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朝敏《黑狗曾来过》：回望“原乡”与心灵探寻
朱朝敏曾不止一次在散文中提到关于孤岛两个最著名的传说：神龟在此栖息以保孤岛万年不沉、土地肥沃，而楚怀王更是在秦兵的包围中挖出江底地道、逃出生天。神龟遗迹与密道虽有神话及传奇色彩，但楚怀王曾以这片江心洲为根据地建立都城丹阳则是有据可考。“我”，与一代代孤岛人一起，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追问与书写，何尝不是对“我在”的确认，对这片土地的认同。即使不时有洪涝侵害仍然能找到生活的“信”，岛上之人仍活出怡然自得的风度。因此在饥馑之年，拍唱楠管的刘师傅将孤岛人的来路和去处变成唱词，既是传承、又是宣告，接续了跨越时光的文化血脉，留在了孤岛人的记忆深处，而家家户户也因看见生命的来处有了继续生活的底气。除此之外，两则传说的浪漫与神秘也与孤岛人引以为傲的楚地风流不无关联。楚地遗风遗俗绵延至今，造就了神巫并存、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但朱朝敏的描写并没有走向志怪传奇一路，也无意于用耸人听闻的故事夺人眼球，奇绝陡峭之处在她笔下都是克制的。不管是祖母招魂驱鬼的巫术、跳起来与人比高的鸡冠蛇、还是十分有灵性的“催生子”……从幼年的“我”的眼光看来，这些都是真实生命经验的一部分。孤岛的楚风巫魂得以保存，当然不只是因为相对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更多来自当地人的“信”：无法解释的民间医术通过“口口相传地延续着生命。这是它的书写方式，虚妄灵性，犹如大地诗行。而传承者就是书写者，信者就是吟诵者。”如果我们轻易地以“迷信”一言以蔽之，可能会错过其中富有生命力的民间智慧。《乡野黑暗录》转述了作者听闻的隔壁王伯的一段经历，他曾在黑暗中看见床铺和墙壁上长出九棵树的影子，因为亲人的陆续离世，他相信是树影收留了他们的灵魂。生即死，死即生，亲人将永远与青山绿水同在，这就是乡野关于生死轮回的哲学。《行无嗔》里写到“我”的祖父在生命最后一个夜晚，他相信是催生子给他带来了好运，打纸牌的手气好到了极点。在回家的路上，祖父靠着台坡上的大樟树打起了盹，享受到生命大完满、大欢喜后安然离世，他的脸上甚至还挂着舒心坦然笑容。死亡原来是人在窥见生命的机趣之后无忧无惧的释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
“原乡”对朱朝敏来说不仅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她文化体认的起点。当“我”以今天的眼光去审视幼年的“我”时，何尝不是在生活经验之上对故乡精神特质的回溯与探索。更进一步说，如果把原乡作为一个生命体，朱朝敏想探究的不仅是一个由事件组成的、有着仪式化风俗的外壳，而应该是其中的精神内核。在《百里洲纪事》的前言，她引用荣格的话：“谁向外看，他就在梦中；谁向内看，他就会醒来。”基于“向内看”的写作诉求，作为一个清醒的写作者，朱朝敏希望在事件性的描述中让心灵现身，将外在的景物生活细节转换为一种精神处境和心灵处境，探究民间信仰如何去收纳乡村之子的灵魂。朱朝敏曾说：“我笔下的孤岛，幽魅、神秘、岑寂，但充满了悖论。”巫术信仰并没有变成一味的神性或者野蛮，人们得以正视灵魂中同时存在的幻美与幽暗。
然而，当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侵入乡村生活，曾经清澈的池塘、河堰干涸，依水而生的民间信仰终于丧失了它最后的信徒。乡野荒芜，曾经维系人心的乡村伦理乡村智慧甚至自然情怀在现代机器的轰鸣中摇摇欲坠，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显得无用又无趣。不再有“自请入瓮”的水蛇，祖母的医术也无用武之地；楠管拍唱终于登上大雅之堂但变得精致而乏味，作者不免涌上一股无法为外人道的怅然。故而她不断在文字中开掘童年记忆、回溯先辈历史，这何尝不是用叙述来抵抗已经发生的改变和注定会发生的遗忘，构筑心灵得以栖息与寄托的家园。那淳朴的生存智慧、对生死达观的生命状态，也许当时的“我”还对此懵懂无知，但对日后审视这段记忆的“我”来说，它们已不自觉成为自己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处世的信条。对生命中遭遇的未知事物永远充满敬畏，在物质至上、欲望躁动、霓红灯永远驱赶黑夜、现实压迫虚无的现代社会，还能保留对虚无的感知显得尤为可贵。这里的虚无并不是无边的漂浮、空无或者消解，“虚无天生就是现实的克星”，虚无意味着对抗物欲的占有，为纯粹的精神性活动——随着灵性起舞的意识流动留出空间，从而实现心灵的轻盈与澄净。“当一具肉身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乡野的黑夜大地，‘信’，帮助肉体完成从外到内再从内到外的清洗。抖落积垢污秽，升腾出洁净和轻松。”只有在不断反思除垢的过程中，生命才能摆脱喧嚣浅薄的生活，回归最初的澄明平和之境。
如果把散落在朱朝敏散文中的人物勾连起来，几乎可以构成一部作者的家族史。散文与小说、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在这里已经不那么清晰，比如其中一篇就直接以《虚构舅舅在朝鲜的若干切片》为题。如何理解散文与虚构的关系？事实上，虚构与非虚构都可以是写作抵达真实的方式，并不必然地归属于小说或散文。好的散文应该是追求心灵真诚的写作，她的虚构不是双脚离地、建造天马行空的空中楼阁；而是“匍匐在大地上”，就着生活的纹理，探寻与抚摸生命被遮蔽、被遗忘的部分。散文体裁的包容性使她能挣脱写作技巧的束缚，达到文学性与纪实性的统一。当作家怀着敬畏和诚实去写作时，重要的是如何写出人的命运与面对命运的方式。她曾在《涉江》的后记中说：“乡村多的是苦难，而乡村的可敬在于——有自己消解苦难的办法。乡村的哲学不亚于人间书。”在这本散文集中，“我”的大舅妈的形象让我久久不能释怀。舅妈是三外公家在一次洪涝中收养的孤女，几乎在家中承担着侍女的重任，长大后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我”的舅舅。上过新式学堂的舅舅反感包办婚姻，在新婚当晚毫不犹豫地到离家万里外的朝鲜参战。而在之后长达四十年的岁月里，舅妈几乎一边守活寡，一边挑起了照顾两个家庭的重任。她忍受着“我”母亲对舅舅多年离家转移的愤怒，还要在三外公被枪毙后陡然败落的家境中奉养三外婆。她无法像舅舅一样一走了之，甚至没有人理解她也是这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她在四十年婚姻的拉锯战中沉默又固执地坚守一点尊严和位置。经历了一次次水患、疾病、饥荒、离合，大舅妈仍然隐忍又坚韧地活着，终于在六十岁的时候同意离婚，取下了人生的枷锁，因果对错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是岁月沉淀后的达观和释然，就像1954年孤岛为了替武汉泄洪被整个淹没，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只要活着，就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
朱朝敏曾说自己是“回到原乡和根部的写作”。“根部”不止代表作为生命之根的故乡，更意味着心灵之根，是“黑暗的根部，泥土以下的世界”。它需要作者向下、向内深掘探索，直面内心阴暗的、荒凉的、暗沉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朱朝敏的散文、小说甚至其非虚构作品共享同一个精神谱系，并形成了鲜明的散文个性。在《黑狗曾来过》中，也体现了作者比较连贯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充满智性之思与诗性之美的美学探索”。智性意味着作者长于用精神分析的手法，清醒地穿透梦境与疾病，剖析心灵的幽暗之地，叩问人的存在；诗性的存在则让她避免陷入纯粹的科学理性，把精神生活变成完全理性的逻辑。她并不否认生命的谜题，在颇具神异色彩的风俗与生命经验的描写中仍然保持了某些令人敬畏的神秘的部分。正是在清晰与模糊、幻美与幽暗、虚与实之间，形成了她独有的文字张力。
散文如果只沉浸在“自己的园地”，对春花秋月故作感叹，那样的文字只是对生活的吉光片羽做浮皮潦草的打捞，失却了文学真实的震撼力。“对于有分量的文字来说，它的源泉是淳朴、敬畏和清澈的心灵……好散文传递并与他人共鸣的，永远不会是绮丽繁华的辞藻，不会是复杂迷宫般的结构。”作者选择关注“乡村病人”、尤其是沦陷于心理迷障、患“心病”之人，正是出于一个写作者察觉他人痛苦的敏锐、“与我有关”的悲悯情怀以及正视他人生命的阴核施以疗救的使命感。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告诉我们：“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乐于拥有健康王国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她探讨的是肺结核、白血病、艾滋病等疾病如何在文学中具有了隐喻的意味，而朱朝敏关注的则是当下精神处境与社会语境中失眠、抑郁、疯癫、强迫症等“心之疾”如何将现代社会的脆弱个体卷入命运的风暴当中。疾病书写如何写出力度？这意味着作家所牵怀的不止是身体的疼痛——当然，身体的异常往往是最先被察觉的表征，对心理学特别是荣格的学说颇有研究的朱朝敏还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隔膜。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异化为一只甲虫的格里高尔不仅要忍受身体的不便，连他的家人也逐渐失去耐心，把他困在房子里，甚至在他死去的时候周围的人只感觉如释重负。病人早早地被驱逐出“健康王国”，理所当然地被疏远被排斥，甚至被“强制制服”。他们也曾如溺水的人本能地向着光明泅渡，渴望作为一个正常人获得认可，但他们的求救信号却往往被忽略、被曲解、被歧视。《身体的暴政》一篇中，“我”先生曾经的同学因为妻子卷空家财跟人跑了，在家中每天面对的是父母对他“没有用、废物”的指责和叫骂，心灵终于不堪重负。狂躁发作时，他分不清眼前的物和人，家人只能捆住他的手脚，再用锁住的大门彻底阻拦他伤害他人和自己的机会。他流露出的不要被当作病人看、过正常生活的呼救最终不被理解。疾病是人过往遭遇的体现，理解疾病并寻求人道的对待病人的方式是我们每个人一生必定面临的功课。面对他人的不幸，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是暂时站在生命的阳面，他们不过预先领受了我们可能遭遇的苦痛。
更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止步于作为旁观者的悲天悯人，她还从他人的困境反观自身，勇于将解剖刀对准自己内心隐秘的角落，挖掘潜意识里的创伤体验，在对疾病追根溯源中完成精神的救赎。身体出现的病症可能只是心理的表现，倘若对此置之不理或者一味地压制身体释放的信号，疾病就有可能携带积压的愤怒卷土重来。朱朝敏在《黑狗曾来过》中完整地记录了自己“抗击”失眠的历程。在很长时间里，“我”宁愿承认是自己“矫情”也拒绝承认失眠是病。面对同样患有失眠症的师兄的倾诉，“我”无法理解他人的身不由己。只有当无法被药物压制的失眠卷土重来，“我”终于明白，伤害和阴面也显示了我们存在的形态。“倾注了尊严善待自身，自爱者等于自救”，通过长跑，“我”与身体的每一个零件对话并达成和解。在《我下雪，每一天我都道永别》中，作者描绘了自己的梦魇曾让睡眠满目疮痍。荣格说：“潜意识如果没有进入你的意识，就会引导你的人生而成为你的命运。”在向潜意识深潜的过程中，作者意识到梦境正是来自被压抑的童年恐惧。当一个人开始拷问心灵、追究心理隐疾，可能会承受再次揭开创伤的痛楚，但这也正是获得精神救赎的方式。依据心理分析的路径，作者要穿透梦境的雾霭，“从催眠的世界不断醒来”，清醒地挖掘真正的自我。“催眠的世界”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表象对人的催眠——人们沉溺在对物的占有，享有感官上的快感，却误以为过着一种有理想的、精神性的生活。也意味着不同观点、意见对人的催眠——人不自觉地用习焉不察的套话进行自我规训，去做背向自己的内心却面向他人的修辞。
朱朝敏长于用敏感的心灵和诗意的语言去描绘观念的世界，用文字去捕捉梦境、疼痛这样微妙、私密的个人体验。特别是她常用通感的方式，调动身体的所有感官，带领读者透视她的内心世界。她语言的张力不在于表现对象的辽阔无边，而在于内向挖掘的深度。她这样写初入亚丁的夜晚的高原反应：“我身体紧绷，犹如被掏空了血肉，只剩下空洞的皮囊。而皮囊中，冷暖气流在交汇处碰撞，又展开厮斗。肃杀、凋零、封冻。或者冷暖对阵，气流摩擦撞击，激起层浪滔天，却落下溪流涓涓。这是两极。一部分握手言和，另一部分在不畅通的穴位处僵持不下，而后凝滞板结……”面对这样纤毫毕现地展现疼痛的文字，读者会不自觉地调动视听触等所有感官进入作者的心灵世界。在那一刻，我们仿佛也在遭受着她的痛苦，从而产生心灵间的强烈共鸣。她曾这样描绘失眠：“夜晚浓黑的空气中，风声隐约，不断振动，麻木睡眠这根神经，却唤醒我们的意识。在意识的海洋中，我们清晰无比地看见，来自往昔的船只与现时交会而过，而被波浪折叠的剪影荫翳住某些感官……”朱朝敏擅长写“虚”，比起单纯地描绘事件，展现复杂的精神图谱显然更能体现一个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意象的跳跃、陌生化的语言、意识流的写法，都体现了她用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语言表现力的努力。
小说对疾病，特别是精神疾病的关注与书写其实由来已久。鲁迅先生在提到自己创作小说的动机时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五四以来的疾病书写与启蒙的现代性冲动密切相关，“中国病人”的形象往往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无论是鲁迅笔下的狂人看穿了吃人的历史，还是郁达夫的《沉沦》中患有忧郁症的“零余者”以自杀呼唤中国民族国家的崛起，或是余华笔下的历史老师以加诸己身的残酷刑罚诉说“文革”带来的巨大创伤，他们的疾病书写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群体的命运，以及人普遍的生存困境。从个体性疾病体验、创伤经验出发，向心灵深处探寻的写作路径展现了朱朝敏写作“一以贯之”的成熟与稳定，但如何拓展文学的广度，发掘失眠、梦魇这样精神性的“困厄”更深刻的文学隐喻意义，使散文对当下的现实生活有更大的介入性，是我们对未来朱朝敏的创作怀有的期待。
（编辑：moyuzhai）
