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的伤痕——郭楠《花团锦簇》中的流失与缠绕
相较于早期移民文学中强烈的乡愁属性，今天的移民文学已然开拓出了全新的视野。乡愁和回归被遮蔽在文化比较乃至经济发展的变革之下，作家们转而以一种海外进行时的姿态来探讨留学生以及国外华人沉痛的精神挣扎。与西方信仰不同的是，“中国”本身的意义也足以填充人们对于信仰的想象。而新移民文学中的回归主题大多也切回到个人化的生命中，不断地考虑到个体的尊严和心灵在两个国度间的平衡，试图在个人的生活悲欢中去挖掘新时代下的生活基点。
从小说《花团锦簇》中来谈，小说中的男主角梁晓可以说是很大一部分留学生的代表。从一开始，他的出国就并不是出于所谓深造的目的，而是在父母包办或者说推动之下前往国外，等到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大学之后，直到毕业时，他们才开始为生活忧心，甚至不惜采用不那么光明的手段拿到绿卡定居国外。
当然，梁晓的出逃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生家庭因素，他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而糟糕的是，被领养仅仅两年后，家庭中的父母就生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亲生孩子梁夕。梁晓在这种割裂的亲情中左右挣扎，一如他之后在国外所选择的，娶了富二代女孩林舒怡。
小说还隐晦地展示了梁晓同林太太的暧昧情愫，很显然，当他在国外结婚生子，实现了最初的：拿到绿卡、有车有房，生活安逸这种梦想时，他也付出了放弃自我追求和社会地位的代价。当他结婚时，身边的同学也直接地表明了对他的不屑。结婚之后，梁晓几乎沦为了林家的司机，日复一日地在同样琐碎的生活中周转，在这种生活与心灵的失衡之间，他有着难以排解的苦闷。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梁夕的成功显然更加刺激到他。
梁夕这个人物的塑造是有趣的。一方面，小说几乎没有展现过他的心理动态，而是全程以梁晓的心理来揣摩反衬人物动机；另一方面，在梁夕参加的第二次家宴中，他几乎是一个被丑化的形象。暴发户、粗鲁、不懂礼貌等等，但是，满身名牌logo且在妻子面前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他，却被梁晓暗暗地羡慕着。
小说同样地还借着梁晓的视角，不断地注视着国外的其他华人群体：在学校里长袖善舞但最终生活艰难潦倒的孔松杰；聪明优秀但却只能做家庭主妇的卓心惠；需要寄钱回去养三个孩子的女佣碧雅；安全感极低且喋喋不休的女人易珺等等。
这些人物横跨了各个阶级，从被迫出国谋生计到自愿出国追梦、从被看不起的小女佣到看起来的中产阶级，小说不再把他们塑造成悲情的劳苦大众，而是在平实的视角下窥探着芸芸众生在国外所经历的精神窘迫。他们共同的焦躁都来源于钱，不能把钱牢牢把持在手中的痛感深切地击中着每一个人物地内心，他们不再注重所谓理想和责任，而是涂抹了更多的物质色彩，试图快速改变生活的现状。因此，他们的苦闷也就来自于无法在国外建立起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很显然，当前的移民文学已然超越了最初的乡愁色彩，转而在个体尊严中寻找对人性的书写和叩问。那也就是，在国内国外发展速度几乎持平，甚至是在国内有着更好发展的情况下，当时出去的这一批高级“打工人”，要如何面对这种心态上的失衡。在这种失衡中，国内的经济文化剧变也能够有所显现。
值得思考的是，无论梁晓是走是留，他始终都是家庭中的局外人。即便回到家中，他也需要面对非亲生父母以及弟弟的嘲弄，而当他身处国外，也一定会被林家所防备。小说借助了这样一个始终的局外人形象，在他的身上投放了大量的文化冲突乃至密切的交集，试图展示某种复杂的情感激荡，来折射今天喧闹社会下移民个体的自我价值诉求。
作为男性，传统的儒家思想会迫使他们不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少要实现到齐家，然而，囿于生活本身的滞后，梁晓和梁晓们只能在日复一日的恐慌中成为琐碎的“富家司机”，他不具备自我控制的能力，甚至连和妻子做爱都做不到。
他们身上的遭际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华人世界中产阶级的生活困难，他们无法再融入国内复杂的人物关系，但同时也和国外格格不入。小说不止一次地书写了梁晓试图的出走，从最开始，他从国外回国，试图暂时放弃林舒怡的情感，甚至一开始也做到了，但面对母亲的诘问和格格不入的国内人际关系，他还是选择了重新回到国外，同林舒怡结婚。
而林舒怡在婚前的病情曝光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出走的机会，原以为温柔漂亮的娇妻实际上患有精神病，随时有复发可能，但这时候的梁晓显然已经放弃了出逃，而是仓皇地选择了结婚。这几次出走和复返，不难看出，梁晓或许已然不是对经济或者说物质生活的追求，而是企图找到认同感、存在感的追求。由于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绝对的重视，他期待在婚姻生活中被关照和喜爱。当诸多外在的附加被剥离掉，只剩下内心的纠缠和痛苦时，小说展现了全新的对于人生以及命运的思索。
事实上，梁晓的回归和出走都是复杂的，中国的剧变能够令梁夕从一个普通人发展成为周身名牌logo的暴发户，但同时，也会令海外归来的中国人在这庞大浪潮之前无所适从，正如梁夕在一开始到国外时所说的，到了国外，一切也就那样，不如拿钱做生意。到了今天，移民个体所能够关注到的中国现状，也是他们所无法选择的。
小说正是不断地通过这种华人移民人群在国外生活的苦闷乃至出走道路的艰辛，来间接地映射出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这些留在海外的留学生们的生活，平静而汹涌，精神压力之下，他们能够抉择的也只是在平衡点上不断试探多重文化的融汇。
对于海外华人而言，他们失落了离乡背井的历史记忆，在异地的文化焦虑中际遇沉浮，即便有车有房也仍然具备强烈的漂泊感和离散感。潜在的寻根理想使得他们不断地在故土的想象中自我缠绕，这种情感或许会蒙上多重物质的色彩，带有强烈的、长期性的焦虑与恐惧，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情感看作是新时代下的焦虑乡愁。他们不再以异域文化窥探中国，而是以全然客观的眼光来感知中国与他者之间的复杂隐喻。无论在哪，自我实现的乌托邦都无可找寻，庞杂的海外经验也只会是历史回望下的四面楚歌，被裹挟着重构理想的人们，只能在新的生活场域中不断寄托自我，寻求更加具备认同感的反思与安宁。
（作者系青年作家，《湘江文艺》杂志编辑）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