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热《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零度”与“温度”
《八度屯》是小说的开篇小节。结合后文各小节来看，《八度屯》中的故事可说是李作家开始破冰、正式融入整个乡村的前奏。虽然《八度屯》的容量极大，不仅包含了李作家逐步融入村民的整个过程，同时容纳了建民、松柏、瑞明等一系列人物的生命片段，整体看来虽略显凌乱，但作为长篇小说的一节，在此也具有合理性；同时也意味着接下来李作家的工作将发生变化——他从开始的被排斥到逐步被接纳，再到最终完全融入村民、成为朋友。本节末尾，李约热写下一句：“好吧，接下来的日子，我跟你们混。”至此，李作家（也许更多的是李约热本人）与村民之间的等级差异与隔阂开始消解，这也是后续故事能够发生的直接原因。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耳目一新的农民形象。这对于当下略显式微的乡土小说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收获。《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中的人物有农民身上所具备的最原始的朴素性。他们是直接的、现实的甚至是狡黠的，同时也是渺小的、沉默的，更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仅来自于角色自身所遭遇的来自现实生活的“背叛”——他们过去对下乡干部怀有憧憬，但最终总是失望；还源自城乡之间不断增深的沟壑所带来的情感沟通的障碍。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这里，村民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道德与伦理体系。相对于普遍性伦理而言，这是一套被重新构建的、更具有人情意味的价值体系。在这里，因为一场意外而导致同村人中毒离世的海民、美雪夫妇因愧疚远走他乡，开始了一场肉身与精神的双重流放；曾是屯长的忠深在一次村与村之间的争斗中失手杀人被关进监狱，却也因此始终获得着村民们的尊重。
这种伦理构建方式在李约热的小说中已不是首次出现，作品《情种阿廖沙》中也具有同样的被重造的伦理。阿廖沙爱上了重刑犯刘铁的妻子夏如春，遭到了众亲友的激烈反对。刘铁一审被判死刑，正在等待二审。按阿廖沙和夏如春的关系，阿廖沙应该希望维持原判，但事实恰好相反。在母亲要求夏如春与阿廖沙断交时，他喝下农药。被救之后，阿廖沙却因此举成为了野马镇的英雄。可见，在惯常伦理外，野马镇有一套自洽的价值伦理体系。
抛开正确与否不谈，野马镇的内部道德与伦理更为原始、朴素，充满尚义、尚情、尚勇色彩。在《八度屯》中，建民时常探望忠深，一方面出于朋友情义，另一方面则出自对忠深维护屯子利益的佩服心态。阿廖沙爱上夏如春，正是夏如春对丈夫的深厚情谊打动了他。于是，日常伦理和道德的惯性和绝对性就这样在李约热笔下被打破了。
从客观角度看，野马镇的内部伦理显然存在缺陷，甚至有不合理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独特的道德在李约热的笔下能够自圆其说，能够让故事中的人物从读者处获得情感的倾斜。这正是优秀作品应该具备的品质。一篇出色的作品不会将某种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强加于读者，而是通过故事自身构建的体系去获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某种情感偏移。这种偏移具有一定的实效性。当读者脱离故事后，会重新回到他所属的价值体系当中。即是说，优秀的作品会让一切与现实相违背的东西具备合理性，却又让读者在离开语境后重新思考人性之复杂。这就需要作家同时具备“零度”与“温度”：一方面，他必须客观地、诚实地记录现实，在书写中不过多地掺入个人情感；另一方面，他需要将自我的理解或情感趋向有温度地赋予人物并温暖人物，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人性之光。这一点，似乎也是李约热近年来作品的一个趋向。在大部分故事的结尾，我们都能找到某种温暖之处。《人间消息》一集中，《你要长寿，你要还钱》《情种阿廖沙》《龟龄老人邱一声》等篇，都具备暖人心脾的效果。在本集中，三个朋友能为了一个原本素不相识的老人，将老人的遗体用冰块保温，用马车送往火葬场（《三个人的童话》）；赵桃花为了丈夫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也为了他不会因为骗婚而落下口实，居然主动提出与丈夫离婚（《捕蜂人小记》）。在此，一种道理之外的原始情愫由此浮现，暖人至深。
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反映扶贫生活或赞颂或审视的作品不在少数，《李作家和他的朋友们》是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在小说中，李约热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史诗性的叙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时代的表达。作家选择了以“个人史”来记录时代，将作为个体的人还给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心怀慈悲的作家就是这样的抢救者——将淹没在时代洪流中的沉默者与孤独者打捞出来，如同拼图一样将他们嵌入历史这幅巨大的长卷。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期待着更多的史诗性作品，但事实上，史诗是由无数有声或无声的个人共同构成的。漫长的文学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伟大的作品不需要宏大的历史框架来成就，也并不需要执著于复杂缠绕的故事线与人物关系。即使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但作家若怀有慈悲之心，将心掏给读者，将温情注入人物，就算书写的是普通人的一生，也会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