又紧紧地吸附在人物的身份之上，折射了旧上海的族群等级观念——因为，无论是华裔MAY，还是犹太人彼得和杰克，他们内心的真正隐痛都不在战争，而在于族群身份所形成的等级观念，在于身为“寄居者”的漂泊感和无助感。
　　因为不同族群的存在，人类拥有了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也因为不同族群的存在，人类又形成了各种观念上的痼疾，并导致彼此的伤害。在这三部小说中，作家们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史料辑查，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华人漂泊史，还以创作主体自身的文化敏感性，将笔触探入现代文明的深处，展示了海外作家的深度思考和追问。
　　与海外作家有所不同，阿来的《格萨尔王》和王树增的《解放战争》等，虽然也选择了种族记忆作为历史的切入口，但更强调某种“正史”的审美化重构。在《格萨尔王》中，阿来以重述神话的方式，通过对藏族史诗的全新诠释，激活了格萨尔王在人性与人神、使命与伦理、权力与欲望之间的穷挣苦扎。它挣脱了单纯的神话气质，使叙事在人性的层面上不断飞奔。无论是部落总管与长官之间，还是叔侄之间、妻与妾之间，围绕着财富、爱欲与权力，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轮番上演，而藏民族特有的剽悍与野性、旷达与浪漫的生命气质，也跃然纸上。
　　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则以非虚构的方式，通过大量资料的搜罗和整理，全面叙述了解放战争几大战役的过程。既有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又有人物个性塑造的冲动，还有作家的理性分析，再加上不少常人难知的史料，使这部皇皇巨著显得非常好看，也耐人寻思。应该说，它具有正史的品质，但绘人绘事又颇具艺术功力，像阎锡山、张灵甫、卫立煌之类，都演绎得鲜活而生动。

　　　　　　　　　　　　　　　　　　　个体记忆中的历史反思

　　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中，还有不少面对个体记忆的历史反思之作。它们或以人物的成长历程作为背景，重审特定历史形态下的个体生存境况；或由个人历史蜿蜒而至当下，从社会伦理的变迁中展示创作主体的思考。其中，颇为突出的长篇有苏童的《河岸》，艾伟的《风和日丽》，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以及曾维浩的《离骚》，廖琪的《茶道无道》等。
　　《河岸》和《风和日丽》都是以“寻根”作为基本线索，让人物通过对自身血缘身份的不断寻找和求证，从而一步步深入到革命化的历史之中，凸现了创作主体的“审根”意识。在《河岸》里，这个“根”是革命烈士邓少香；在《风和日丽》中，则是战功赫赫的革命将军尹泽桂。因为特殊的政治历史身份，他们的存在，并非只有某种单纯的血缘意义，而是聚集了鲜明的革命化的历史信息，负载了深邃的历史意志和现实社会的共识性价值，并直接影响到人物社会身份的自我确认。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生命之“根”，他们虽然具有血统上的伦理功能，但同时又承载了复杂的历史镜像，与历史意志保持着天然的亲和力，是个人与历史发生关系的核心纽带。
　　正因如此，《河岸》里的库东亮和《风和日丽》中的杨小翼，都是通过自身艰难的成长史，对强大的历史意志和革命化的价值伦理进行了尖锐的质疑，同时也揭示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镜像，以及个人对生命尊严的顽强维护。可以说，它们是以一种不约而同的方式，传达了作家对强悍而又荒诞的革命化历史的反思，而且其叙事结构都相对简约。不过，《河岸》仿佛一曲散板，注重诗意的想象和话语的漫游气质，叙事话语仿佛金雀河里的河水缓缓而流，虽然也不乏一些极为锐利的波浪，但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沉郁舒缓而又忧伤惆怅的美学韵致。而《风和日丽》虽也不乏一些灵性的审美气质，但整个叙事话语则明显地带着理性思辨的意味。
　　莫言的《蛙》试图通过一种自我叙说的方式，来演绎姑姑的传奇人生。姑姑作为乡村医生兼计划生育干部，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无限的热忱，对计生方针更是严格捍卫，由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乡村文化伦理的巨大冲突之中。生命承传与国家政策、母性意识与工作职责、亲情伦理与职业伦理……所有这些，围绕着生育制度和生命情怀，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展现了姑姑难以言说的人生痛楚。而陈眉的代孕、小跑葬送了妻儿等事件，又将作家思考的锋芒直指现实。莫言以“蛙”的旺盛繁殖而喻“娃”的控制出生，颇有反思的力度。在叙事上，作者尽管努力控制了一以贯之的话语激情，但是，用那种具有某些戏曲意味的叙事语调，向一个异国作家来诉说故事，我总觉得有些油滑，而少了真正的幽默。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从民国一直叙述到现在，通过一种饶舌式的话语，展示了杨百顺一家三代人从“出走”到“回归”的过程，带有很强的寓言色彩。不过，为了一句贴心的“知己话”，人物可以不顾一切地奔走和寻找，实在让人费解。倒是那些乡间的小人物，如卖豆腐的老杨，铁匠铺的老李，赶大车的老马，剃头的老裴，牧师老詹，不时的被叙述得十分鲜活，颇有意味。
　　曾维浩的《离骚》以一个叫王一花的女人异常妖娆的一生，将隐秘而又尖锐的历史，巧妙地附着在一个卑微的个体之上。它纷乱，坚硬，感伤，无奈，既有肉体的疼痛，又有灵魂的撕裂。在那里，幽暗的历史，丰饶的人生，失控的命运，执着的情感……这一切，不断地穿过一堵堵沉重的伦理之墙，在一个叫都梁的湘西小城，为“爱与美”举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人生盛宴。廖琪的《茶道无道》则将中国人的茶性精神与深邃的传统文化紧密地交融在一起，以茶喻人，又以人写茶，通过淡泊高迈的茶人从容地穿过历史风云，展现了传统茶性精神特有的魅力。

　　　　　　　　　　　　　　　　　　　现实伦理中的深度追问

　　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底层民生的思考，一直是很多作家的叙事目标。尽管这方面的长篇，很多都不尽如人意，但在2009年，还是有少数作品给我带来了内心的震动，尤其是刘醒龙的《天行者》和王跃文的《苍黄》。
　　《天行者》围绕着一个偏远山区小学里几位民办教师的转正问题，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执着、坚韧而又质朴的精神品质，演绎了他们无奈而又无望的命运际遇，在揭示中国乡土教育沉重与悲凉的同时，也传达了作者对乡土社会中文化启蒙的尖锐反思。为了转正，万站长利用一些潜规则成功地当上了公办教师，不料却从此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为了转正，明爱芬因寒冬涉河而瘫痪在床，当她拿到转正表格时，终于溘然长逝；为了转正，蓝飞、张英才因自己的自私行为而饱受内心折磨；为了转正，邓有米差点锒铛入狱；为了转正，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等人曾各怀心思，最终又相互抚慰、相互支撑。
　　转正既是他们心头永远的伤和痛，又是他们灵魂的试金石。他们并没有因为转正的无望而放弃启蒙的责任，而是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屈辱和困顿，努力不让学生失学，不让别人说界岭人“苕”，让界岭真正拥有自己的大学生。可以说，刘醒龙以其非常熟悉的乡村经验，举重若轻地书写了一群挣扎在偏远角落里的民办教师的铮铮傲骨和君子之风，包括他们的爱与恨，执着与彷徨，坚韧与焦灼。
　　王跃文的《苍黄》将叙事置于基层官场的内部，以乌柚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李济运作为一个纽带式的人物，生动地演绎了基层权力体系中的种种潜规则和人生悲喜剧。在那里，有自高自大且又附庸风雅、老谋深算而又不择手段的“刘半间”；有老实本分而又奢望权力、因升官梦而最后发疯的“刘差配”；有刚直清廉却屡遭暗算、最后不得不自杀的舒泽光；还有红黑通吃、变商为官、巧取豪夺的煤老板。而作为官场见证者的李济运，更是被父母、兄弟、妻儿、老同学、老同事、老领导呼来唤去，疲于奔命；一切基层官场的人生百态，看似与他无关，却又将他卷入其中，阴谋、陷阱、谄媚、背叛、欺诈，所有人性的恶，都在权力和金钱的刺激下四处蔓延，纷然呈现在他的眼前，使他无法回避和逃离。
　　小说以《墨子•所染》中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取为书名，明确地隐喻了权力对人性欲望的诱惑，具有强烈的警世意义。作者也正是通过近似于黑色幽默的反讽式叙述，由选举到矿难到上访再到举报，对当下的社会生存提出了尖锐的反思和批判。
　　曹征路的《问苍茫》以深圳一家台资企业的工人罢工为契口，揭示了现代资本运作的吊诡与冷酷。虽然作品并不是特别深刻，但它成功塑造了一个处于各种利益冲突中心的常书记形象。一方面，他被女工当成了维护权益的“主心骨”，被老板当成了维持企业的“稳压器”，被地方官员当成了吸引投资的“代言人”；而另一方面，他又只是一个被资本控制的工具符号，被权力用来弥补现实矛盾的“万能胶”。同时在叙事上，他又成为揭开一切内幕的见证人。他左冲右突，与其说是为了维系千疮百孔的资本运作，还不如说是展示了市场时代的现实困境。
　　除了宏观的现实书写之外，还有不少作家面对欲望化的生活，从人性深处进行了深度反思。像温亚军的《伪幸福》、钟求是的《零年代》、谢宗玉的《伤害》等，都是着眼于现代社会的新型伦理，从人物情感入手，以挣扎、逃离或变异的方式，揭示了现代都市背后的生存困境，也凸现了现代文明与个体幸福之间的失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